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飞：腐败的原因，这篇文章讲得比较清

《吴鹏飞手机报》第382期

弄清了腐败的真正原因

根治腐败下药就能对症

吴鹏飞/文

中央反腐动真格以来，关于为什么会出现官员严重腐败的问题，国内外的论述分析文章可以说多如牛毛，但很少真正讲透。有些学者是鹦鹉学舌说些官话，外国学者又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左派人士多归因于改革开放搞了资本主义；公母知归因于体制的问题，认为原因就是没有搞西方那一套。总的感觉，这些人是盲人摸象各执一词，都没有说出问题的真实原因和全貌。其实说真话，是需要水平的，不是骂街骂人就叫敢说真话。

说官话的人，把腐败归因于腐败分子个人放松警惕，不守规矩，终于变质。这样的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出现大面积全局性的腐败。说是监督不力的专家，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的监督不力，还是有不少人比较廉洁。说搞资本主义导致腐败，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人家正宗的资本主义反而比较清廉。攻击共产党不搞西方民主导致腐败的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革命时期、延安时代、建国初期，共产党是很清廉的。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肤浅和片面的。

深层原因之一：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定位极高，之前，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做到这一点。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不谋求任何私利。战争年代，极弱中国，悲苦人民，需要这样一个圣徒组成的政党清教徒一样地奋斗。特殊条件下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这样完全无私的人，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中，都是极少数。不管什么宗教信仰，信众里面真正品行高洁，恪守教义、完全无私，深孚众望的也是极少数极少数。

毛泽东及其老一代共产党人，是血与火中考验出来的，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绝大多数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在严酷的条件下少数投机分子很容易就淘汰了。这样一个纯净的理想主义者组织，几百万比较纯粹的共产党人，确实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要求，因此人民选择了跟共产党走。但是，随着革命愈来愈成功和进城执政，混进来的寻常人物、投机分子、货利之徒越来越多，而且和平年代很不好甄别这些人，党员队伍越来越不纯粹，这是腐败的首要隐患。

深层原因之二：毛泽东以高压态势压抑了众多非理想主义者的私欲。革命时期条件艰苦，全体同志需要艰苦卓绝地奋斗。执政后国家一穷二白，容不得共产党有丝毫松懈和骄奢淫逸。为了快速工业化、现代化，需要几代人勒紧裤带过日子，吃着炒黄豆搞原子弹。因此毛泽东选择了决策上一党执政，治理上意识形态为要，发展上跑步赶英超美，作风上艰苦朴素反对贪污和浪费，法纪上严办腐败分子杀一儆百，管理上发动群众监督和反对官僚主义。

毛泽东时代在各行各业树立了一大批新道德模范，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等等，成为了党员和人民学习的榜样。实际上最大的榜样还是毛泽东自己，他勤政好学、用度极俭，心在人民，渴望跃进。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和资望、超强的号召鼓动力以及目标的正当性和道义的正确性，令全体党员和人民和他一起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艰苦创业。在毛泽东本人的工资从六百元还要降到四百元的情况下，谁还好意思和敢谋求更高的物质要求呢？

革命时期，人民需要共产党与之同甘共苦。但是建政以后，人民对执政党的要求，变成了生活水平提高，政治权利充分。而共产党人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需要实现超高速发展，因此需要人民让渡这两方面的利益支持国家复兴。毛泽东采取示范、严管、高压、重罚的方式，要求自己的党员身先群众，处处带头，以拥有要求全民苦干的道义上的合理性。这样，党内大批不纯分子不敢造次，只有人财物的轻度特权，他们私欲的巨大负能量受到长期抑制。

深层原因之三：千千万万明明暗暗的一把手官员权力过大。公有制是人类社会的新事物，国家是在制度空白上开始运转。苏联师傅自身也逐渐表现出问题丛生，中国是在摸索中前进，马恩的、苏联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自己战争年代积累的、传统吏治的、重新创新设计的、也有其他现代国家的制度因素，当然占比有所不同，形成了年轻共和国理想主义色彩十足和实践不足的制度框架。其中的一把手制度，应该更多是脱胎于战争年代。

其实共产党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当年长征路上打仗，都是开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老打败仗。毛泽东这个绝对少数，反对开会表决的形式民主，而是采取三五人协商最后一人下决心的民主集中制，结果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夺取政权。这个在战争年代极为有效的模式，很自然被移植到建国后的决策制度中，工作效率果然依旧奇高，因此一直没有系统、完善地考虑监督一把手的权力使用，当越来越多的一把手理想素质下降时，这就为腐败埋下了祸根。

中国落后于世界，革命，建设、改革总是在狂飙突进中前进，很少坐下来扎扎实实研究制度建设。公知母知只醉心西方那一套，红色专家多是书呆子本本主义者，脚踏实地、富于创新、党内威望高、受到领袖集体尊重又没有权力野心的思想大家一直空缺，因此制度建设长期处于亏欠状态。与此同时，建立在共有公有国有基础上的政权，不同于西方私有制基础上的小政府，它衍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公共权力，任何组织与个人，离开国家认同就无法存在。

