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大任：当他的生命走入倒计时
二零一七年春节刚过，大任便被确诊为结肠癌四期。
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我们住进了山西省人民医院。入夜，安顿他睡好，我独自走到空旷的大院，望着皎洁的圆月和闪烁的彩灯，眼泪止不住喷涌而出。
平时，我和大任常谈到生死，总以为自己会坦然面对。
就在去年，我俩还去公证处立了遗嘱，并约好两人死后都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
记得当时我们都面带笑容，就像在唠家常。我说，大海宽敞，水也干净，我想把骨灰撒在海中；大任说，去过不少地方，哪儿也比不上咱们山西，就把我撒在汾河里吧，别费事跑那么远了。
然而事到临头，我仍然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尽管我们相识相知五十五年，但有他陪伴的日子还没有过够啊！
他们俩
二月二十日手术。儿子在班机两次误点的情况下，费尽周折，终于在这天从美国赶了回来，让老爸在术后第一眼看到了他。
术中，主刀医生田利军主任出来告诉我：癌细胞在腹腔大面积转移，没法切除，为避免肠梗阻，只能做造口术。
这是我不曾料到的最坏的结果。
我们把这个结果瞒着大任；儿子也把基因检测结果瞒着我。送到厦门的检测结果显示，大任的细胞基因突变，属于结肠癌中仅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最难对付的癌症。医生告诉我，大任的生存期只有三四个月。
接下来便是化疗。我在得知大任患癌消息的当时便左脑发蒙，这时发展成左耳神经性耳鸣，每天像是坐在飞机机舱中。但望着被化疗药折磨得不断呕吐的大任，我的心在滴血，完全顾不得这点小病了，每天和儿子轮流陪侍他。
第二个疗程结束后，儿子必须回公司了。他已经没日没夜地陪伴了老爸整整四十天。
就在儿子要离家的前两天中午，大任在睡梦中突然号啕大哭。我急忙推醒他。他抽泣着说：“我梦见小胖（儿子的乳名）走了……”
然后我们说起了小胖小时候的趣事。有一次，父子俩看完电影回家，小胖也许是想模仿电影中的情节，让爸爸高举双手，他用小木枪顶在爸爸腰间，一直押着“俘虏”回到家中，惹得路人发笑。
还有一次，大任带着小胖到北京出差，拜访了周振甫先生，后来周先生来信，夸“令郎玉雪可爱”……
他们俩
在胡震主任和医护们的精心照料下，大任挺过了化疗的四个疗程。然而，这些年先后患糖尿病、脑梗的他，已经再也挺不住了，终因心衰被转到心内科治疗，一周后病情稍稍稳定。
出院后，大任对我说，他想放弃化疗。我愁肠百结。继续坚持化疗吧，怕有更坏的结果；放弃化疗，癌症怎么办？两难之中，突然在网上查到了一条消息：上海肿瘤专家孙建立教授每月来并巡诊。
经省人民医院李耀平副院长和胡震主任的首肯，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于五月十三日到了太原市中医院。
孙教授说：“尽管化疗是治疗癌症的唯一办法，但你目前的状况不宜继续疗程。先吃吃我的药看看。当然，还得同时口服一种化疗药，中药只能起调理辅助的作用。”
从此以后，煎中药就成了我的日常工作。不忍让大任喝一大碗苦药汤，每次都是把两次煎好的汤药再合起来熬一小时左右，浓缩成多半小碗。每天早晚两次，大任捧起碗几口就咽下去了。每次望着他皱着眉头喝药的情景，我的心都在疼。
服用中药一个多月后，大任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不仅体重增加了六公斤，而且满面红光，人也精神了许多。每天早饭后出门溜达一圈，午饭休息后便到忘年交张星亮处喝茶聊天，自在而快乐。
这期间，朋友们不断来访。只要谈到有关文史哲的话题，他便滔滔不绝，有时竟说到嗓子嘶哑。
省人民医院的挚友、被大任尊为“恩人”的刘永杰先生曾多次劝过他：“你生的是重病，要多休息，不要太劳累！”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一生潜心治学，积习难改，依然故我。
本次入院后，当得知黄河电视台和忻州电视台要来采访时，他让我给他整理仪容，强打精神，从始至终没有丝毫懈怠。但两次采访都是记者刚走，他就瘫在那里了。
就在弥留之际，一天中午，一直昏睡的他突然睁大双眼，对我说：“我有一个重大发现，快叫张勇耀来！”勇耀接信后急忙赶来。大任向她时断时续地交代着自己的思路。只听得勇耀连声叫绝，第二天便把连夜整理好的资料和论文提纲送来让大任过目。我心中暗自赞叹：好利索的孩子！
说起勇耀，我不仅由衷地赞叹，还佩服她甘坐冷板凳的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她，细心地为大任编写了学术年谱，校正了《元遗山新论》中的错误，仅用了三个月，就在张继红社长的鼎力支持下，更名再版了《元遗山论》，让大任生前看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问世。
我们俩，1998年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对我来说，二零一七年的夏天是一段劳累而幸福的日子。人有了希望，便有了动力。
常常忘记自己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妪，每天绞尽脑汁做他喜爱的饭菜，清理造口袋。三天换一次底盘，有时还得完成他交给我的任务——为朋友写几个字。
