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汝平：论石云诗
石云作品——小品
就像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文化乃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这种变化，既受制于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冲突等外部因素的支配和操纵，同时也打上文化自身规律所影响的深刻烙印。古典诗歌作为中国文化的精华 ,精华中的精华，它积淀着一个民族最深层的隐秘心理，也代表了个人自身的希望、信念,梦想、痛苦与焦虑。在历代天才诗人的笔下，汉语独具一格超凡脱俗的特殊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古典诗歌表达着民族的精神，同时也塑造着民族精神。
任何事物发展存在着辩证因素，古典诗歌在经过唐宋高峰以后，陷入停滞不前的艰难局面。天才诗人辉煌的创造，让许多后来者难以为继。明清诗人基本上黯然无光。在这样一种文化的困境之中，由于文学自身特质的呼唤和要求，突破困境寻找新的创造成为必然。晚清时期出现了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新诗运动，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因为承受的自身历史文化重负，他们对新诗的改造是有限的、局部的，未完成的。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诗革命才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
首先是语言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使用的鲜活口语代替日趋僵化的书面语，语言并非单纯的语言。语言变革的背后，是当代中国人思想意识、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一种变革。胡适《尝试集》还带有放开裹脚布式的半新半旧的因素，备受闻一多等人赞赏的郭沫若的《女神》，确实为中国新诗打开崭新的世界，把中国新诗推到了让人惊异、欣喜、亢奋、迷茫、困惑，同时让许多人无法接受的辽阔的地平线。今天，经过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及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尝试，新诗迎来姹紫嫣红五彩缤纷的春天。对新诗的怀疑已经被它合理化存在无可辩驳取消了，这种合理化已经得到多数人认可，新诗已经成为好多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学表达。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新诗虽然得到合法化认可，但没有像早期提倡者和鼓吹者想象的那样，完全取代旧体诗，“打倒旧体诗”,现在看来仅仅是一个嘹亮的无力的口号。抛开众多学者对这种现象的忽略和遮蔽，必须承认，新诗与古体诗在同一个文化场景共同发展。我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在当时非常热烈的写作新诗的过程中，很多文化人写旧体诗，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田汉、钱钟书等。有些写新诗的人，不知处于哪种更神秘的内在复杂因素的驱使，放弃了新诗写作，返回来写古体诗，如何其芳、臧克家等。这样看来，可能对某些情感的抒发，旧体诗仍然有它无法取代的特殊优势，比如：对山水的歌咏，对友情亲情的赞美，对人在特定社会中失落 ,迷茫、颓丧. 困惑的感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情况有一些更新发展，甚至在许多人看来，市场上出现了古体诗写作热，参与者不但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意气风发的少年，各行各业的人。对此，盲目简单地排斥，我认为是非理性的，也不是客观的态度，只是情绪化的表达。聂绀弩、杨宪益、邵燕祥等一系列高水平的诗 ,更让人不能忽视的是毛泽东的古体诗，更以他不可替代的成就雄辩证明了旧体诗在今天还有特殊发展的可能，虽然毛泽东本人，不鼓励年轻人写古体诗，他说这种形式束缚人的思维，但他本人对新诗是不屑一顾的。他曾说给我10块大洋，我也不喜欢看新诗。
