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美化义和团？

文革期间的海报

谁在美化义和团？

文｜陈事美

清末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教堂，杀洋人与中国教民，直接导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屠杀惨案。如今，义和团运动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如何评价义和团，一直充满争议。贬低与美化，各种声音不断。其实这种声音，从义和团运动开始时，就没有停止过。

事实上，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义和团的崛起壮大，容易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清政府也希望用义和团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洋人。众所周知，清政府一直受洋人的窝囊气。如果利用义和团来为自己出口恶气，那也是乐见其成。所以，在这种矛盾心理支配下，清政府对义和团从初期的镇压，到默许、再到鼓励、纵容，直到最后的剿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充满了各种贬低声音。有研究统计，众多公知大V写了大约5000首诗，其中90%是贬低义和团的。他们常用的词语是“盗贼”、“乱民”、“暴徒”等贬义词描述他们。还有人从宗教方面来指责义和团，说他们是“邪教”、“异端”，贬斥义和团是地道的“拳匪”、“团匪”，以鬼话惑众，煽惑群众闹事。并上升到致乱之源，变乱罪魁祸首的地步。这里的鬼话就是指义和团到处宣扬的“刀枪不入”的神话。

清朝一些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代表也对义和团极端蔑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曾纷纷撰文，指责义和团是“拳匪之乱”，一方面助长封建迷信风行，一方面又妨碍现代化进程。梁启超的弟子麦孟华更是贬斥义和团是盲目排外，是纯粹的野蛮行径，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革命派代表邹容在《革命军》的文章中，直接将义和团运动称之为“野蛮的革命”。在邹容看来，所谓野蛮的革命，就是进行毫无意义的破坏，同时加重人民的痛苦和灾难。与之相对应的是则是文明革命，而文明革命则是为建设扫除障碍，并通过确立自由、平等、独立的民主权利，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邹容的观点在当时的革命派中较为普遍，在他们眼里，这种义和团运动发生在中国丝毫不奇怪，因为中国人就是一个愚昧无知的奴隶民族。

义和团运动烟消云散后，各种关于义和团的思潮仍无处不在，各界都表示出了普遍的担心与忧虑。鲁迅则直接指责义和团是幽灵，是迷信的传播者。鲁迅不反对练习拳术，但反对鼓吹义和团精神，在他看来，无异于就是“鬼道”精神，是非常危险的预兆。

在众多对民族前途忧虑的大V中，陈独秀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当人们为了欢呼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而拆毁北京克林德碑时，陈独秀在自己的杂志《新青年》中发出了警告。克林德碑就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为了纪念被杀的德国驻华大使克林德所立。

陈独秀说，要警惕义和团重来。义和团运动是儒教、佛教、道教等宗教迷信的大集合，是封建糟粕的沉渣泛起。他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近代中国陷入困境的原因，而是结果，造成中国困难重重的重要原因则是义和团为表征的中国社会的文化氛围。

不止中国人对义和团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西方一些主流观点也认为，义和团是野蛮、残忍、盲目排外和迷信的。他们直接称之为“黄祸”，就是黄种人的祸乱。欧洲一些早期的文艺作品中，如电影《义和团进攻传教点》中，将中国人描述为鄙陋丑恶的。美国女作家马修斯喜欢写中国题材的小说，在小说中，她传达的观点就是，中国人残忍凶狠、报复心很重的性格统统是义和团后遗症。

当然，有贬低就有美化。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所持态度肯定不同。比如清廷中的很多保守派，端王就曾积极为义和团点赞，大赞义和团爱国、忠诚、正直。如果是保守派持这种观点似乎还可以理解，但一个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也点赞义和团就很匪夷所思。如辜鸿铭就是这样的人，他认为，义和团奋起反对帝国主义是英雄壮举，那些欧洲所谓的真正的文明无非就是合伙欺骗、榨取、威胁、谋害和抢劫这个世界，是高利盘剥者，是最终要毁灭世界所有文明的害虫。上升到这种高度，义和团无疑成了世界文明的拯救者。他曾在一首歌颂义和团的诗中这样写道：亮开旗帜开火吧，追随强健的端王及其同僚吧。

与辜鸿铭同受过西方教育的严复也基本持同样观点。严复虽然认为义和团是“妖民愚竖”，但非常欣赏义和团这种反抗的精神。他曾在日本《开智录》杂志上发表文章，赞扬义和团为中国独立做出了杰出贡献。文章中写道：“夫义和团岂不知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哉！然出于爱国之心，忍之无可忍，故冒万死以一敌八，冀国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

孙中山也对义和团持认同态度。他认为，虽然义和团有些愚昧，但对于满清，中国人必须要以柔弱之躯进行拼死抵抗。让孙中山惋惜的是，义和团运动只是限于华北地区，如果扩大到全国，那势必会加速满清的灭亡。

有些人则是有赞有弹。如瞿秋白就认为，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值得提倡。但他同时批评义和团阶级意识不强，民族主义极端狭隘，最可耻的是，义和团与满清朝廷的妥协。

最有意思的是陈独秀，原本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持批判态度的他，后来又悄然转变观点。1924年9月，陈独秀在《向导》杂志上发表文章，他认为，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性不亚于辛亥革命。同时，他批判了两个错误观点，一个是认为义和团属于野蛮排外的运动。一个是义和团是少数人犯下的罪恶。对于第一个错误观点，他认为，虽然义和团有一定的野蛮愚昧，但全世界都处在迷信野蛮的状态中，所以不能单独谴责义和团。另外，陈独秀也指责那些批判义和团的人，说他们只看到义和团的排外，而没有看到洋人对中国的欺压。

1918年的陈独秀还在批判义和团，而仅仅六年后，陈独秀就来了个大转弯。后来，他又在自己的《新青年》上再次撰文，称义和团排外无可厚非。义和团排斥科学与西洋文化则是因为中国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也同样无可指责。

最值得回味的是，1949年后，尤其是文革期间，义和团得到全面肯定。从上到下，一致将义和团包装成了爱国英雄。

1967年3月，作为毛泽东与江青的代言人，极左知识分子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正式攻击刘少奇。戚本禹盛赞义和团运动是英勇不屈的爱国运动。随后，红卫兵开始大量印发恶毒攻击刘少奇的漫画，他们高呼义和团口号，指责刘少奇是卖国贼。

原本在义和团中并不突出的红灯照被红卫兵发扬光大。红灯照、红卫兵，都是“红”字辈，且都是以青少年为主。巧合的是，红灯照还与样板戏《红灯记》有很多相似之处。就这样，有些红卫兵队伍开始自称“红灯照战斗队”。

随后，《文汇报》竟然在社论中大谈红灯照，“一个人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抱什么态度，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该报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红卫兵赞扬义和团的文章。其实《人民日报》在1966年也曾发表过类似文章，认为义和团与红灯照都具有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光明日报》甚至喊出了“红灯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卫兵万岁！”的口号。

红卫兵对义和团套路的运用越来越娴熟，后来在批孔运动，反对苏修运动中又多次上演。那个时期，义和团运动必须是大加颂扬的爱国运动。此后，质疑义和团的声音全部被淹没。至今，在主流的宣传平台上，仍很少见到批判的声音。

陈事美

本名朱光强

在历史与现实中游走，匠心吐槽一百年

“陈事美”吐槽专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