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枪追赶毛泽东，令张国焘愤然“脱共”，99%的人都误解了这位红军将领！

1949年，解放大军在经过六安市霍邱县准备渡江时，一位老妇人端个板凳，步行8华里，到白庙集上，双手高举着一个红布条，上面写着‘寻我儿徐克勋’。

这位老母亲苦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返回家中。她做梦也想不到，解放军中几乎无人知道“徐克勋”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儿子在部队的名字是李特。

更令她难以想象的是，她的儿子李特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曾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教育长、西路军参谋长。他还曾奉命持枪追赶毛泽东，和彭德怀大吵了一架，让张国焘决定脱离中共。

而这位老母亲，注定等不到儿子了，因为早在11年前，李特就被人在新疆给秘密杀害了！

投身革命，从此改名换姓

李特对于今天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或许常看长征相关的电影电视的人还有些记忆，在诸如《彭德怀元帅》之类的影视作品中，李特的形象一定会出现：尖嘴猴腮，或者贼眉鼠眼。与他相伴的，还有黄超。这二位有点像“国焘同志”身边的“哼哈”二将。正说，是他俩执行力超强；反说，是他俩中张国焘的“流毒”太深。

算起来，李特也是中央派去鄂豫皖的干部。查他的履历，根正苗红：

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霍邱县白庙乡。

19岁那年，李特考入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预科班。入学后，李特沉默寡言，专心读书，就连学校组织学生去泰山春游，他也只是在车厢里看书睡觉。

在同学们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书呆子。然而，谁能想到，当唐山掀起路矿大罢工的风暴时，这个书呆子竟一反常态，积极声援，组织同学们一起参与斗争，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那时起，勇于斗争的他就引起了学校党组织的注意。三年后，即1924年，他被党组织选派前往苏联学习，开始了新的征程。

李特个头不高，跟人高马大的苏联人相比甚至显得有些矮小，所以，他们经常用英语戏称他“Little”。他觉得好玩，便音译成李特，原名徐克勋渐渐被人遗忘。

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的李特进步很快，于1925年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选为支部书记。他在留学期间，还发展了不少党员。1926年师哲入党，李特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27年秋，李特被调到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这里有中国学生10多人，同学中，有肖劲光、李卓然、刘伯坚、傅钟等人。还有一位更牛的同窗，是蒋大公子蒋经国。

后来，李立三为了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主张，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并要在上海等大城市搞武装暴动。为此，李立三把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人员调回上海，搞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李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30年秋离开莫斯科回国的。

返回祖国的时候，李特还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旅行箱的底部夹层带回了一本步兵训练操典，这为中国红军的规范化、科学化训练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理论教材。 

红四方面军干部

持枪追赶毛泽东，和彭德怀对骂

李特对于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在鄂豫皖苏区时，曾担任过几个地区的中共特委委员、书记，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红军大学教育长等职。在此期间，他为训练部队、培养军事人才做出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

然而，就在他积极训练军事人才之际，蒋介石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第四次重兵“围剿”，红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进入川陕地区。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长征途中，李特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在1935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会师后，红军部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李特随右路军行动。

就是在这一时期，李特做了一件备受他人指责的事，这件事也成了他人生中唯一的污点。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张国焘坚持分裂主义，使长征中的红军面临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张国焘到阿坝后就按兵不动，坚持要南下。而中央则坚持北上，双方都不肯妥协。

9月9日，张国焘对红军左路军下达了南下的命令，并致电中央，要右路军也重新过草地南下。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成为牵动全局、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

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已经分散，红五、九军团在张国焘的左路军里，红一军团困在甘肃迭县俄界村。在就近的部队中，党中央能直接指挥的只剩下红三军团。此时，党中央处在随时都可能被张国焘胁迫的危险境地。

张国焘（左）和毛泽东（右）

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也为了给整个红军开辟道路，党中央毅然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在前开路的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1935年9月10日凌晨三点，毛泽东率领红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出发北上。

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听说红军大学也跟着北上了，立马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和红军大学秘书长黄超前去拦截，阻止红军大学北上，还派人给彭德怀送来亲笔信，要求红三军团停止北进。彭德怀看了陈昌浩的信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拿着信幽默地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

就在毛泽东、彭德怀拿着信幽默打趣之际，李特带人快马赶来，追到红三军团后尾。

李特手下的几个人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了！”“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走，他们是苏联的走狗，要把你们带到苏联去！”“毛泽东、周恩来北上逃跑，投降帝国主义！”红军大学的学员主要来自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便停了下来。

开国中将莫文骅曾回忆了李特追赶毛泽东等人的细节。他说，李特飞马追赶中央，他一面用皮鞭抽打不愿回去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面高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向来暴脾气的彭德怀很生气，站了出来，出面与李特讲理。后来，李特和李德又争吵对骂起来，李德骂李特为流氓，李特骂李德为赤色帝国主义，两人还动了手。

就在场面一度混乱之际，毛泽东站了出来。他对李特晓以大义后，李特没有再为难大家，只是带着红军大学中的一些红四方面军学员回去了。

在这件事上，李特去追赶毛泽东等人，是奉命行事，可他太过于冲动，处理事情的方法非常不妥当，所以当时在场的杨尚昆、宋任穷等人对他均无好感。

后来，有位美国作家问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说明当时这件事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若发生内战，后果不堪设想。