人生莫过于相遇：河流与高山相遇，白天与黑夜相遇，春天与冬天相遇，花草与石头相遇，月亮与黑暗中呼啸而过的风相遇，南方和北方相遇，和尚与尼姑相遇，母亲与父亲相遇，哥哥与弟弟相遇，羊与狼相遇，猫与老鼠相遇，牛鬼与蛇神相遇…… 平凡短暂的人生中，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人和万物相遇的命。有人听山里声悠扬的钟声，看见寺庙金光的闪射，遁入深山老林，他与宗教相遇，与佛相遇。有人为社会的不公正，人剥削人、人欺负人的悲惨状况震惊，被闪闪红星照耀，投身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而献出年轻生命，他与革命相遇。在清静中我们与茶相遇，在血液的澎湃中与酒相遇。每一次相遇都是一种奇迹，每一次擦肩而过都给我们带来深深的遗憾与悲伤。
我和诗歌的相遇是在遥远的童年，意外，又必然。在当时文革后期非常单调贫乏的冷冷清清的北方农村生活中，我无意在家里翻到唐诗三百首和一些古代诗歌选集。当时我也不是为了中华民族辉煌的遗产这些动人的口号而看这些书，不过出于少年的好奇。在那样的年龄，我们幼小的心灵充满无限的渴望和贪婪，整个世界像金光灿烂的门打开。看到秦观的“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当时被它神奇的语言组合迷住了，它将我引领到艺术的美丽中。这就是我与诗歌的相遇，这一相遇就是一生，快乐的一生，同时也让人伤感的一生。诗歌今天不可能带给你任何东西，在滚滚红尘世俗的力量中，诗歌是最没有力量的力量，如果它能成为一种力量的话。但是你就迷恋它，相遇是没有理由的，也是非常被动的，是神秘的，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个世界除了金钱、肉体、物质欲望外，人还该寻找心灵的家园。每个人都渴望回归心灵的家园，但诗人不过是在黑暗中痛哭、歌唱，而且害怕的孩子。石云也是如此。
石云的童年是从摇头晃脑背诵骆宾王的《咏鹅》开始的，那时的石云只觉得吐出来这般对仗工整的句子十分有趣。后来经过邻村的一方池塘，看到三五鹅群自在嬉游，溅起一片水花与夕晖，才真正体会到诗的意味。于是，他单薄的少年、青年都在唐诗中度过，与寂静的时光独对，于广阔的天地驰骋。读大学时，石云选择了中文专业，几乎每个早上的时光都与古体诗拥抱，受新诗潮的影响，他写过一段时间新诗，但骨子里跳动着的依然是唐诗宋词。
多年来，他对古体诗的情怀始终没有改变，写诗成为他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如他在《石云诗草》中所说：“我也学陶翁，在内心的空旷处采菊东篱、种豆南山，在夏至未至时引一泉活水煮沸岁月，在秋风已分处掬一捧月光淘洗人生，诗是我的山水田园，我的前世今生。”
石云这段对诗歌迷恋的经历具有一种特殊性。因为那时候，在西方现代主义猛烈地吹拂之下，大多数人对西方文化热烈拥抱，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掉以轻心，甚至采取一种批判的鄙视的态度。石云的独特性和个体性恰恰体现于，当时对我们大家都热烈追逐的，他不感兴趣，反而一头扎进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现在看来，他具有一定的先驱性。一个中国文化的迷恋者肯定是一个中国古体诗的崇拜者，二者不可分离。传统文化许多精妙神奇的因素，就隐匿于古典诗词中。石云对古典诗歌的热爱无疑加深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反过来加深了他对古典诗歌的领悟，二者是齐头并进的，是合二为一的。传统文化对某些人，只是空洞的概念，你不热爱传统文化具体细微的呈现，传统文化是外在的他者，和你的生命不发生关系，只是一个口号而已，一个知识而已，一个态度而已。
据我所知，石云不是孤立片面地看待诗歌，而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诗书画当成整体看待和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石云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制约与引导，互相对应，互相对照，互相支撑。这样一种传统对待学问的方式，在当代失传了，现在的专业化太严格，每个人被分割在很深邃同时又偏狭的天地里，各自为阵。局部很深刻，但整体很表面。固然，失传也有它客观的历史原因。
