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新教对世俗化进程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作用

辉格式研究方法将会导致一种历史故事的过分戏剧化，还会导致历史学家对任何时代发生的任何冲突的双方产生误解。从具体研究所做出的判断相比，与今日比较相像的一方将会变得更加现代。原因很简单，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相似性，并将江相似之处从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加以强调。其结果就是在我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十七世纪的新教徒和1800年的辉格派比实际情况更加现代。即便我们已经具体研究修正了这种印象，我们仍然难于记住他们的世界跟我们的世界有何不同。更有甚者，有些人好像更愿意相信路德是一个比较现代的新教徒，为了一个更加宽容和自由的神学而反抗罗马教廷的宗教狂热。然而老天可以作证，路德的愤怒根本就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狂热宗教所引起的。即便我们看到历史学家在用路德“毕竟基本上怀着中世纪的心态”的评论来界定时，情况仍然不会有多大改善。因为这种附带表达的对历史研究的敬意，正式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自欺欺人。这种附言只能证明他并没有把历史人物放在真正的历史情境之中，反而在自己的叙事中讲述一个为现代化了的路德。但是如果冲突的一方，由于这种史学态度而招致误解，那么冲突的另一方可能会更加不幸地被粗暴对待。人们会认为它对形成今日的世界不仅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反而形成了阻碍。在直接参照的过程中，他不可能被当作是现代的某种预示或根源。更糟糕的是，这一方会被当成一种假人，用来陪衬辉煌的辉格美德。因此，这种观点经常否定历史性理解的努力，而历史性理解会帮助我们对那种根本性的谬误进行修正它们。若如此，我们所有具体历史研究的成果将会被我们对历史的抽象和对历史的编撰方法所破坏，同时我们也就忽视了历史考察的首要条件，承认其他时代与我们有多么不同。

如果十六世纪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能够复活来看看二十世纪的话，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谴责我们这个陌生而疯狂的现代世界，不论他们相互之间如何厮杀，毋庸置疑，他们一定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如果我们现如今的自由和无序都是由路德一手造成，那么路德一定会忏悔，说自己做出了错误而邪恶的事，同时他的敌人也会跟着说，宗教的衰落，恰恰是路德得之类造成教会分裂的结果。十六世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恩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情。如果我们从一个轻率的类比中就得出结论，说其中一方是在为我们的现在世界斗争，而另一方是在阻止现代世界的到来，那么我们一定会陷入到非历史的错误中去，因为我们忘记了自1517年以来新教和天主教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我们那些最世俗的历史学家们，那些对通常被追溯到宗教改革的世俗化、“中世纪瓦解”最心存敬意的历史学家们往往倾向于认为，好像新教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说辅助了这一进程。人们会很容易忘记当年路德是多么反对教会的以及社会上的世俗化趋势，忘记宗教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宗教复兴的心理，忘记路德对教廷的反抗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激发反改革的宗教狂热，而我们喜欢看到的是新教徒的美德，在反宗教改革的衬托下光芒四射，我们总是很难记得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新教以及最近几个时代的天主教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社会世俗化以及中世纪理想崩溃的影响。

实际上，如果我们放弃所有与今日的类比，并对辉格派历史学家的道德愤慨，连同他所擅长的一切诡辩弃之不顾，将十六世纪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看作是遥远的陌生人——事实上他们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争论，正如古代君士坦丁堡蓝党与绿党的摩擦一样与我们无关，那么我们将会更加如实地揭示历史的真实。换句话说，我们最好先假设他们与我们不同，然后再把随后出现的相似之处以合适的比例放在合适的情景之中，这就好比想要理解一位美国人，那就不应该首先认为他与英国人一样，然后因为他不像英国人的地方与他争吵，如果我们首先把他看作是一个外国人，那么就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他与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了。如果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十六世纪的那场在当时来说不能相互宽容的两种宗教之争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种种冲突中，现在的某些宗教自由，也许还有现在的某些宗教冷淡，以及历史学家喜欢说的世俗化进程，正在浮现出来，但是要经过许多比我们预想得的更复杂的路径，实际上要经过我们几乎难以追溯的路径。我们应该看到十六世纪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相似之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他们与我们的差异比我们想象得要大，他们各自声称他们的宗教是真正的宗教，是教会得以建立的独一无二的基础。我们应当看到，事实上正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在排他性方面如此相似，他们才为我们这个世界提出了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他们给世界提供了一个事实，即便所有的人都不想正视，但最终仍无法回避，即这两种宗教形式在同一个社会中并存。他们给世界提出了一个难题，即面对这种旷古未有的异常情况，如何使人们的生活行为成为可能并且可以忍受，既不是新教头也不是天主教徒，恰恰是两种宗教形式的并存，才是发展的起点。

