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息尚存：咬文嚼字说姓名系列之周树人与毛泽东——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逝世四十周年和鲁迅逝世八十周年

　　当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毛主席在前去看望刚到瑞金不久的冯雪峰时，一见面便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随后，毛主席又不无遗憾地对冯雪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著：《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

　　在谈话中，冯雪峰告诉毛主席说：他听人说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主席听了之后先是哈哈大笑，而后沉思了一会说到：“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毛主席和冯雪峰之间的这次谈话，应该是发生在一九三三年年底到一九三四年年初时候的事。与身处大城市的蒋介石和鲁迅不同，那时的毛主席，不仅由于正率领着弱小却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转战在赣南和闽西的崇山峻岭之间而很少为外人所知，而且就连他所探索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更没有为全党、特别是没有为把持了党中央的博古、张闻天等那些左倾分子所认知。因而一个日本人能够认识到毛主席对中国只是懂了一半，这不仅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更见这个日本人观察、分析和判断问题的能力。而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日本人一定会说，全中国应该有四个人懂得中国，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再加上后来的那个人。的确如此，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中最懂我们中国的，也就只有这四个人了。然而，毛泽东和鲁迅懂中国，是为了救中国。蒋介石懂中国，是为了统治中国。而后来的那个人在懂了中国之后，想的就是如何害中国了。

　　生于一八九三年的毛泽东比生于一八八一年的鲁迅小了整整十二岁，因此两人都属蛇。毛泽东和鲁迅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人民的命运最为悲惨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最为屈辱的时代，也正是中华民族就要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时代。因此，鲁迅和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便立志要拯救中华民族。

　　一八九八年，鲁迅考入了江南水师学堂。一九○二年，鲁迅被满清政府官派赴日本留学。到日本之后，鲁迅先是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一九○四年，鲁迅考入了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正是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使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开始，来唤醒昏睡中的中国人，进而拯救我们中华民族。鲁迅的这个思想认识的转变过程，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作了详尽的自述。

　　拯救我们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华民族，那就要唤醒更多的同胞并把他们培养塑造成为拯救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于是在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后，鲁迅便将自己的名，从樟寿改为了树人，将自己的表字，从豫山改为了豫才，以取育才之谐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鲁迅对自己名和字的更改，也是给自己注入了立志要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培养出更多栋梁之才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期许。

　　自弃医从文开始，鲁迅以笔为武器，一篇篇杂文和小说，犹如匕首和投枪，极大地震撼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彻底戳穿了儒家文化的腐朽堕落。鲁迅的文章，培养造就了一批批的革命青年。这些人，后来大多走上了革命的战场，成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栋梁。而也正是通过这些文章，从未与鲁迅见过面的毛主席，才不仅曾经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曾经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且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延安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的演讲中，毛主席更是这样高度评价了鲁迅：“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而后在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又这样写到：“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直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同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林彪的问题以后，毛主席还是这样赞颂鲁迅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第一个大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与有着强烈的拯救中华民族这种自我期许心理的鲁迅一样，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也给自己起了“子任”这个别名。以勉励自己要把拯救中华民族、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有些人的名字中，既寓意着别人对他的期许，也更有强烈的自我期许。而自我期许的效应在毛泽东的身上，表现得又尤为突出。

　　毛泽东姓毛，名为泽东，表字润之。毛泽东的名中的这个“泽”字，本为毛氏族谱中的排序，然而“泽”这个字在汉语中，又有恩泽、惠及的意思。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毛泽东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的亡国灭种之灾的时候，正是中国的劳苦大众被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几乎就要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的时候，这时的中华民族，正盼望着能够得到拯救。这时的中国劳苦大众，正盼望着能够得到解放。给毛泽东起名的这个人尽管当初未必就能预料到毛泽东长大之后真的就能够拯救中华民族，真的就能拯救中国苦难的劳动群众，但他给毛泽东起的“泽东”这个名字，还是注入了他对毛泽东的期盼，期盼着毛泽东长大之后，能以自己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和无私奉献来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的劳苦大众，从而恩泽世界的东方，恩泽全人类，恩泽整个世界。为毛泽东起名的这个人，在注入了他对毛泽东的期盼的同时，也为毛泽东注入了“泽东”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心理。伴随着自己的成长，目睹了中华民族的危机、目睹了中国劳动大众的苦难的毛泽东，便立志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要拯救中国的劳苦大众。怀着这种自我期许心理而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从青年时开始，就投身到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拯救劳苦大众的斗争中。在他的影响带动之下，毛氏一族有许多人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毛泽东的一生不但为中华民族、为中国的劳苦大众献出了他的全部心血，而且还献出了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健、毛楚雄和毛岸英等他的七位亲人的生命。