石云面对传统文化的情怀和认识，对今天写作的人构成一定的启发与纠偏作用。诗人写诗，诗歌也写诗人，诗人创造诗的同时也被诗歌创造。人与外物的相遇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互相影响，按照中国古话说：“近足者赤，近墨者黑”，按照《奥义书》中的说法：靠近伟大也将变得伟大，靠近渺小也将变得渺小。每天痴迷权力的人，会成为权力的牺牲品。追求金钱的人可能会被金钱的力量所异化。他只能闻到铜臭，闻不到春天的花香。写诗的人在持久不断写作中，会提升境界。写诗的过程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是去掉毛病与弊端，越来越趋于精神上纯粹或高贵的过程，气节和风骨，对人性美的追求，会通过诗歌潜移默化改造人。如果说石云作为一个好朋友，相处中，给我们一种快乐的而不是难受的感觉，我认为和他写古体诗有很大关系。据我的感觉，一旦爱上诗就无法抛弃，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魔力。它可以抛弃你，你却不可以抛弃它。诗歌是宗教，讲诗人永远是诗歌的虔诚信徒。我们在写诗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诗人，假诗人。一些假诗人很张狂地说：“我觉得诗就是玩一玩嘛。”我在不喝酒的时候沉默，喝了酒就会猛烈地反对，你玩弄不了诗，最终会被诗玩弄，这种态度不是诗人对诗认真的态度。江湖上的混混，又能混多久？
石云已经老了，头发斑白了，脸上有了皱纹，生命正在从中年高潮向老年低潮过渡，而他现在还在写诗，我相信他还会把诗写下去，生命不息，写诗不止。
石云作品——小品
仔细翻阅《石云诗草》和《周鼎唐香清韵袅》两本集子，最鲜明的感受，是让我想到古体诗的诗人和现代诗人两种面对传统的态度，有很大差异。决定这两种态度的，是他们面对的诗歌世界迥然不同。
中国现代新诗是受到西方诗歌的剧烈冲击下产生的。一开始就很少从中国诗歌中，有意地、别具匠心地吸取内在精华，并融化贯通于写作。中国古典诗歌只是作为不能摆脱的背景，隐秘地制约着，影响着。西方诗歌来到中国以后，经过正确或错误的翻译，产生了一种奇特怪异神秘的美，像我们习惯于乡村和城市，反而对荒漠之地无限向往，距离产生美。西方诗歌的陌生化、奇特化，对诗人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写现代诗的诗人基本上吮吸着西方的奶长大，某种意义上都是狼孩。对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中国诗人，外来影响远远大于本土影响，惠特曼之于郭沫若，卞之琳戴望舒作品中可以窥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的鲜明影子，北岛之于尼采，杨炼之于埃里蒂斯、圣·琼佩斯，海子之于赫尔德林和叶赛宁。这种影响兼具正能量和负能量，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的组合体。如果这种影响越过美学界限，就会使诗人沦为模仿者和复制者，有些人的无聊写作让人难以忍受。
相反，古典诗人却在古代传统这样一个封闭系统中来完成自己，被固定在传统诗歌的一种既广阔又狭隘，既博大又单调的体系之中。好处在于接地气，有民族血缘，传承、发扬光大。民族特色吻合现代中国人的欣赏心理，缺点是古典诗歌力量过于强大，使诗人成为套中人，无法逾越。
用这两条线索来考察，就会发现石云诗歌对于传统的吸取用形成鲜明的艺术特色，当然传统不能用一个很笼统很抽象的观念去认识，本身也在千变万化的演变之中。多元化和丰富性共存。先秦百家争鸣，代表我们民族最强大的理论思维水平；到魏晋，对外部世界的思考，转升为对生命的觉醒，宋代宋明理学，试图通过对理的强调来制约人性的欲望泛滥；明末，晚清，五千年文明大变革，西方文化剧烈的冲突，中国文化显得手无寸铁不断退缩。然后产生了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本身不是一个僵死的不变东西，内部充满无数歧义，无数冲击，无数对立，无数演变。具体到中国诗歌的流变，也能看出这么几条线索。一种是以屈原、李白、曹操、辛弃疾,龚自珍这样入世的传统，他们更多继承儒家思想，治国平天下。风格上以豪放派著称。豪放中有悲凉，豪放中有绝望，总体上激荡着一种向上昂扬的精神。当这种精神在现实中遭到阻击，就演变成慷慨悲歌。另一条明显的线索，就是道家影响下的隐士传统。两种传统并存，是因为出自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矛盾发生在每个人内心中。每个人，既有火一样向上的一面，也有水一样向下的一面。年轻时，谁不是抱负远大，当这种抱负在现实生活的铜墙铁壁显得微不足道时，就转化为退隐，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源于人的内心，化为不同的诗歌。后一种传统以陶渊明、王维、晚期白居易、郑板桥、周作人等为代表，不能兼济天下便独善其身。