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辉格派研究方法的第二个谬误。他通过对历史故事的过分戏剧化，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历史进程上转移开了。辉格派历史学家很容易地把变革及其成就归因于这个党派和那个个人，把结局是为目的的实现，而实际上目的往往已经被弄得面目全非了。辉格派历史学家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过于简化的版本。辉格派历史学家愿意展示加尔文主义对于当代自由的发展具有多么大的贡献，他们很容易忘记在日内瓦或者英格兰，在加尔文教信徒建立新兴路撒冷的这些地方，或者说在他们拥有自己的地盘并且能以自己的方式与人交往的地方，其结果根本不能证明辉格派论调不论我们的研究室关于加入文教的还是关于别的什么我们很轻松的就可以确证与辉格派历史学家所乐意相信的相反的东西。与其为我们当代的自由而感激加尔文教，我们更有理由感激那些历史局势以及相关的机缘巧合，正是它们将加尔文教不知不觉地转变为自由的同盟。我们大可以对十七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们心存感激，但我们要感谢的是他们长期身为少数派一直对抗政府，因为这恰恰是使他们能够发挥作用的独特历史情境。

由于对历史进程的误解，辉格派历史学家往往会陷入到一种常见的错误中。他会倾向于认为，由于数代辉格党人不倦的奋斗，克服暴君和托利党人的长期阻挠，我们才有了今天的不列颠宪政体制。事实上是两方持久的互动和长期的冲突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恰恰体现了这种互动所必需的制衡、妥协和调整。辉格派历史学家会认为不列颠宪政体制最终安稳地到达我们这里，并不考虑曾经经历过无数曲折变动，然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宪政体制，正是他们所抱怨的那些曲折变动的结果。假如说我们的宪政从来没有遭遇过危险，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宪政体制会遭遇到危险了。具体地说，我们的宪政体制不仅是人或政党的活动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至此在某种程度上说，辉格派历史学家有时似乎相信历史中有一个自动展开的逻辑。这个逻辑站在辉格派一边，他们让他们以进步本身的同伙的面目出现，但是在更具体的意义上说，或许辉格派历史学家根本就不相信有一个历史进程。他根本就看不到正是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对立而产生的互动，从而推动历史的嬗变。可以说，他看不到时间在这个游戏中插进一只手，看不到历史进程本身塑造了事件的主要发生模式。他看不到历史如何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不列颠的宪政体制以及现在世界之中。他会指出，如果没有路德举起宗教改革大旗，那么这一切都没有都没办法发生。当他们本末倒置地把所有的历史产物和成就都归于路德自身的时候，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到最基本的错误之中。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互动的结果，都是复杂历史的沉淀。

