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影像史上的传奇——交城人吕锦瑗和她的丈夫
本文由老乡冯迪供稿，特此致谢！
4月4日，是现代女科学家，山西交城人吕锦瑷女士逝世的纪念日。
她才华出众、温良端淑。她是中国感光化学的奠基人，她与丈夫共同演绎着一段“中国式居里夫人”的佳话。
生前，她历尽苦难。而今，我们怀念她的丰功伟绩，敬畏她的科研精神，也憧憬她那美好的爱情……（虽然，这纪念的文章发得晚了一天，但对她的怀念之情却不会减弱丝毫。）
吕锦瑷个人照片
1912年，吕锦瑗出生在山西交城县成村。3岁时她随母亲来到父亲吕昇平执教的榆次县德音村铭贤小学（吕昇平是铭贤1910级学生，吕锦瑗曾回忆，当时铭贤学费很贵，家里老一辈卖地也要让父亲得到最好的教育。后来吕昇平因学习成绩突出，担任了铭贤小学分校校长。由于工作劳累、身体不好，很早即离世。时间大约在1924-1926年之间)生活。当时女子不上学，吕锦瑗就剃光头发女扮男装，入读初小。从开蒙的三字经百家姓再到“四书”，老师随便提出任何一段任何一句，她都能接背无误。父亲便给这个聪明的孩子开加了课业以外的内容，如《史节鉴要》及医书等，并让她阅读一些爱国文章。
太谷铭贤学校（今山西农大前身）老照片
父亲因病早逝。长吕锦瑗七岁的姐姐吕锦玉（曾任太谷贝露女校教师）放弃读高中，去乡村小学执教五年，以供吕锦瑗和弟弟吕东滨(铭贤1934级学生，毕业后亦曾在铭贤小学任教师)求学。她深受当地学生家长爱戴。父亲的爱国与敬业，姐姐的奉献舍己与兢兢业业，都影响着吕锦瑗以后的学业事业的选择。
刚满10岁，吕锦瑗就初小毕业了。她来到离家35里外的贝露女校住校，直至初中毕业。校长兼英语老师孟爱慈为她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她的口才也得到相当的训练。“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周末的‘文学会’，每次都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主持，事先指定同学轮流讲故事、读文章、谈论、辩论等等。我第一次登台讲故事，由于过分紧张，说到一半就忘记了，窘得不知如何是好，幸亏主持人提醒我‘鞠躬下台’，这一洋相促使我立志争取尽量多地参加文学会活动。之后，我常代替那些不愿上台的人讲演。这一锻炼，对我以后在中学、大学连任班长等职及其后多年的教学工作，都大有裨益。”
毕业时吕锦瑗任九个年级的学长，获得第一名奖学金。
汾阳铭义中学老照片
因当时铭贤高中不收女生，吕锦瑗与十几位女同学一起到汾阳铭义中学读高中，一年后（1928）转入北平贝满女中。这个要强的女孩最初一声不吭，因为不愿被人笑为“山西佬”，她趁上街买东西时学会北京话，回校一口京腔相见，加之化学考试中独得满分，第二年就被选为班长。为节省书本费，她不买史地课本，全靠上课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这样倒减少了课后复习时间。
某次著名摄影家魏守忠（当时北平著名摄影人，给多家报刊供图）来校给同学拍照，这引起吕锦瑗的极大兴趣。当时胶卷需进口，价奇昂。从小样样物品爱购国货的吕锦瑗决心：有朝一日，我要自己制感光胶卷。
1930年高中毕业，学校保送班上十人参加燕京大学的中英文入学考试，吕锦瑗考上却无法去上，因为她要停下学业让做出超额牺牲的姐姐重新求学。她回到太谷，在母校铭贤女子部教小学一年。在1930年的铭贤教职员表上能找到她的名字。这位成绩出众并有远大志向的女学生被铭贤校委会认为堪可造就，资助她继续深造。1931年，她带着铭贤奖学金和燕京入学证（燕大给保留学籍一年）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因为她一直想学化学，而这里有当时全中国最好的化学系。