将石云诗歌放在这两条线索中考察，他明显属于后者，这使他看起来像一个格格不入的隐士。他的诗中，看不到像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那样放浪形骸，别具一格，意气风发对自我的张扬和认可；也没有像阮籍诗歌中特别愁闷、压抑、内心焦虑的隐晦表达；石云的内在心理被隐士传统笼罩着。受陶渊明影响极其明显。陶渊明诗中，能看到他对死亡的恐怖：“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他真正迷恋于自然山水，其实是有限的。如果仔细阅读陶渊明的诗，他写侠客，写死亡和苦难，只是我们过多张扬他“悠然见南山”的一面，将其另一面遮蔽。就诗歌本身来看，陶渊明内心复杂，石云在诗上更加单纯、更加透明。打一个不太正确的比方，某种意义上，石云是一个被缩小了的陶渊明。陶渊明身上的次要因素到了石云笔下扩展成重要因素，陶渊明对山水尤其对田园风光的直接描绘，到了石云这儿成了笼罩全篇的情调，贯穿其中。一个被缩小了的陶渊明，他把好多复杂情绪过滤掉了。
我猜测：一，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存在严酷的社会矛盾和苦难，但没有魏晋那样残酷。陶渊明那个时代，每天害怕死亡，恐惧死亡，而在石云的诗歌中，这种因素基本上淡到了不能再淡，和这个时代还不无关系。加上石云个人的性格，他对死亡的恐惧，对社会的困境，对社会的批判很少涉及。陶渊明诗歌的次要主题，到了石云笔下成为绝对主题，闲适，超脱，淡雅，隐士情怀。每个作家无论他多么才华横溢，其实是有限的，宇宙无限，世界无限，生活无限。每个诗人只能反应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没有一个人囊括世界。个人孤独的存在，决定了你只能在有限的题材中表达自己，你的眼睛只能看到你的眼睛能看到的，你的耳朵只能听到你的耳朵能听到的，你的神经只能承受你的神经所能承受的，包罗万象的作家实际上是没有的，但总体上说有的作家博大，有的作家比较狭小。可能因为石云个人兴趣、他对山水特别感兴趣，我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千变万化，消费主义，物质主义，肉欲泛滥，精神崩溃，价值混乱的时代，石云诗中对此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很奇怪。中国社会从文革时期到改革真是惊涛拍岸，暴风骤雨。鲁迅，揭露民族劣根性，废名，写的却世是一个桃花源。废名的《桥》，完全回避了中国农村的真实，是他心中梦想的乌托邦，那个世界在现实中不存在，只在他的笔下存在。我们可以说石云身上还有废名的影子，虽然他不一定专研过废名的书，不一定喜欢看他的文章，但是，石云和他有相同之处。废名主要写现代诗和小说。废名也特别喜欢陶渊明。我们来看石云的诗：“山”“水”“鸟 ”“鸟鸣”“清风”“月亮”“飞鸟”“白云” ，在这种隐士情怀之下，石云诗的意象全向这几个字靠拢。这些代表了人世间宁静、和谐的自然景观，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固定化的意象体系。穿透这些意象凸显出的是诗人的闲情雅致。他的诗中，山居、山事、山间农事、山中早行比比皆是，层出不穷，甚至让人有雷同之感，构成审美疲劳。石云也把一些劳动的意象贯穿其中，如：“一柄锄头一卷书”“月满去耕山”，这样的劳动，是作为隐士的一种行为进入诗中，并没有真正把劳动作为一个重要开掘对象来描绘，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衬托来抒写的。这一点和大量写农事诗有很大区别。“月满去耕山”，怎么耕山？衬托一个背景，来表达他超凡脱俗、远离红尘、自我满足，与天地相往来的一种境界。农村生活的某些意象没有在他的诗中起到一个主要的纲领性作用。
既然一个人在山水自然中，寻找某种价值和归宿，梦想摆脱滚滚红尘的烦恼，逃离喧嚣动荡的社会，人与自然外物的相遇中，他的心会变大，更会变小。大的是他的精神从社会罗网中挣扎出来，遨游于天地之间，小的是他必然会把深情目光汇聚在细微的事物之上，生命中的欣喜、快意与平静由此诞生。人的精神必须在细微景物上找到寄托，这恰恰是一个人热爱生活的方式，他变得细腻、多情、敏感起来，而在汲汲于功名富贵的人看来只是无用的人。我们可以从石云的诗中想象这么一个人，一场小雨打湿青苔，他迈着懒散的步子，走出居住的石屋，看到一只鸟雀从天空而下；秋天来临，他又从一只蜻蜓的飞翔中，感到生命的快乐，而蜻蜓也知道他的快乐。确实在一种特殊的思维中，人的心理会发生某种难以理喻的变异，万物交融，我非我，物非物，这当然难以理解。但一个隐士，不求别人的理解。隐士其实是孤独的。孤独是人的宿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人哭着从自己母亲肚子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开始孤独的命运，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人们高喊“理解万岁”，高喊“理解万岁”的亢奋声中透出一个人凄凉悲壮的呐喊。豪放派诗人孤独，隐逸派的诗人同样孤独。只是方式不一样。