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粹的影响下，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被迫下了驱逐犹太人的法令，

为什么只有丹麦、瑞典、意大利和保加利亚没有反犹主义？

阿伦特认为，这和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道德水平有关系。

有人性、懂政治的国度，不会发生大屠杀。

阿伦特注意到，在驱逐（犹太人）命令下达的那些国家中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她的报道包括了对将犹太人从德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斯洛伐克驱逐出去的过程的描述。

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时，阿伦特试图弄明白为什么不问的人的反应会如此不同。她再一次强调了支持批评和开放的思想交流的一个政治舞台和政治传统的重要性。她对于丹麦、保加利亚、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分析显示了这一点。

阿伦特注意到，丹麦、瑞典、意大利和保加利亚是欧洲仅有的几个没有出现反犹主义的国家。然而，丹麦人是唯一敢于大胆地向他们的德国统治者就这一话题发表意见的人。国王是第一个佩戴旨在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区分开的黄星的人。丹麦人拒绝在丹麦本土的犹太人和从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逃亡来的犹太人之间进行区分。当得到犹太人将要被抓捕的消息时，丹麦政府告知了犹太社区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公开地通知了犹太人，而且大多数非犹太丹麦人都欢迎犹太人到他们的家中。正是由于这一点，大多数犹太人才能够得以隐藏起来。随后，在瑞典人的帮助下，丹麦人组织船只将5919个犹太人运往瑞典。由于丹麦人的公开抵制，德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实际上背离了来自柏林的命令，并且开始对灭绝政策进行质疑。阿伦特总结道：“他们遭遇了基于原则的抵制，他们的强硬就像日光下的黄油一样融化了，

他们甚至能够显露真正勇气的一些胆怯的苗头。”

丹麦人拒绝停止自由的言论和行动。他们认识到，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通过向德国人提醒人类行动的多种可能性的存在，来对他们进行挑战。

阿伦特指出，在保加利亚发生的事情与在丹麦的类似。保加利亚政府和人民坚决地与犹大人站在一起。保加利亚政府公开地撒销了德国的法令。在被强迫将所有犹太人逐出索菲亚时，他们把他们疏散到了乡间，而不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当苏联红军于1944年8月接近保加利亚时，他们废除了所有反犹太法律。没有一个保加利亚犹太人被驱逐或者由于非自然的原因而死亡。阿伦特注意到，她没有见到任何对保加利亚人的行为进行解释的尝试。她的隐含的

解释是，正如丹麦人一样，保加利亚人能够在对与错之间进行判断，这些判断对处于差异和平等状态下的人类复多样态有着清楚的理解。

阿伦特认为，丹麦人和保加利亚人认识到了他们所处的形势的明确的政治本质，并且根据承担公民责任的原则来行事。她评价道，意大利人对反犹主义的抵制是较少有意为之的。它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几乎是自发的总体人性”的结果。阿伦特将意大利人的行为描述为

具有一种喜剧的成分。意大利人会在表面上遵守德国要求清洗一个犹太人居住区的命令，但是当他们到那里执行这命令的时候，那一地区的犹太人会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意大利军队从南斯拉夫离开的时候，犹太人同他们一起离开。基至墨索里尼也参与了这出喜剧。在被强迫制订犹太法的时候，他豁免了一些通常的群体，包括诸如退伍军人之类的人。然而，他为法西斯党以前的成员及他们的扩延亲属附加了一项豁免的条款。阿伦特强调，所有的犹太家庭可能都至少有一人曾一度是法西斯党成员，这主要是因为党员身份是从事所有公民服务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阿伦特总结道，由于意大利文明已经发展出一种深深的人性意识，反犹太措施在意大利不得人心。这一意识并没有辜负他们。她说道：“意大利人的人性，经受住了降临到人民头上的恐怖的考验。”尽管他们没有进行公开的政治反思，但是他们能够求助于一个已经孕育了对人类复多样态的一种深深的理解的传统。

罗马尼亚展示了没有这种人性意识和没有对公民身份相应的责任进行思考的一个民族的反应。在罗马尼亚，公民们是如此地反犹太，以致他们以自发大屠杀的方式屠戮犹太人，党卫军为了贯彻“以一种更为文明的方式”屠杀而不得不进行干预。罗马尼亚在马歇尔·耶恩·奥托内斯库的领导下在战争中站到了希特勒的一边。奥托内斯库带头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和灭绝犹太人。他还是第一个为了钱而利用犹太人进行交易的人。这导致罗马尼亚成为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一个通道。但是这一带来安全的可能性，并非出于政治理解或者出于人性传统而导致的。阿伦特坚持认为，这是由于罗马尼亚不仅是一个谋杀者的国度，而且是一个堕落的国度。

阿伦特通过详尽展开对这些或者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应的记述，来说明艾希曼在每一个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她的分析也请楚地表明，哪里的人们看到自己所处的局面需要政治或者人性的回应，哪里就存在着对德国暴行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