辉格派历史学家的一系列基本误解所造成的最明显的后果，莫过于他们对于起源的追问，因为如果我们把这种追问转化为对相似性的探寻；或者如果我们试图过于直接地在过去中寻找当下的影子，我们就会产生巨大的混淆。如果我们问，对于今日的宗教自由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谁，这种问法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可以问，今天的宗教自由是如何兴起的？但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要动用全部历史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发现了第一个谈论它的人，就说我们发现了宗教自由的起源，那么我们就错了。如果我们在过于简化的所谓观念史的范畴内研究问题，或者如果我们将这些观念拟人化，并且认为它们是历史上自足的能动因素，那么我们就错了。如果当我们说宗教自由“能够追溯到”某个人或其他什么人时，我们以为揭示了许多真相，那么我们就成了我们自己措辞的受害者了，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要不是路德的话，宗教自由不会这样来到我们面前，言外之意就是说今天的宗教自由，乃是路德的荣耀和成就，那么我们就是在卖弄一套教科书式的说辞，而那套说辞已经成了辉格派历史学家的惯用花招了。人们当然可以断言，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对抗教皇的话，历史上和今天的许多事情绝不会是那个样子，如果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的话，同样有许多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哥伦布创造了现代美国，我们也不能说路德是现代的起源，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人物为四个世纪以前的由其他限制条件组成的整个历史之网又加上了一个限制条件。实际上我们不能计算出路德对于宗教自由到底做了多少贡献，正如我们不能计算出1930年一件男装的价格分别有多少来源于珍妮纺织机的发明者、蒸汽机的发明者和真正从事纺织的公司一样，我们仅仅因为路德曾一度在那个与我们有着不同意义的世界中提出了一些自由原则，就沿着一条直线，把自由追溯到路德，这种做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当路德看到了那些原则中的结果中显露出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时，他恰恰退缩了。人们不应把宗教自由演进到今天的历史过程画成一条直线，而应将其化成一个迷宫网络的片段。这是因为，如今的宗教自由诞生于一些奇怪的偶然局势之中，并且发展曲折，也许与其说它是人们目的的实现，不如说是对人们目的的歪曲。它的出现要归功于大量我们难以言明的历史力量，那些历史力量与宗教和自由两个观念并没有多少关系。我们不能说，对于今天的宗教自由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谁。除了感谢产生出现整个现在的整个过去，我们感谢任何人或感谢任何事物都是不合逻辑的，如果真有感情的话，那么我们该感激天意吧，是他让这许多的偶然最终对我们有益。

如果我们在每个时代都看到未来和过去的斗争，所谓进步派和反动派之间的斗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把历史故事的编撰建立在了一个逐渐显露的进步原则之上，而我们的眼睛像紧盯着那些似乎推动进步的特定历史人物。我们将不免追问绝对错误的问题：我们应该将宗教自由归功于何人？但是如果我们在每个时代都看到不同意志之间的冲突，而且看到在冲突之中产生出可能任何人都未曾想到的东西，那么我们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的历史进程上，并且我们将会为对隐藏在历史变迁背后的运动和互动的研究敞开大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会被合适地转化为：宗教自由是如何兴起的？这样的话，历史转变的进程就不会像辉格派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它并不是一个逻辑论证的过程，而也许更像一种方式，人们借助它来设想一个人是如何摆脱某种“情结”的。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中介来推动的。那些中介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产生出来的，也许是罪愆，也许是误解，也许就是幸运的机缘巧合。事物状态的转变所要经过的桥梁，往往是非常古怪的。在通史之中，我们往往看不到这些桥梁，但是发现这些桥梁恰恰是历史研究的荣耀之处，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关于事物起源的研究，不如说是对促成过去转变为现在的所有中介的研究。

正因为路德完全相信世俗的君主一定是虔诚的君主，正因为他也全然认同着的中世纪社会的观念，他才会将某些《旧约》里的王权赋予了那些统治者，并赋予他们改革教会的责任。路德太确信统治者应该是宗教的仆人，以至于他忘记了教皇在与世俗政权打交道时所坚持的那些防备原则，并且在他向君主们求助的特定时期，他也帮助了国王和诸侯们成为一切事物的主人，甚至成了教会的统治者。如果中世纪有不准世俗君主掌控精神事务的禁令的话，那么路德他自己也会打心眼里认同它，不过没有解放思想的路德，不自觉地促成了中世纪的各种争论发生短路，并且瓦解了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思想情结。至于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那就太复杂了，历史学家难以追寻。不过也许路德并没有做出这么大的事情，也许在其他时期他的行为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因为在其他时代君主即便参与改革教会也不会获得支配教会的权力。也许在那个时代由某种更深层次的运动将所有一切都转化为对世俗君主和他们的世俗国家有利的东西，他们在利用这一切作为桥梁，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同理，中世纪的宗教社会，最终转变为现在的世俗社会也经过了类似的复杂中介。这样的世俗化进程，只有通过中介才能完成，只有巧妙地祛除了种种情节和禁忌才能完成，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就意味着人类思想的深层转变并不是通过逻辑论证来完成的，这世界上的一系列运动也并不是有一个全能的意志所推动的，这就意味着新观念的实现必须经过悄悄地化解各种成见，经过新的社会条件引发新的偏爱，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传统过程中的各种遗忘，经过使得人们不知不觉偏向新视角的删略过程。这意味着抛弃路德的虔诚社会理想，破坏加尔文信徒的新耶路撒冷，消解中世纪和教廷的理想，这也许这也表明历史塑造过程超越了人们的想法，超越了人的相互误解。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让人们的意图落空的历史进程上——天意让他们的奋斗产生了这样无法预测的结果，但是陷入绝境的辉格派历史学路德是在为一个比他自己所意识到的更伟大的目的而奋斗。同样的说法，仿佛不适用于路德的敌人，但这些说法就仿佛适用于我们每个人。辉格派历史学家喜欢寻找历史中的能动因素，甚至在他们不得不承认那个能动因素只是隐而不见的地方寻找。对能动因素感兴趣，而不是对历史过程感兴趣，正是辉哥牌历史学家的方法的特征。他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对历史的简化的。