李白大叫：“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那是一种孤独。“蜻蜓知我喜，相与入山幽”，难道不是一种孤独吗？欣喜的背后有孤独，孤独的背后有欣喜。归根到底，欣喜遮蔽不了他的孤独。诗人把孤独作为一种探索对象时，经常使用不同的表达，一种赤裸裸，另一种则是隐秘的。诗人表现孤独的方式截然不同。有的诗人是以一种猛烈的、蓬勃的方式出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是咆哮出来的。但有的孤独是通过一个意境来呈现，来暗示，我们该慢慢去体会它、品味它。看一首诗要穿过它的表相看它的深处，要从诗中读出另外一首诗，从一句话读出另外一句话。一个善于读诗的读者，从一个字里面读出无数个字。从一首中读出无数首诗。诗外有诗，表面上理解一首诗，是诗的门外汉，还在诗歌的门外徘徊呢。
解脱孤独的另一种方式是饮酒：任何人对孤独是双重态度，既喜爱，也反抗。没有人甘愿受孤独的折磨和虐待，每个人都是以不同方式反抗孤独，人的反抗在孤独中爆发出一种独特的光芒，于是，人们不约而同找到酒。酒之所以能成为一种酒文化，就因为它对文学的创造产生了作用，是其它饮品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化的历史中，散发着喷射着酒的芳香。最早在诗中提到酒的是屈原，他对酒的态度和后来诗人有巨大差异。屈原高洁的人格是建立在排斥整个社会的基础上。“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这些非常夸张的语言表达了他的独立特行 , 人格和尊严。而在我看来未尝不偏激，充满自恋的倾向。后来大量写酒的是陶渊明，陶渊明诗中篇篇写酒，他不是为了写酒而写酒，乃是用酒来寄托苍茫的心意，直面黑暗复杂的情怀。酒是他战胜寂寞的有力武器。，中国历史上对酒做出最美赞颂的是唐代李白。李白不但是诗人，且成了酒的代言人。中国这么多大城小镇，无论是在流金溢彩灯红酒绿的大都市，还是在穷山恶水偏僻的小村庄，都有太白楼，酒香四溢，呼唤着每个在苦难中不幸的人，为他们的精神和肉体带来温暖与安慰。喝酒的多种方式，在李白笔下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李白写一个人喝闷酒，对沉闷的超越及战胜，“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喝酒时他渴望着他人，按着西方哲学家的说法，一个人孤独，要不是神，要不就是野兽。寂寞中的清冷，清冷中的寂寞。诗人真诚地洞察了自己的内心。他写两个人喝酒，七绝：“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欲醉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里透露着温情和洒脱，对朋友表面上的不在乎，隐藏着对友情的无限渴望。而现实中，礼貌的背后隐藏冷漠。他还写到一帮人喝酒，到达一种喝酒的狂欢境界喝到了这种境界，每个人超越世俗的矜持，把生命中最真的部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滔滔不绝的众声喧哗之中。八方风雨会中州，牛鬼蛇神大聚会，没钱不要怕，“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要打败的，通过酒要战胜的不是一刹那的，不是暂时的烦恼，而是万古愁，无边无际、永恒久远，浩荡无限。中国的酒文化和诗结下深刻的血缘，乃至江湖上说不喝酒的诗人不是诗人。
一部历史，多少奇迹由酒的火焰来点燃。政治家青梅煮酒论英雄，战士为了胜利、为了意志的强烈也通过酒来燃烧自己：“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甚至男女之间情爱的萌芽、开花结果。酒是神秘的媒介，酒渗透在我们民族的心灵之中，道德观念中，行为方式中。作为现代都市人的石云也不例外，他在隐居中以酒为陪伴，酒对于他意味着什么。
一，意味着遗忘，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安宁，人必须遗忘好多东西，遗忘早年生活中受过的伤害，遗忘金钱时时刻刻的骚扰，遗忘陌生人对你的敌意。西方有句格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真理，还有另一个真理，我们要牢记心头，“人活着必须背叛许多东西”，每时每刻被记忆纠缠，你将痛不欲生。遗忘是我们走向新生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士试图要隐，梦想去隐，但刨根究底，你要隐到哪里，无所逃离天地之间。生老病死，社会罗网的纠缠，只好遗忘。要想遗忘只能通过酒。