大任看我有些疲累，特别想减轻我的负担。开始是我每夜起来给他清理三四次造口袋，后来他说：“夜里你不要起来了，睡眠好了耳朵就不响了，我自己能处理。”再后来，他索性白天也不用我了，自己处理得干干净净。
多么希望这样的日子能持续下去啊。可天妒大任，到了十月份，他突然食欲不振，吃罢便呕吐，小腹也隆胀起来。
他不想住院，还想依靠中药缓解病情。他是一个固执的人，我永远争不过他。一直拖了近一个月，我急了，独自跑到医院求助他信赖的中医大夫。大夫让他马上到医院就诊，他才不情愿地住了院。这时已是十一月十八日。
冥冥中我意识到，大任这一去，恐怕就是永别了。果然，没两天，病危通知便送到面前。我的心死了。
如果说我们有过幸福的日子，那么这一个月，就是我的梦魇。
大任的痛苦在身体，我的痛苦在心扉。每当我抚摸着他骨瘦如柴的身躯，想为他减轻些苦痛，都会禁不住地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他是那般无助！
是的，只有我能读懂他眼神中的无助。当他呕吐罢看着我为他用棉纱蘸着温水擦拭口腔时，当我每天傍晚被儿子撵着回家，他吃力地挥挥手盯着我告别时……
我们俩，1989年于广州
病中，大任的坚强和求生的执著让我重新认识了他。他说，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比如侯马盟书，是我们山西的宝，但只有圈内的少数人了解。他想让它普及到大众。再比如，山西要开发旅游，三晋文化应该再配合着编些读物……
进入十二月，大任的身体更加虚弱，只靠营养液维持生命，但他仍希冀奇迹出现。每天问我有什么办法，说：“小胖是搞靶向药研发的，不知他有没有办法？”
小胖也不甘心，除了与张树平主任和张晓峰医生沟通，还特地咨询了肿瘤医院的杨牡丹主任。但大家都一筹莫展。看着烦躁不安的大任，我愁肠百结，夜不能寐。
反复思量的结果，决定把实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大任。我知道，他每天查百度，对自己的状况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想证实罢了。我们平时就说，将来两人中有一个生了不治之症，另一个不要隐瞒。
九号这天，大任又问我：“没办法了？”我流着泪说：“没办法了。要是有办法，周恩来还会死？”并把他生病以来的点点滴滴都详尽地告诉了他。他听了，眉宇间突然露出前所未有的安详，静静地闭上眼，仿佛入睡了。
十号一大早，天还未亮，我赶到医院，送走了陪夜的大任三弟，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大任让我和小胖到他跟前，说：“不要输营养液了，我不想再受罪了。”然后，对我们一一交代了后事。
看着一直哭泣的我，他说：“不要哭，坐游轮玩去吧！”儿子走后，他让我扶着他坐起来，说：“秋怀，秋怀，我走了你一个人可怎么活呀！”说着，几颗豆大的泪珠滴在秋裤上。这是他生病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面前流泪。
我们仨，来生还做一家人
我和儿子都尊重大任的选择。
营养液让癌细胞疯长，大任的肚子硬得连底盘都贴不住，而他的呕吐次数与日俱增，以致到了不能算是吐，简直是喷的地步。黑色的液体把口腔黏膜全部腐蚀，他火烧火燎地难受。我们不想让他在最后时刻受这样的折磨了。
是我把大任的决定告诉朋友们的。大家都觉得如释重负，再也不必在他面前强装笑脸，说些言不由衷的话了。
这天下午，大任的挚友、天天来医院陪他的阎瑞峰哭着跑进病房，大任笑着说：“哭什么啊？男儿有泪不轻弹。”
接着冀卫东等朋友也来了，大家说着说着就开起了玩笑。
卫东说：“反正我们都要去那里，你先给咱探探路，盖一座院子，我们都去喝茶。”当时，大任已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说了“苹果”两个字，朋友们立马心领神会，说：“给你部苹果手机，你又不会升级，我们还得到维修部要一张师傅的名片，给你烧了。”
说着，几个人哈哈大笑，一时间，死寂的病房里充满了欢乐。
我们仨，来生还做一家人
十三号那天，大任从网上看到张星亮等挚友给他编的题为《谁识人间一鲰生》的诗墨选，十分欣慰，举着手机，久久不肯放下。
这天朋友们来探望他时，他吃力地说：“印，印……二三十本就行。”星亮和王丽君不亏是大任的忘年至交，下午即动手，连夜排版设计，赶印了三十本，还没来得及压平展，十四号下午两点左右就送了过来。
大任翻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小册子，微笑着，艰难地竖起大拇指，表达着他内心的欣喜与感激。
十五号早晨四时，已测不到大任的血压。八时五十六分，他平静而安详地走了。
去世时，陪伴在他身边的有我和儿子，以及一直尽心竭力陪侍他的我的妹妹，还有他的三弟、四弟和挚友阎瑞峰。
大任，你等着我！倘若有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2017年12月24日
降先生与张秋怀女士的爱子小胖阅读此文后留言：
录下回忆就是心理疗伤的启始和一个导航灯塔的点燃。
生命于世有三次死亡：
肺叶最后的叹息，
肌肤吻别阳光，
名字再不发出声响。
摩挲爸纸墨间的笔耕，多少人在长长的将来都会默念他的名字和故事。
本文编辑：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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