等我们勾画几个世纪的巨大图景，并且扫视概说历史的宏大领域时，辉格式的谬误就成了特有的陷阱，因为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概括的。简便复杂的互动关系会被浓缩简化，直到一种运动看起来像一个简单的进步过程，这使得人们更易于把历史变化归因于某个明显而直接的能动因素，被我们称作原因的东西被创造出来，以惊人的直接性起作用了。于是，当我们进行宏观概述时，当我们把宗教改革放入整个历史图式中时，我们就会把我们宽泛的辉格解释投射其中，并且用最鲜明的线条来勾画示图。就宗教改革而言，可以说，世俗俗历史学家的辉格式谬误，比新教作家的神学偏见影响更大、范围更广。即便人们对新教徒并不完全表示敬意，但仍倾向于赞美宗教改革。人们很容易将路德得戏剧化，视之为中世纪西信仰的反抗者，人很乐意把路德看成是宗教宽容和思想自由的始作俑者。人们难免要把路德领导的整个运动变成浮雕形象，展现这一运动如何促成世俗国家的崛起，甚至附和一位作家的说法：没有马丁·路德，就没有路易十四。人们甚至会似是而非地宣称新教促成了资本家的崛起，或者说新教伦理不仅产生出来七宗罪，更是有助于创造提供创造工业文明的条件；接着会极而言之地说：“资本主义是加尔文神学的社会伴生物。”于是我们完成了这个循环论证，把新教视为现代社会的依托，并且会加深另一种视觉错觉——历史是被一些巨大的分水岭分开的，而宗教改革就是一个分水岭。有时我们也许会把新教当成一个实体，一个产生于1517年的固定而明确的实体，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来源、原因和起点，甚至是那些与它同时发生的运动的原因和来源；我们会把它置于一种终极的氛围中，好像新教本身前无来者，好像不能探究这个巨大的分水岭，好像一旦我们承认历史进程的运行机制，而不是假设某种直接因素的干预作用，我们的历史故事就真的会磨掉棱角了。这个例子说明，如果要编纂一部有锋芒的历史，绝不能满足于部分真相，如果恰恰在我们已经发现是十分有意思的地方停止我们对历史进程的探究，我们会获得叙述的重点，但同时我们也会放大历史的辉格解释。因此我们可以沿着辉格派的捷径而获得那些看似不证自明的绝对判断。