甫入金女大，她的答词即引起师生关注，大学四年她连任两届班长，一届学生会长和一届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并主持华东八大学辩论会。
1934年，铭贤奖学金因人事变动停发，吕锦瑗顿陷困境，幸亏校长吴贻芳主动将一份美国女生团体捐赠的奖学金授予她，又安排她勤工俭学，交城县亦给予一份奖学金，她得以最终完成学业并能资助在北平慕贞女中读高中的姐姐一点。
这年暑假吕锦瑗回故乡探亲，回校后以“一个平行四边形”为题讲演。台下师生谁也没想到，她讲的其实是以同蒲线为对角线的山西。铁路，煤炭，大酒枣……这别致的讲述使一向以“洋气”著称的金女大人对她们很少关注的山西产生了兴趣。
毕业前的元旦，吕锦瑗在日记上写下两个志愿：办教育。研制感光材料。1936年，铭贤代理校长梅贻宝在南京见到吕锦瑷，才知这位前铭贤学生如此优秀，他极为欣赏她的口才、智慧和精神面貌，希望她能再回铭贤任，多次去函、打电话及写信。但是吕锦瑷本人和母亲郭秀卿及姐姐吕锦玉都不同意，不仅因为锦瑷好不容易从金女大毕业，得到了金大附中理化教员的工作安排，更因为她们深知吕锦瑗有自己坚定的科研抱负——研制国内胶片生产。而回到山西，当然视野没有那么开阔，研究资料没有那么丰富。
吕锦瑗的事业与爱情是个联合体。“说起婚姻问题，我是有一定主见的。当时流行的趋势是：‘中学生嫁大学生，大学生嫁留洋生’。而我一直主张妇女在婚姻问题上不应该高攀，否则主张男女平等就是一句空谈……由于我们在事业中的相互支持，使很多人把我看做婚姻与事业能兼顾的范例。”（吕锦瑷回忆文章。）
1948年，金女大毕业班同学还曾请她去就此问题做过报告。
吕锦瑷的丈夫孙明经
吕锦瑗的丈夫是被誉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开山宗师”的孙明经。而“孙吕影像之家”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影像史上的一段传奇。
孙明经的母亲是胶东半岛的孤女隋心慈。隋心慈14岁时自己跑到正在招生的登州文汇馆大学部。两位招生的美国教师面前各摆着一张照片，照片旁放着显微镜和单筒望远镜。隋心慈从望远镜中清晰地看到了远处大海上的帆船。她的好奇心让她顺利通过考试。入学后她对格致课中的摄影术内容极感兴趣。她于1892年毕业。几年后她与同学孙喜圣结婚，夫妻俩用一台普通相机拍下了孙氏家族的第一幅自拍照。
孙明经的父母自拍照（中国第一张自拍照）
孙喜圣原名按兄弟排行“希”字辈，叫孙希圣。他自己改名孙喜圣，表示喜欢“圣洁”。隋心慈追随他后也改名孙喜洁。1924年冯玉祥请孙喜圣去河南陆军十一军布道，当时农民子弟多，都拜菩萨、抽烟喝酒。孙喜圣带领了自己册封的余心清长老，亲自为士兵们写歌、教歌，如《救国歌》等。用的是中国古代的《老军哥调》。1970年代，某次南京莫愁路上的汉中堂隔壁渗水，工作人员以探测器探测出汉中堂奠基石处有宝藏。涉水取宝成功，打开宝藏箱一看，其中有孙喜圣编的100首赞美诗，内容涉及爱国、普及教育、改革社会陋习、提倡男女平等等。
1910年孙喜圣带全家迁至南京，主持中华基督教会汉中堂，隋心慈任教于南京静德女校，一所小型私立初级女子中学。1911年他们的儿子孙明经出生。孙明经早慧，5岁上小学，8岁立志长大研究电影。1927年他入读金陵大学，分别在化工、机电、物理系三个专业共学习了七年。1933年起，中国科学界组成由蔡元培为会长的日全食观测委员会，开始准备记录三年后将发生的日全食。1935年美国柯达公司生产出彩色胶片，孙明经向老师魏学仁提出用彩色胶片拍日食。当时最大的难点在于正确曝光，在全世界没有任何经验和资料的情形下，孙明经把自己关在一间只留一个圆洞进光以模拟太阳的暗室里，通过精密的天文计算，用一个纸片做的“模拟月亮”一次次遮挡着“太阳”，人造出一个日全食过程，他就这样测出了全部精确的曝光数据。这个方案是在未婚妻吕锦瑗的建议下设计出来的。然后师生俩用定时划分移动角度的办法，解决了拍摄过程中地球自转造成太阳移动的问题。他们演练多次直至成熟。
