朋霍费尔︳关于成功、信任、同情、苦难、未来以及乐观主义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德国人，1906年2月4日生，1945年4月9日死于纳粹集中营）

（以下文字引自朋霍费尔的笔记《十年之后》，这些文字写于1942-1943年，被藏在某一处屋顶的梁椽之间而侥幸躲过了纳粹的搜查。这些笔记不足万字，但却涵盖当代个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问题。该笔记收录于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高师宁译，何光沪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朋霍费尔：关于成功、信任、同情、苦难、未来以及乐观主义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确实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每一种可设想的选择，看来都同样地不可忍受。我们完全在过去与未来之中寻求自己的灵感，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在，然而我们并未沉溺于幻想的迷梦，仍然能够平静地、充满信心地期待着我们事业的成功。不过，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负责任而有思想的前几代人所感受到的，也许同我们所感受到的完全一样，原因恰恰在于：某种新的东西正在诞生，而在当时的种种选择之中，还无法把它辨认出来。——朋霍费尔

关于成功

尽管成功绝不能证明恶行或使用成问题的手段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是一种在伦理上中立的东西。的确，历史上的成功为生活的继续创造了唯一的基础，而且关于像堂吉诃德那样行事并向新时代挑战，还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接受新时代并同意为它服务，哪一种做法在道德上比较负责，这仍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论题。说到底，是成功制造了历史，而且，历史的安排者（上帝）总是不断地从恶之中引出善，而为历史制造者们的头脑所不能及。忽略成功的道德意义，就暴露了对历史的认识之肤浅以及对责任感的意识之不完全。

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得不努力来认真地解决关于成功的伦理难题，这只有好处。如果善始终是成功的，我们就可以轻松地认为成功毫无伦理上的意义。可是，在成功是借助罪恶的手段而得到的时候，难题就出现了。在那种时候，像安乐椅上的批评家那样行事，为这个问题争辩不休，毫无裨益，因为那不过是拒绝面对事实。机会主义也毫无助益，因为那不过是在成功面前投降。我们必须下决心既不作愤怒的批评家，也不作纯粹的机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充分承担自己对于塑造历史的那一份责任，不论是作胜利者，还是作失败者。只有不让任何事件剥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才能同历史事件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远比批评或机会主义更加富有成果。

空谈什么像英雄一样面对肯定的失败仍然战斗下去，这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英勇，而只是面对未来的一种失败。有责任感的人所问的终极问题，不是“我怎么能英雄般地摆脱这种事务?”而是“未来的一代人将怎样生活?”只有这样，富有成果的解决办法才能产生，即令它们暂时还是微贱低下的。简言之，比起从具体责任出发而行动来，根据抽象原则而行动要轻便得多。正在兴起的一代将总能直觉地觉察到，我们是接照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行事的。因为，正是他们的未来处于危急之中。

信任

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被人出卖是怎么回事。过去我们常常觉得，犹大其人是一个谜，可现在我们是太了解他了。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弥漫着如此之多的不信低，以致几乎令我们窒息。但是，在我们设法穿透这个不信任的包围层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少见的信任。在我们确实信任的地方，我们已学会了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人手中。我们的行动和生命不可避免地对许多结构开放，面对这许多结构，我们学会了毫无保留地信任。我们知道，最应该受到谴责的，莫过于散播和助长不信任，我们的责任，是尽我们的全部力量去加强和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尽管信任只能出现在一种必然的不信任的黑暗背景之中，它仍将永远是社会生活中最巨大、最珍贵、最幸福的福祉之一。我们从未学会哪怕丝毫信任一个恶棍，但却学会了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值得信任的人。

