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限制书号数量

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可能都知道，在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许多出版社的书号突然不够用了，各个出版公司的人到处问，哪个出版社还有书号。出版社尤其是民营出版企业感受到了很大压力，经营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据统计，2018上半年全国各出版单位共申报各类图书选题141527种，比2017年同期减少9406种，同比下降6.23%。 2018年下半年的数据，还不清楚。但是下降也是非常明显的，据说降幅达到30%。这是出版管理机构对书号数量的有意识的控制。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规定，新闻出版工作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规定，“中央宣传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工作。为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划入中央宣传部”。各位读者在阅读时，请忽视“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这句。

管理机构管控书号数量的理由是：使“出版工作回归出版价值本质”；库存图书越来越多；单品图书印量越来越少，只有1994年的30%（不知道为什么会跟1994年比））；平庸之作、重复跟风之作、粗制滥造之作层出不穷。

据内部消息说，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先生说，现在整体来看80%的图书都是可出可不出的，对于导向有问题的出版社，减30%的书号，2019年将继续“调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

关于多少书是可出可不出（或者说得严重一点，垃圾书）的比例问题，我还听过一个版本。六年前，我在某大型出版社的内部年会上亲耳听到其副总编说，*民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书里，有90%是垃圾。

比如，对于已经不是儿童、又还没有结婚生孩子的我来说，童书的价值就不大。那么，就应该因此取消中国的童书出版吗？

也许在有些水平比较高的学者看来，中国出版业95%的书可出可不出。那么，如果从这些学者的角度出发，那中国出版行业岂不是应该限制95%的书号？

再举个例子，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看来，中国出版的书也许没有一本有参考价值。那么，如果从哈贝马斯的角度出发，那岂不是应该取消中国出版行业了？

其实，一本书有没有价值，因人而异。其价值不是绝对客观的。可能我认为特别好的书，我的朋友一点都不感兴趣。反之亦然。而且，我相信，有一些编辑（包括笔者本人）对图书品质的要求比这位局长大人的要高一些。那些阅读品味比我们略低一些的读者，也有权利督导自己想读的书。如果ta在进步，那么这些书会是ta进步途中的一环。如果他的阅读品味就停留在整个地方了，我们可以帮助，也可以批评，但不是居高临下地认为，ta没有权利阅读。如果所有人都认为某些书是差书，那么这些书自然就没人买。书号需求自然就少了。

许多出版从业人员，当然想尽量出版好的作品，但首先要养活自己。如果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是谈不上发展的。如果一个出版社发不起员工工资，生存都困难，还谈论出好书，那岂不是毫无根据的说法？

管控书号数量的一个理由是质量问题，那么，通过管控书号数量，真的能达到整个目的吗？我看未必。我从事出版业有一些年头了，我知道有一些书稿，质量很高，但是因为与出版政策、法规略有不合，就不准出版，层有译本引进版小说，质量很不多，因为涉及一点性描写，没人愿意承担（在严厉的管控下，也许确实承担不起，因为一旦出问题，会影响几十个员工的利益）这份风险，就被领导退稿了。我相信，如果放松或者取消相关出版限制，肯定会有一批好书得以出版。而且，官老爷认为的高质量图书，可能是和主流价值观更接近的图书。在其他读者看来，未必属于质量高的图书。

早在1995年，相关管理部门也发布过一个《关于书号总量宏观调控的通知》，根据出版社的“表现”来分配书号数量，表现优秀良好的出版社书号不受限制。“一般出版社按有发稿权编辑每人5种新书计算，其书号不得超过。新建未满两年的出版社，每年50种。1993、1994年受过处分的出版社和已掌握买卖书号比较严重的出版社，按有发稿权编辑人数计算后再下降10%－20％。根据表现，两年一次考核定档。”

对于表现，还进行了规定：根据出版社的表现确定档次，一般结合年检情况两年考核调整一次。对第二档、第三档出版社，如表现良好，将考虑予以升级，享受免控或取消下降10%－20％的处分。不论哪个档次，如出现违反出版管理规定的问题，将在下一年予以调整。

可见，限制书号的数量是对文化出版行业、思想市场的一种管控方式，提高图书质量只是其口号而已，而且这种限制也不能提高图书的质量。

中华读书报“2018年中国出版十件大事”这篇文章还提到一句话，“出版业要从以市场为中心过渡到以价值为中心，实现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渡”，我不得不说，这句话十分令人堪忧。图书出版绝对以价值为中心，但这种价值绝不是空洞的价值，是对读者的价值，通过市场来实现。“出版业要从以市场为中心过渡到以价值为中心”这句话貌似高尚、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完全是在混淆视听。没有了市场，价值如何体现、如何评判？难道由少数几个专家，或者少数出版管理官员来评判吗？这样的价值还是价值吗？

因此，在我看来，控制书号数量是整体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我认为，出多少书、买不买账应该由读者说了算，市场说了算；而不是由管理部门自作聪明地人为限制书号数量。这是典型的不知百姓生活的、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官僚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