　　一九一○年四月，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长沙，发生了一场“抢米风潮”。一九三六年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我国的“西北红区”采访，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起自己的革命历程时说到，一九一○年发生在长沙、震惊全国的“长沙抢米风潮”，影响了他的一生。

　　“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就在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堂外面,我们学生看到许多从长沙回来的豆商。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全离开那里。他们说城里发生大暴动。

　　“那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饥荒,长沙城里成千上万人没有粮食吃。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巡抚衙门请求救济,但巡抚却蛮横傲地答复说:‘你们为什么没粮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巡抚的话一传开,人们非常愤怒。他们召开群众大会,并组织了示威。他们攻击满清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象征的旗杆,将抚台赶走。之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众人说,官府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庄的应允显然是有诚意的,但皇帝却不喜欢他,传谕说他密通‘暴民’,将其革职。新巡抚一到任,即刻下令,缉拿‘暴乱’的领头者,许多人被杀了头,挂在柱子上,以警告后来的‘造反者’。”

　　“这件事在我的学校里议论了好些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者’,但他们只是从旁观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明白这也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关,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件很有刺激性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此后不久,韶山也发生了秘密会社哥老会会员和本地一个地主之间的冲突……。”

　　“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在我这个已有造反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也开始了相当程度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讲中国被瓜分的小册子之后……我感到十分抑郁,忧虑我的祖国的前途,开始意识到参与救国,人人有责……”(摘自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

　　说毛主席、鲁迅、蒋介石和后来的那个人懂得中国，其实就是说他们真正懂得我们中国人普遍的人性、也就是国民性。

　　在腐朽堕落的儒家文化的长期毒害下，在我们中国形成了私、愚、弱、坏、散、虚这样的一种国民劣根性。就是这样的国民劣根性，所以这才导致我们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百年挨打。而也正是由于发现了我们中国人身上的这种劣根性并找到了其产生的根源，因此鲁迅这才用一篇篇有如匕首和投枪一般的杂文或小说，彻底戳穿了儒家文化的腐朽堕落;蒋介石同样也看到了我们中国人身上的这种劣根性，所以这才用一场场的血腥大屠杀，建立起了对外投靠依赖帝国主义，对内依靠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恐怖统治;而对我们中国人身上所存在的这种劣根性，后来的那个人同样也看得很清楚，因而只用一个“先富论”，就把我们中国，一夜又领回到了解放前。

　　同样懂得中国，然而与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相比，毛泽东还更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和理论家。毛泽东不仅具有和鲁迅相同的斗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敢于牺牲精神和思想认识，而且还更具有超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因此毛泽东这才不仅能组织、率领、指引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而且还更能在“鲁迅的方向”基础上，率领中国人民开展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到，从而对传统文化中的腐朽堕落进行了彻底的革命并开始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只不过由于我们中国人身上的劣根性太过顽固而导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因此这才被人一夜又领回到了解放前。而在吃了二遍苦，遭了二茬罪之后，几千万的失业工人，几亿的农民工们，这才理解了毛泽东，同时也才理解了鲁迅。

　　用有如匕首和投枪一样的文学作品揭露了旧制度的反动黑暗和旧文化的腐朽堕落，从而培养造就了无数革命英才和民族栋梁的鲁迅，不仅无愧于他那原本“树人”和“豫才”的名与字，而且也更被赞誉为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而建立起了一个强大新中国、特别是率领中国人民研制出了“两弹一星”的毛泽东，的确是恩泽了全体中国人并成为了中华民族永远的保护神。所以懂得中国的这四个中国人中，毛泽东和鲁迅，就是中华民族的神与圣。而至于蒋介石和后来的那一位，那可就是中华民族的魔与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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