同样，这一次持枪阻拦红军北上，也极大影响了李特，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36年10月，准备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一部

浴血河西，死因成谜

1936年，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命名西路军，但后来改为直接去新疆接收苏联的援助物资，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

当西路军到达甘肃的时候碰上了马步芳以及马步青等人的部队，双方展开了激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不得已分成三个支队，分头游击。

李卓然、李先念等率领左支队进至甘肃安西城南25华里处的石堡城，准备攻打安西县城，这是冲出祁连山的最后一仗，李特就在这个支队中。

当时，马步芳大概料到了西路军会进攻安西县城，所以，他在晚上又增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前往安西县城。

城中一个原先为红军提供情报的商贩及时出城把这一个情况告诉了李先念，李先念不相信，因为之前摸清了对方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所以决定按计划攻城。

就这样，他们攻城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被打退，地上铺满西路军战士的尸体，李先念才后悔没听商贩的话。

后来人们都说是李特决定打的这场仗，一直把责任归咎于李特，事实并非如此，李先念晚年曾纠正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不仅如此，李特还在安西之战后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带领着仅剩的四百多西路军战士到了新疆，一路上饱尝艰辛。

原红四方面军机要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的宋侃夫说：“在西路军，李特在总部主管军事方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工作是很努力的，也是有贡献的。西路军打了败仗，同李特没有关系。”

后来，在新疆的西路军余部都被要求做了是否回延安的选择，李先念选择回去，而李特则选择不回。在李先念坐飞机回延安的时候，李特还特意到机场送行。不久后，李特就被杀害了。

是谁下的命令，被谁所杀，怎么被杀的至今仍旧是个谜，有人因为李特曾追赶毛泽东而怀疑是毛泽东所为，果真如此吗？

1940年2月21日，从新疆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将士合影

据红四方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办公室成员赴新疆掉访资料证实：

1938年初春的一天，“新兵营”正在学习，忽然外面来人喊李特和黄超到总队去。此后，李特、黄超再也没有回来。调防人员还查阅西路军余部人员去苏联学习的名单以及去延安人员名单、被盛世才分配到新疆各地任职的名单，都没有李特和黄超。

处决李特、黄超的命令，何时何地由谁下达，史料或未解密，或者早已销毁，难于查证，但张国焘回忆录中透露的讯息，或许比较接近事实真相。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下）中写道：

“王明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幷已枪决了。”……“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到极大的刺激。李特、黄超是从1931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他们到鄂豫皖之前，我们并不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

张国焘甚至说，李特之死对他是一种“重大的刺激”，成为他“最后决定脱离中共”的重要原因。

按王明的说法，李特之死，执行者是特务头子邓发。但下达命令的，会是王明吗？查查当时的邓发，是受谁指挥，就会明白。

“一言兴邦”，固不足信，但“一语丧命”，自古皆然。或许，李特的命运，早在他作为红军大学教育长率队追赶偷偷北去的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时，就已经决定了。

查《炎黄春秋》1999年第1期，有一篇关于李特的文章：

（记者）受命于1988年4月12日起开始调访李特史料。1996年下半年，从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中央军委已批准李特为革命烈士，将由总政拟填发革命烈士通知书通知原籍人民政府。笔者随即赴合肥，到安徽省民政厅优抚处向负责烈士方面事宜的某科长查询是否接到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回答说没有。

1997年，再次去省民政厅优抚处某科长查阅，回答仍说未接到通知。1998年8月18日，我无奈赴京求助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查询。虽因负责烈士方面工作的同志赴抗洪前线，未立即得知结果，但我返回霍丘县的第四天，即8月27日下午2时31分，我便接到总政组织部的电话：“总政组织部于1996年6月27日填发关于追认李特为革命烈士通知书，以军烈字（96）001号寄往安徽省民政厅。”

1998年8月28日清晨5时30分，我乘霍丘至合肥的头班车赶赴合肥，9时20分，当我站在优抚处某科长面前，述说解放军总政组织部的电话内容时，她竟不耐烦地说，“谁叫你上北京的？”我答：“通知书寄出两年多，当地政府未收到，又到你处查不到，不去北京查行么？”她无话可说，把档案柜打开，我一眼就看到一个下署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大信封，她抽出一看，正是李特的烈士通知书。她把烈士证尘封了两年又一个月，毫不感到羞愧，反说：“总政应直接寄到霍丘县，何需由我们转。”面对年轻的女科长，我又怨、又气，泪水滴在脸上，我喃喃地说：“年轻人，李特沉冤60载，以鲜血换来的只有一张烈士通知书，他无儿无女，连接受烈士证的亲人都没有。他的老母思儿成疾。1949年解放大军路过霍丘准备渡江时，李特的老母端个板凳，步行8华里，到白庙集上，双手捧着‘寻我儿徐克勋’的红布条，苦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失望地返回家中。她做梦也想不到，早在11年前她儿子李特就魂断天山了！”

李特亡年三十六岁。具体被处决的时间、地点均不可考，自然也尸骨无存。他的这个结局，有点惨。再联想迄今为止他在影视作品中的形象，不禁为之抱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已经为李特平反。“烈士事迹”栏中有写：“李特同志在长期艰苦卓越的革命斗争中，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为红军的建设与壮大，作过贡献；参加长征、西路军，英勇作战，历经磨难，经受了严峻考验。”

影视作品的创作人们，是不是也该抬抬手，别糟蹋这么一位烈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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