从生到死，社会事务，公共事务，外交国防，所有的权力都在执政者手中。这需要远远大于西方的干部与官员人数。因此执政党膨胀的速度加快，党员质量急剧下降。权力总是能够带来某种有形无形的物质与精神利益的，人又总是趋利慕名的。这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本性，除非是少数经过教化灭除了私欲的人。于是乎，大批的名利人士，乃至更糟糕的货利小人涌进了党内。事实上，毛泽东觉察到了这个庞大的干部官员队伍与人民群众的严重疏离。

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群众的夺权、砸烂公检法和对广大干部的冲击等等，反应了这种焦虑，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和非常状态，但工农兵不可能长期管理国家事务，这只能是一个运动。最终那些受到冲击的人，还是回到了权力岗位。制度建设不仅没有完成，欠账反而更多了。广泛的权力，充满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明明暗暗的类一把手权力结构，制度空白太多，只能某某说了算。这个说了算的人往往权力过大。党内监督对一把手一直显得力不从心。

深层原因之四：任何权力单元的结构，都不应该是金字塔形，而应是环形。基于同样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只是具有国家制度的框架和雏形，没有在如何运作、如何落实、如何评判、如何强制施行等意义上彻底完善。这就使得党内监督不够健全的同时，人民群众的监督、社会舆论的监督、大众媒体的监督等实际上比党内监督还要乏力。在监督缺位、缺失的情况下，绝对权力绝对会滋生腐败。因此才有腐败分子一路高升的现象。

我们反对搞西方一人一票的形式民主，但是任何权力单元，都不应该是表现为大大小小的金字塔黑箱结构，必须是首尾衔接相互制约的环状透明结构，确实是不易的真理。目前党中央反腐败态度坚决，恢复了很多好的传统，又有很多创新，保持了一种毛泽东式的压力。应该趁人民比较满意的时机，尽快完善全社会全方位监督机制。如果倚重党内监督，一旦出现权威性资源较弱的领导人，党内监督趋缓，腐败就可能会大面积反弹，甚至变本加厉。毛泽东之后腐败加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深层原因之五：革命的党要向执政的党转型，官员的正当利益要合理设计。实际上，由于执政的条件下，很难像革命的条件下那样要求自己的党员，事实上党员的成份也已经以普通人居多。因此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与时俱进地加以理解。这就是，要明确承认官员的正当利益，应该为他们设计丰厚体面的收益，然后就权力的使用做出严格的规定，对任何微小的越权和滥权都要坚决制裁，建立全方位的监督机制，确定罪与非罪的清晰界限。

在一个正国级干部的法定工资买不起三环以内住房的情况下，保持廉洁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在合理与丰厚的利益下，兢兢业业做好本质工作，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为人民办事，不超越法纪范围谋求私利，就应该就是新时期优秀党员干部的衡量标准。如果按照毛泽东那个时候的要求，符合条件的确实太少，太凤毛麟角了，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认识的共产党员应该有上千人，老实说，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民的共产党员，我一个都没遇到。

这是实情。我这里提出的不是有些专家鼓噪的高薪养廉，而是执政党必须具有的观念转型。用圣人的高标准要求所有人，只能使绝大多数人具有原罪感。毛泽东留下的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思想，其道义上的极端正确性，使后来领导人很难逾越。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现在的共产党员绝大多已经不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作为执政党，合理设计官员的利益模式，不再要求他们完全无私，彻底为公，而是要组织专家（我一提到这两个字就生气）研究一下科学系统的薪酬模式。这件事刻不容缓。

深层原因之六：改革开放的双轨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转向改革开放，国家实际上实行了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双轨制的突然到来，执政党没有做好教育、制度、管理上的准备，没有这样的党内思想大家，意识到将会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党内除僵化的左派，动摇的右派，也都没有真正找到办法。广大官员在长期清苦、斗私批修、工作很累、权力极大、待遇极低，渴望发展的情况下，突然被金钱美女和资本家围住了。

他们绝大多数本来就不是雷锋和焦裕禄这样的人，除了少数钻进党内的坏人，实事求是说，他们绝大多数聪明、灵活、能干事，发展经济社会很有能力，但是定力远远不够。加上我们使用干部的机制主要是唯上，这样，善于公关钻营的人更容易上升，本来就较少的优秀党员，还没有用在刀刃上。于是，在糖衣炮弹之下，官员开始腐败，喝名酒戴名表穿名牌，出洋旅游加赌博、泡妞养情妇包二奶，最后干脆成为富人的代言人，将公共权力作为商品出售换钱。

结语。所以说，腐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全局性的问题，是历史衍生的问题，是观念转型滞后的问题，是制度建设不完善的问题，是人民民主没落实的问题，不是某些人以为的那样仅仅是改革开放带的问题。所幸我们遇到了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习大大王书记，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习近平在国际上威望那么高，就是因为他的反腐震惊全球，所有的人都认为共产党会垮掉，但是他再次让这个党焕发了生机。关键是，中共要出现真正的思想大家，找到制度反腐的系统办法，如何制度化、日常化、民主化，才是问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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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鹏飞：湖北十堰人，华师大毕业，自由职业者，地产与旅游策划人，无党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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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秦文轩，原名秦江武，1965年出生于河南洛阳，汉族，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学会会员，中国书画家协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秦文轩的作品曾多次在全国性书画大赛中获奖，还被众多国内外书画爱好者及资深收藏家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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