似乎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发现中世纪的世界是如何转变为我们熟知的世界的话，我们必须探究新教和宗教改革背后人间更深层的潮流，探究我们也许可以识别但很难用教条说明的那种运动，探究那些我们不会一眼就发现却从历史进程研究中最终了解的主导潮流。比如说似乎在宗教改革以前，风就已经明显地吹向了君主们的一边。在许多国家里，无论是在教堂、庄园，还是宫廷、大学，众多迹象都已经预示了君主专制时代的到来。此外，大众心理中的某些细微之处，实际上会与一个国家体制的巨大发展一样，清晰地显示风向的变化。进而言之，只要人间有这样的潮流，它就会利用任何渠道来达到它的目的——它也许会让其他运动朝着它自己的方向转变。出于某种原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都被国王所利用，即使这些运动最初都有与之相反的音调——即使宗教觉醒运动本身并不想不把世俗王权凌驾于教会之上——更深层的水流仍然会裹挟着那些表面的水流，使是他们汇入并增强了主导潮流。比方说，也许正因为君主们已经获得了权力和自我认可，宗教改革才成了他们的盟友。这种联系对于新教徒的影响，同对于君主们的影响一样大。

从中世纪世界转变为现代世界的宏大进程，从宗教社会转变为现代世俗国家的进程，比宗教改革自身宽广得多、深刻得多、强大得多。宗教改革也许仅仅是这一进程的一个象征或者说是一个结果，我们说它只是转变中的一个偶然事件，那就做出了过头的假设了。可是那些坚持把宗教改革当成一个原因的历史学家就太教条了。新教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制于急剧的历史转变。它有迅速转变为一种让它的初创者们都几乎认不出来的东西。尽管可以说后来的新教徒们仅仅是在实现早期运动的意愿，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是在一个特定的方向实现这些意愿的，他们发掘出了路德没有想过也不会喜欢的意愿；粗略地说，正是在这个转变中，新教与个人主义、资本主义与世俗国家发生了我们已经熟知的那些关联。恰恰正是在辉格派历史学家把影响归功于宗教改革的地方，宗教改革本身最明显地受到了时代趋势的影响，如果说宗教改革造成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后果，这是因为它被无法躲避的种种力量所纠缠，并且如果说它对那些力量有影响，那是因为它自身受制于那些力量的作用。说新教无论如何要为资本家的兴起负责，理由是不充分的；说宗教和经济领域相互作用，理由也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习惯于看到历史真相被稀释成陈词滥调，并且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说新教徒和资本家被同一个潮流，沿着同一个方向所裹挟。如果说罗马天主教徒不太顺从，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更古老而坚固的体系，还因为原来明显具有同化能力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已经变成了明显不具有同化能力的现代罗马天主教会，好像路德派的运动已经逼他们蜷缩回自身之中，让他们变得反对革新，甚至反对更深层次的时代趋势。另外我们可以说，或者至少我们要为如下说法留出空间——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对于历史故事的编撰方式就将这种说法关在门外——宗教改革最初致力于重申宗教权威，重建宗教社会，在某种程度急剧集聚的历史变革，它也受到了那场运动的影响，并且变成了它天然反对的某些趋势的盟友。

如果我们把宗教改革置于它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且接受把新教本身看作历史的产物这种观点的话，分水岭就失效了。但是在这里潜伏着一个更可怕的危险，我们已经滑向比辉格派更侮慢的异端邪说，因为我们可能已经陷入一个相反的谬误中，认为宗教改革什么都没做。如果在新教成长的背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潮流的话，那么最肤浅的做法，莫过于对这个深层运动做简单的哲学化阐释的历史，甚至这种那种直截了当揭示这种运动的历史。最草率的想法莫过于把那种运动当做历史背后的自立自决的力量，并且认为它能不顾戏剧性的现实而直奔自身的目的。那种历史也许会用于证明宗教改革没有丝毫改变世界，马丁·路德无关紧要，世代更替不受任何事物影响，但是，即便这样历史学家也不能如是说，因为无论如何这种教条是对历史的完全否定。它将是这样一种教条，认为历史事件的整个领域都没有任何意义。这是与辉格派的过度戏剧化正相悖反的极端。这里所说的深层运动，根本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情，甚至什么都不能解释。它不能与历史事件分开而存在，也不可能被剥离出去。也许历史学家除了了解他在何处之外，对他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们应该避免一种错误，这就是与辉格派相反的错误。如果宗教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原因，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它仅仅是一个结果。这正如一个人的思想，尽管任何想法都能找到历史上的先驱，至少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来说，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诞生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不是关于起源的学问，而是关于中介的学问，这种学问研究的是引导旧事物转变为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新事物的真正有效的中介作用。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关于转变的学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唯一绝对的事物就是变化。