第二，酒让人真，有人试图从社会的约束中逃脱出来，他看不惯社会的虚伪，他试图以真的面貌表现出来。喝酒后，我们蒙在脸上的画皮层层剥落，我们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我们的哭泣是那样发自肺腑，我们的泪水是那样的晶莹剔透，酒后吐真言。酒后还不说真话的人，我们敬而远之。酒能为我们带来许许多多乐趣，为我们内心带来灵魂的解放，语言无法表达。按照石云的话就是：“一水一山一片月，琴棋书画乐余生。”总体来看石云诗中的酒所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烈酒，而是一种特别的意味深长的酒，对我们情绪的激发不是波涛汹涌的、放浪形骸的宣泄，而是一种闲适、淡雅、怡然自得的情绪。
说到石云诗歌的艺术技巧，我认为他最为重视对意境的营造。意境是中国美学特定的理念，唐宋之后才得到重视。这个美学概念对写诗提出一种标准，要求一首完美的诗 ,应该把人的内心种种微妙的情绪和他所触及的外部世界，以别具一格的方式，水乳交融联系在一起。这个美学理念之所以在中国美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就在它很大程度上吻合艺术规律。它既反对过分明朗化的概念化的情感宣泄，又反对对外部世界平面冷静的描摹，只有统一起来才能创造艺术的高端之美。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而耐读恰恰是好作品的标准。好作品可以反复读，每一次品味都有新发现。这时候，读者不仅是这首诗的读者，也是这首诗的创造者。阅读它，体会它，同时创造它。每一块石头落在水中激发起层层涟漪。对于古典诗歌山水田园诗而言，对意境的追求是规律性的，王维、韦应物、孟浩然的诗对意境的追求，达到了极高境界，石云诗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他的诗适应于一个人坐在花前月下慢慢体味，不适合在大庭广众下，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朗诵。
红玉凝香露
园池初试妆
春风无限意
一夜到君旁
这是一首石云的绝句。言简意赅，以小见大。
诗主要的特征是浓缩，不允许说那么多废话。诗和散文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允许说废话。石云这首诗，他不说主人公是谁，那里面没有说是石云，主人公也可以是另外一个人。也没说时间、地点、人物。一说就成了新闻了。新闻是必须有时间、地点、人物的。此时此刻，2016年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新闻。诗歌要把这个东西省掉。省掉这个以后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人类生命和精神的精髓。所以，诗歌是省略的艺术，省略了以后来最大强度地表达内心的情思 ,说人们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反之，如果别人都说过，你重复说，那就是陈词滥调。
“春风无限意，一夜到君旁” 这两句，可以有多种解释。这恰恰是诗的一大特点。按照西方人的说法，就是诗带给人无限阐述的空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写实，描写牡丹盛开得到了风的鼓励。也可以理解为很多欣赏牡丹的人这时候看到的春风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带有感情的一种东西。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比较丰富的，有着巨大弹性。前面两句只是铺垫，这两句则是对这首诗的升华和超越。有了写意的层面，这首诗就得到了升华。“春风无限意，一夜到君旁”，既可以表达友情，也可以表达亲情，表达爱情，缠绵悱恻 , 有那么一种情意在。既可以把它当作这首诗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整体理解，也可以把它单独挑出来理解，好诗的一个特点就是耐读 意味深长。 一首诗，你一看就知道，或者看了后再也不想看，这个诗就废掉了。这就是诗和新闻的一个巨大区别。新闻是一次性的，而诗总是耐人寻味的，反复阅读，震撼心灵。
对于文学研来说，一个术语叫“过度阐释”。作家诗人创作时可能没有这么多想法，但是读者看的时候就有了。这其实是文学欣赏中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就像我们现在那么多人研究红楼梦，好多解释是红学家给予的，曹雪芹当时不一定有。不管作者有没有，但是我看到了我是这样理解的就行了 ,特别讲究读者的独立性和读者思维的扩散性。