1936年6月19日，魏学仁在北海道拍出了色彩艳丽逼真、太阳始终居画面中央的全球唯一的彩色日全食电影，而其他各国只拍到质量不高的黑白片。这些16毫米彩色胶片被送到美国柯达公司冲洗时，震惊了全世界。
这部名为《民国二十五年之日全食》的纪录影片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也是世界天文史料中的珍品。它被蔡元培评价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第二块金牌。第一块是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
孙明经进入吕锦瑗的视野，是在1933年圣诞节前。孙明经在金陵大学读书，吕锦瑗在金陵女大读书，两校只一墙之隔。1933年12月24日，在金大和金女大物理及化学联全年会上，孙明经做的《光电管在电视中的作用》报告，引起金女大化学系第一名学生吕锦瑷的兴趣，二人由此相识，一见钟情。此后孙明经常带着照相机或摄影机到金女大找吕锦瑗，拍摄了大量照片。“我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是父母坐在书桌旁看书，在他们中间，放着一张玫瑰花的照片，感觉很浪漫。”他们的女儿孙建秋回忆。
孙吕二人的大部分约会是在金女大图书馆度过的。孙明经主修物理辅修化学，吕锦瑗主修化学辅修物理，二人志同道合，一心想要科学强国。当时孙明经还在金大附中兼理化教员及理化实验室主任，吕锦瑗课余在金女大图书馆勤工值班。勤工俭学占去了他们大部分业余时间。在金女大图书馆阅览室，空无一人时，她为他补英语，他为她补德语。
1934年春天，孙明经协助魏学仁拍摄纪录片《苏州名胜》，片中记录下十几位金陵女大学生游虎丘和拙政园的镜头，其中有受邀参加拍摄的吕锦瑷。同年孙明经毕业留校任教，拿到第一笔工资后，他兴奋地邀请吕锦瑗游中山陵、音乐堂、明孝陵。他们到玄武湖时已近傍晚。斜阳碧波，诗情画意，令人流连忘返。孙明经一改李叔同《送别》之词，即兴哼出一首《后湖划船歌》：“月光下，后湖美，哪怕船价贵；你也划，我也划，划到天之涯。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咫尺遥；轻声细语慢慢唱，唱我入梦乡。”二人皆会和声（金女大很重视音乐教育，学校合唱团名气不小。吕锦瑷又是校合唱团的骨干。这或许可以追溯到她在贝满女中的和铭贤中学时的音乐教育与环境）。两声部唱将起来，极为优美。这首《后湖划船歌》，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帮助夫妻二人度过无数艰难。
这首见证两人终生的情歌，成为在2004年9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2集纪录片《世纪长镜头——电影胶片上的记忆》中的片头曲。片中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明经拍摄的电影《校园生活》《大学之声》《首都风光》等，许多镜头记录了他们的青春。
1936年冬，孙吕二人有了另一次终身不忘的约会：“南京大雪，我和锦瑗相约去清凉山踏雪，山上一片银白，空气十分清新，锦瑗说出了多年夙愿：‘自己从小就爱摄影，可惜感光材料都是外国进口的，并且很贵。所以希望自己能为国产感光材料的生产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一位女大学生说出这样有壮志的话，尤其在这种银装素裹的清静环境中，我的心陶醉了，但也看到了新的责任。我能为协助她实现壮志做些什么呢?这成为我的一个新课题。”（孙明经日记。）