同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只是通过亲身的体验才学到智慧。第一，这说明了为什么能够事先采取预防措施的人是如此少有——人们总以为，自己到时候总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克服危险。第二，这还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苦难麻木不仁的原因。同情与对临近灾难的畏惧是成比例地生长的。对于这种态度，有许多具有伦理根据的辩解。任何人也不想去同命运正面冲突：只有在面临实际的危险时，才会需要内心的呼唤和行动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义负责，任何人都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法官。从心理上说，我们的想象力、敏感性和心理上的敏锐之匮乏，由于一种稳定的平静、一种不受扰动的专注力和一种对苦难的巨大包容性而得到了平衡。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起镇静作用的条件，没有一个能够补偿那个最重要的因素，即真正宽广的同情心之匮乏。基督在自己的时刻来临之前，一直没有遭受苦难，但是一当苦难来临，他就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伸出双手抓住了它，掌握了它。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承受了我们人类的一切苦难，似乎这些苦难都是他自己的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并且完全自愿地忍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任何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我们不需要把这样一个无法忍受的重担加诸自身。我们不是主人，而只是历史之主（上帝）手中的工具。在他人受难之时，我们同情他们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是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通过负责地行动，通过抓住自己的“时刻”，通过像自由人那样面对危险，通过表现出一种并非出自畏惧、而是出自基督对一切受难者的解放和救赎的爱的真正同情心，来展示出类似基督同情心的广度。袖手旁观，最不合乎基督之道。基督徒不需要等到自己亲身受难之时；基督为之而死的他的弟兄们的苦难，已足以唤醒他的积极的同情。

关于苦难

由于服从一项人间命令而遭受苦难，比起作为自由而负责的人承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同别人一起遭受苦难，比起单独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作为众所周知的英雄遭受苦难，比起默默无闻地、屈辱地遭受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遭受肉体死亡之苦难，比起忍受精神的苦难来，要容易得不可比拟。基督是作为自由人，孤独地、默默无闻地、屈辱地、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苦难的，而且自那一天起，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已经同他一起经历苦难了。

眼前与未来

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人应当能够预先筹划他自己的生活，不论是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活，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那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种种事件的繁重压力，正是迫使我们放弃“对翌日的担忧”。然而归根到底，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之接受这种状况，是自愿的和出于信仰的（这正是登山宝训所要说的意思）呢，还是迫于不得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为将来筹划，意味着不负责任、无所事事地混目子，只为眼下而生活，同时，只有极少数人仍然梦想着更好的时光的到来。但是，我们不能采取这两条路线中的任何一条。留给我们的，仍然只是那条狭窄的路，一条常常未被发现的路——把每一天都当成我们最后的一天来度过，但同时又怀着信仰和责任感来度过，仿佛辉煌的未来仍然就在前头。当圣城即将被毁时，先知耶利米呼喊道：“在这片土地上，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还将可以再次买到。”这同他以前对灾难的预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当一切似乎都是最黑暗的时候，这是美好的东西即将来临的神圣征兆和保证。为着未来的一代而思索、而行动，但又毫不畏惧、毫无担忧地承担起每一天——我们不得不以这种精神在实际中生活。勇敢而又坚持到底，这很不容易，但这是绝对必要的。

乐观主义

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要谨慎一些。这是一种防止失望的安全保障，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早就这么给你说过。”——谨慎者就是这么谴责乐观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考虑现在，但在别人都已心灰意懒的地方，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能使人高高地抬起头来，争取自己的未来，绝不把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当然，也有那么一种愚蠢的、随机应变的乐观主义，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作为对未来的意愿的乐观主义，绝对不应当受到轻视，即便它已经千百次被证明是错的。它是病人绝不该去非难的健康与活力。有些人认为它轻薄，有些基督徒认为，在此生中希求并准备更好的东西来临，是非宗教性的。他们相信混乱、无秩序和大灾变。他们认为，那就是当前种种事件的意义，在彻底的心灰意懒或虔敬的遁世主义中，他们放弃了对于保护生命、对于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所负的一切责任。也许，明天就是最后审判日。假如真是如此，我们将愉快地放弃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劳动，可是，绝不是在明天之前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