诗必须留有余地，在某种意义上它不具体，抽象，空。再举个例子,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你啥时候去幽州台？幽州台在哪儿？在河北哪儿？他不说。和谁上去的？有几级台阶？看到了些啥？他不说。这就是诗。如果说的非常具体，那就成了散文。诗歌就是该省略的必须省略，刀刀见血，一句话胜一万句。
石云作品——对联
文如其人，但严格意义上不能以作品完全判断一个人。和石云两年前偶然相识，大千世界熙熙攘攘，多少人擦肩而过。熟悉的朋友，可能变得陌生；不熟悉的人，也可能成为朋友。与石云相识打破了我以前的说法：“五十岁之后难结交新朋友”。这说法悲观，但何尝没有它的道理。少年的情谊纯真，不带任何功利性，今天和一个陌生人交往，多是利益关系，纯粹的朋友难觅啊。但我和石云认识，频繁来往，打破这个说法。
我写放浪形骸、神秘莫测，怪异无比的现代诗，诗中意象也多为别人难以接受。我用的别人不用，别人用过的我不用。石云写古体诗，按照江湖说法，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现代诗和古体诗排斥得很厉害，写古体诗的人认为写现代诗不押韵，那算哪类鸟诗。写现代诗的认为古体诗陈词滥调，浪费时间。我们却有很多共同点，聚会时谈论更多的是生活，是友情，月明星稀，狂歌痛饮，一哄而用，各回各家。很少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和美学交锋。石云给我的印象是和善、宽容、大气、散淡、无为，书卷气，不像我这样胡说八道、为所欲为、目中无人心中有鬼 ,满身酒气两袖清风……但我知道他骨子里相对纯粹，价值观念与大多官员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他有公职，工作繁忙，但每天早上写一两个小时书法，画画，身在官场心却飘荡在另一个世界。活在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却整天呼吸着唐诗宋词的空气。他评价人时，很少有功利主义和等级观念 ,对朋友们侠肝义胆，发自肺腑地相处。正是因为气质相似，我们的交往愈发频繁。从他的行为中，证明了他所表达的情怀与他的所作所为惊人的一致性。他的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第一说他没有烦恼，第二说他对死无畏惧，洒脱飘逸的气质扑面而来。这些说法既让我感动，也让我怀疑，人到中年，烦恼少了，看淡了，看轻了。但一个人真没有烦恼吗？我就时常被生活的烦恼折磨得每天喝酒，和朋友斗地主，被朋友斗得头破血流，斗成贫下中农。谁能够没有烦恼、压抑和苦闷，谁又能把生死置之度外呢？
诚然，多一种欲望，多一种痛苦；多一种奢求，少一份幸福。红尘滚滚，谁能够完全扼杀自我的欲望呢？欲望被压制，造成心灵的变态与扭曲，欲望被阻塞，驱迫人寻求另外的发泄通道。欲望的饥饿与满足之间，你，我，他，在劫难逃。石云能做到吗？
谈起生活，我们总是想起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被绳子牵着的哈巴狗，想起围着石磨日复一日转来转去的驴子，蒙着黑布挨着鞭子！茫茫人海，到底谁是生存的胜利者？卢梭有言：“人生来是自由的，又无时不在镣铐之中。” 里尔克说：“哪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更多默默无闻挺不住的人已弃我们而去了，连拿破仑也有他的圣赫勒拿岛，毛泽东也喃喃自语：“我不过是一个顶着一把破伞浪游人间的孤僧。”
石云能做到吗？我表示怀疑。
有两种痛苦：生存的痛苦和生命的痛苦。生存的痛苦更多是物质的。生命的痛苦更多属于人的精神。每人都有生存的痛苦，少数人则有生命的痛苦。生存的痛苦有可能得到解决，生命的痛苦却是不朽的。
一个中年人，经历官场上的刀光剑影，万水千山只等闲，可能潇洒，自在,淡泊，散漫，但内心深处的隐秘我们可能无缘知晓。青年人不被现实毒害，他就不会成长；同理，青年人不被社会摧残，他就只能枯萎。我们必为成长付出巨大代价，然后单枪匹马，闯荡天涯。我所认识的石云是五十岁的石云，对二十岁三十岁成长时期的石云并不了解，也没找一个机会深入地交流过，以我对人性的窥探和洞察，石云追求自己生命价值的过程中，肯定有过大挫折，大冲突，大矛盾，内心和外物死死纠缠，理想与现实惨烈的搏斗。因为大解脱是建立在大苦闷的基础之上。我们长得身高马大谁不愿意当武二郎，如果身材矮小我们也不愿当武大郎，而想当拿破仑。早年对古典文化的热爱，培养了他对理想主义的追求 , 但理想主义者到了名利场上，注定会被现实的铜墙铁壁碰得头破血流。有人彻底放弃早年一套完全变为所反对的价值的屈从者，堕落得特别彻底，面目全非；有人在生存的挑战面前采取灵活的手段又坚持原则。放弃是无奈的放弃，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听到自己内心深深的感慨，而我们是听不到的。“未曾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只有经历过精神生活的电闪雷鸣，现在才能够云淡风轻，过去成为回忆，成为珍贵的财富。大痛苦带来大解脱，大苦闷带来大解放。我所看到的石云只是今天这个样子的石云。中国的那句名言“文如其人”自有它的合理性。也有不完整性。