1937年6月9日至7月30日，热恋中的孙明经告别吕锦瑗，从南京出发沿陇海线西行考察拍摄，因为他们要抢在日寇占领华北之前拍摄祖国的大好河山，以记录人文地理、矿物资源等。期间他给未婚妻吕锦瑗写过25封信。信中记叙了在头顶盘旋的日军飞机，记叙了大青山下钱玄同手书的“华北第59军长城阵亡将士公墓”，这本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块刻有“抗日”二字的纪念碑，却因1935年6月9日“何梅协定”日本不许提“抗日”二字而改为“长城”。它令傅作义每每“如刺在喉”……最后一封信发自郑州，最末一句是：“中华民族到底是不甘屈辱的，伟大的民族抗战终于开始了！”
随着战事紧迫，考察被迫中断。“七七”事变后孙明经乘坐北平沦陷前最后一班列车返回南京。他拍摄的大量影像资料因此免于罹难，弥足珍贵。后来他将它们整理成书，称作《万里猎影记》。2003年1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更名为《1937年：战云边上的猎影》。
1937年9月20日，孙明经、吕锦瑗在南京金陵大学校园内小礼拜堂结婚，华群为他们证婚。婚礼进行中，九十多架日机开始轰炸。
吕锦瑗与孙明经的婚礼记录，多年后已成某些历史时刻的见证——1937年9月20日，金陵大学小礼拜堂。“上午10时至下午1时。我参加了吕锦瑗在特威纳姆教堂举行的婚礼。遗憾的是新娘迟到了。在她来之前，第一次空袭警报已响起来。仪式刚要结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开始听到远处轰炸机的轰鸣声。我从未用中文这么快地说过‘上帝的祈祷’，这应该在礼拜结束时说……轰炸很猛烈。现在还不知道轰炸的结果，但恐怕很糟。”这是他们的证婚人、金陵女大教务主任 Minnie Vantrin当天的一段日记。（Minnie Vantrin即魏特琳，美国传教士，中文名华群，因立志帮助受教育最少而受苦难最深的中国女子来到中国。1919年至1940年在金陵女大任教。作为沦陷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成员，魏特琳带领留守教职员在金女大设立了“妇孺收容所”，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拯救了数以万计的妇孺，被南京市民尊为“万家生佛”。她留下的《南京大屠杀纪实：魏特琳日记》与《拉贝日记》一起成为日军屠城的铁证。1941年魏特琳回到美国，因严重抑郁症辞世。）
1936年春吕锦瑗大学毕业，受金大附中之聘做了一年理化教员，后来去明德女中担任教务主任。不久战火烧到南京，她与丈夫一起随金大迁往四川，在重庆住了三年。1938年她先后应聘在广益中学教英语，在求精中学教理化。1939年春，学校因敌机轰炸避到乡下，她留住位于求精中学的金大理学院新盖的一幢简易三楼上，隔壁是金大影音部暗室。她开始了夙愿的实现——感光材料的研制。她从工业合作社申请到500元法币的实验经费，一面托人从美国代购书籍和药品，一面自己设计自制蒸馏水的设备。
她用的第一个配方是从重庆大学大英百科全书上拍下来的。最初几批乳剂做出的感光片拍出来一片漆黑，甚至受到一些讥笑，反复多次改进后，这年冬天，她终于制出了第一张可用的感光散页底片。她用玻璃版做片基，拍下了她在楼前的纪念照。
1940年夏天，孙明经赴美国考察电影教育。正怀着第三个孩子的吕锦瑗经受了最疯狂的日机轰炸，住房炸坏了，她带领老母亲和两个幼女迁往成都。已经怀孕八个月的她，在华西坝找到一个简陋的建筑工棚，开始了新的乳剂实验。乳剂的依托物是明胶(凝胶)。她架起大锅熬牛皮。挺着大肚子用大锅铲不断搅动。
那是一段特别艰苦的日子——“这里漏光严重。全部实验都必须在晚上进行。我的住所与工棚之间，有相当一段距离，还隔着一条河，我这时产期已近，走起来颇为吃力，但我仍坚持每晚必去，由华西坝的夜半钟声伴我埋头工作。这年11月，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生活更加艰苦。全家人吃的是从学生食堂打来的少油无盐的饭菜，穿的更是凑凑合合，连用的毛巾都不是买的，而是从旧睡衣上撕下来的。两个女儿接连生肺炎，儿子麻疹差点送命，西医束手无策，幸亏好心的邻居给请来了中医诊治……”