这里有许多理由来证明为什么说宗教改革运动提供这种中介的无数有趣形式，通过引起了十六世纪的大动荡，宗教改革就向十六世纪这个漩涡中投入了许多问题，通过它他所引起的战争和激烈争论，它必然会加速各种力量和观念冲突的解决，通过造成了新的局面和不确定的结果，它便会给许多观念的新结合打开了特定的大门。此外，仅仅是由于社会上的这种种颠覆，而使重新整顿成为必要的，这一事实必然会使许多国家的既有稳定体制无法顽固抗拒任何时代潮流。正是由于这种种种原因和许多其他原因，宗教要改革成了人们研究时代转型中介的最有意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宗教改革不仅仅是过客，而且还是我们可能认为已经存在的那些力量的同盟，提供了实际的帮助。如果这样，结果将会与历史辉格史学家不同，因为将不会那样微妙地暗示，需要用新教的本质和特性来解释十六世纪发生的变革。我们将容许这样来评说整个转变时期，宗教改革仅仅因为它引起了大动荡这一事实，就必然会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更急剧的变革。此外，如果说基于这一论点，宗教改革仍然被认为仅仅是给那些已经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提供了竞技场地，因此仅仅扮演一个清道夫的角色——如果我们必须进一步说我们并不否认像将马丁·路德这样的天才和个人成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会赞同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我们甚至会说宗教改革的确给历史带来了新的东西，但是即便这样，我们与辉哥派历史学家仍然有微妙的不同。我们不能想象路德无中生有地创造了一些东西，因为从我们的历史研究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发现路德的所说所做的一切的历史来源，他自身仍然是历史中介的一个例证，演绎了真实的转变过程，把旧事物转变为我们所承认的全新事物。因此，可以建议说，如果这样做历史研究——不问起源问转变，不谈原因谈中介——历史解释将会少一点辉格派的味道，历史上的变化看起来也没那么翻天覆地。历史将少一些吊诡，比如至少像“资本主义是加尔文神学的社会办生物”这样的陈述将会消失；这样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将变得与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世界更为相像了。实际上这样的方法会使我们得出宗教改革本质上就是一场宗教运动的观点，正如宗教改革的领导者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会发现，如果说现在世界的许多东西都被放到了路德的肩上，那么至少有一部分源于历史学家的视觉错觉，源于历史写作技巧的某些特点，源于历史学家利用暧昧修辞的惯用伎俩。我们最后应该至少更加习惯于通过他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上和生活中的路德的成败，把他看作是一位宗教领袖。如果说宗教改革有经济上和政治的后果，我们也要更加习惯于把这看成是因为它卷入到了已然存在的趋势当中的后果，并且事实上宗教改革并没有像有时候假设的那样强烈地改变或扭曲了那些趋势。

最后再对过分以今鉴古的辉格派历史学家进行批判的时候，可以说他的方法实际上破坏了他最初宣传的宗旨，即用过去来解释今天。如果我们在历史过程中仅仅寻找那些已然存在于今日的事物，如果我们仅仅十六世纪与我们熟知的二十世纪最相似的东西，我们所有历史研究的结论都是为了最终把我们送回到我们的起点，为了认可我们原来就有的任何关于我们的时代的观念。我们用的研究历史之前就预设了现在为参照基点，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这一点，要么在最后得出结论之前我们等待并悬置我们的判断，这两种做法将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十七世纪的辩论者，由于他们把大宪章同他们的时代进行直接对照，于是根本没有运用过去来获得给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洞见静，他们只是在做循环论证，也许他们自己很高兴，用历史来确认他们对于自己时代的某些谬见。如果我们把今天视为一种绝对之物，而其他时代都是相对的话，我们一定会丧失历史学家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更真实的自我印象，我们就不会认识到我们的情况也是相对的。同时，我们也丧失了认清我们自身，包括我们的观念和偏见，在数个世纪的河流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也就不会看到我们自身其实并不是自足的，也不是无条件的，我们只是宏大历史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不仅是拓荒者，也是历史运动的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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