石云当年经历过的一切没有在他的古体诗中表达，埋葬在的心灵的角落里了。文学既能暴露你，也能够隐藏你。再加上一个诗人对特定情感的敏感及规避，我们在诗中看到的石云不是全面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个人，是他个人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整体。一个作家表达了一个作家能表达的，一个诗人没有表达的，另一个诗人会替他表达，一个诗人表达过的，我们要避开它。这样才构成文学的多元化、丰富性和博大广阔的精神。石云用他全部的趣味，表达生活的闲适简朴之美。我们就随石云的作品感受体会他的美。让我们日常生活中疲惫的身心得到某种解脱和快感。
石云作品——竖轴
每一个置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文本，对它的解读都可以多层次、多方位、多视野地展开。这种解读空间的增大, 驱迫文本内在的隐密奥义得以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也必然激发众多嘴脸各异的读者之间的思想争锋。所谓“好”与“坏”的绝对界限是乌有的。相对结论则可以在争鸣中形成。否则，文学史的构建，大作家大诗人的地位，都将瓦解。或许，真知与偏见俱在其中，正确与错误也难解难分。我认为：对诗以及对一切艺术的追求的巨大乐趣，就是这样产生并使我们终生陶醉其中的。
中国诗歌发展到今天，形成一个异于外国诗歌的庞大、复杂、相对稳定又与时俱进的“系统”，它的自我完善与自我怀疑，自我封闭与自我突破都作为一个“前在”强大地支配着、影响着、启发着后来者。才华横溢的千古绝唱 ,不同时期形成的牢固形式之绝、律、词、曲、赋都深深沉淀于中国诗人的血液深处、思维深处甚至潜意识深处。如此辉煌传统造成的压力其巨大！所以，每个后来者往往对传统顶礼膜拜。难越雷池半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制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具体到写诗而言，无论是现代新诗还是当代诗词的写作，一个不可回避迫在眉睫的问题，“怎样处理当代，怎样介入当代 ”，历史已证明：诗人的现代化对于任何诗人都是一个严肃的挑战。对传统的过分继承有时候扼杀了诗人内心深深潜伏的主体性，个人性、主观能动性，使诗人的才华不能够升腾到应有的高度，这里，文化修养和创造力产生了奇怪的矛盾，文化怎样渗透写作并受制诗人于自觉的控制，也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当然，极端的、非理性的反文化同样是一个死胡同。
这一点上，作为朋友，我向石云提出一种更高要求。如果他能够放弃一些对山水过多的迷恋，能把今天我们撞到的、无从回避的、活生生体验过的生存困境作为素材转化为诗，他的诗将充满更真实、更朴素、更原生态，也更强烈的诗意。据我所知，诗人艺术家要衰年变法，诗人创造了一种“模式”，这标志着他的成熟，也标志着他的腐朽。另一诗人的确立意味着他突破其它“模式”，创造出自己的“模式”。整个诗史就这样循环往复，构成了千万种“模式”的交相辉映。诗人没有理由否定“模式”本身，他只能反对另一种“模式”或那一种“模式”。不断摧毁是为了重建，重建也将承受后来者再度摧毁的宿命。在这样的过程中，诗人总是带着镣铐跳舞，他是不自由的。“模式”就是不自由，诗就是不自由，创造就是不自由。自由，绝对的自由即虚无，它必将彻底消灭诗存在的基础，也必将消灭诗人本身。
命运是我们无法预测的，如果多年后石云诗突然以一种诧异、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面前，我将为此双手鼓掌，好！好！好！兄弟连干三杯。
酒中有诗、酒中有情，酒中有真理，
月满去耕山，耕山去喝酒！
石云作品——长卷
作者简介：
图片源于网络
金汝平，山西阳曲县人，1963年生，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作品多部。
石云，原名任建国，别署易简、枣庐。1964年生，山西太原人。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先后师从董锦璋、梁归智、李元茂诸先生。著有《周鼎唐香清韵袅——古典文学赏会》《石云诗草》《石云诗书》等。有＂月滿耕山＂诗句名世。
本文编辑：老虎
本文转载来源：诗人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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