不到30岁的吕锦瑗变得很苍老，家乡的亲戚看到她寄来的照片都认不出来。但她的实验有了新的进展：感光度提高了，感色范围扩展了。自制国产胶片有了成功的希望。“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1941年2月2日，吕锦瑗抱着出生81天的儿子，用自己亲手制造的照相散页底片照了一张自拍像——起名《母与子》——寄给正在美国的丈夫孙明经。这是第一张中国出品、可以装到相机上使用的照相散页底片。
孙明经把这张照片递给迪斯尼看，这位米老鼠之父幽默地说：“你们的两个儿子都很精彩”。
这一年吕锦瑗被华西大学化学系聘为讲师。华西大医学院的X光片断档了，战时供应困难，她为此成功研制了一批急需的用于诊断骨折的X光片。用它们拍成的中国第一张骨病诊断X光片，今天保存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
那些明胶则被她当作宝贝，一直留给金大、金女大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上课做实验使用，从1941年用到1964年“四清”、“文革”停课为止。余下的一块，她放进一个纸盒传给了女儿孙建秋。
1942年吕锦瑗在华西大学开设了“摄影化学课”，这是这一学科在中国的起点。一位助教用自制的胶片留下了最早的摄影化学课师生合影。此后她又创建了“摄影化学”“摄影彩色学”“彩色与黑白胶片”“电影洗印技术”“播音技术”“影音文献”等多门课程，供华西坝上五所大学（金大，金女大，齐鲁，华西大，燕京）学生选修。
1944年，中、英、美三国宣传机构成立联合国影闻宣传处，在金大影音部设立成都流通处，在四川、西康一带设立80余个放映站，专门放映宣传盟军联合抵制日德侵略的新闻幻灯片。吕锦瑗负责主持流通处的日常工作直到1945年德、日投降，宣传处解散。1946年全家随金大返回南京。
影视、播音、摄影领域的中文术语，就是1947年由吕锦瑗夫妇起草并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案的。
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孙明经吕锦瑷夫妇受命率金大影音部分师生，带着全部器材北上，与另四家单位合并成立中央电影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
1953年春是她一生中工作最忙的一段，不舍昼夜。1962到1964年间，她用英语给柬埔寨和印尼学生讲课……她付出无算，成绩无数，是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1977年孙明经夫妇自拍照 打倒“四人帮”之后，孙明经夫妇在电影学院门外拍了这幅“春天的第一幅自拍照” 。孙明经时年66岁，呂锦瑷65岁。
“文革”中，学院停课，吕锦瑗的遭遇“和广大知识分子类似”。她没有半句抱怨，此后仍抱病翻译了许多专业文献，浩劫结束后做了大量专业工作，贡献至终。2000年4月4日，88岁的吕锦瑗逝世。
《居里夫人传》是吕锦瑗最爱读的一本书。同为中国电化教育的先行者与奠基人，吕锦瑗与孙明经一生携手，也以毕生书写了一段“中国式居里夫妇”的佳话。
1957年，孙明经被打成右派，被抄家，全部照片及影像资料或被收走，或毁之一炬。孙明经仰天长叹，痛极泪出。“文革”结束后，“我们突然接到父亲单位仓库的一个工人的电话，说是仓库里发现一个麻袋，上面贴着‘孙明经材料’的字条，问我们还要不要，结果拿回来一看，全是父亲当年所拍照片的底片。”女儿孙建秋回忆。
照片失而复得，但损坏严重。两千多张底片大多数长了霉点，还有的全部粘连绝无修复可能，最后只挑出几百张。
历史无情。所幸真相有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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