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去世 | 悲哀的事实是：知识分子群体的苦难与自身的错误思想有关系

中间为巫宁坤先生（1920-2019）

2019年 8月10日，著名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在美国去世。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正在美国读博士的巫宁坤先生，受到（当时还未被裁撤的）燕京大学的邀请，放弃学业，回到了国内。在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遭受了很多的迫害（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

在一个名人去世之后，如果我们写文章，通常应该赞扬死者做出了多少贡献，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保持了气节，给后人留下了什么精神财产，表达我们后死者的哀思，然后号召大家向前辈学习，为争取自由、进步而努力。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和通常的思路略有不同。希望我在下文说的观点不会让读者朋友们感到不快。

被撤销前的燕京大学

巫宁坤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间遭受到的很多迫害和苦难，是当时的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都遭遇过的。

那么，他们遭遇的苦难是不是值得呢？造成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想说，这些苦难不值得。也许，在它们能给后来人提供借鉴的意义上，这些苦难是有价值的，但是仍然不值得。没有什么比牺牲许多无辜的生命、耗费千百万人的年华更不值得、更罪恶。

其次，如果我说，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前的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有关系，许多朋友苦难会感到愤慨。但是事实的确如此。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遭遇到了巨大的冲击，从过去的闭关状态，转变到被迫向列强开放。用中学教科书上的说法，中国“从此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20世纪的许多知识分子在事后追述时会说，近代以来的中国，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虽然向英法等国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但是这并没有使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知识分子和民众观念产生根本的转变。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被以前千百年以来蔑视的弹丸小国日本打败之后，普通的中国人——其实就是知识分子——才对中国的形势有了一个相对清醒的认知（虽然此前已经有了洋务派大臣开办的工厂）。

梁启超在1923年写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阶段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技艺的学习转向制度的学习；第三阶段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清末的预备立宪、修律等改革，朝廷要学习的对象，主要是日本、德国等，而没有向英、美等国学习。

李大钊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

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批寻求变革的知识分子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俄国，尤其是然后李大钊就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宣传俄国革命及其思想。再套用一下中学教科书的说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虽然也有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参加），由于战争的影响，欧洲国家都遇到了很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原本对欧洲国家很有信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对它们失去了信心，包括著名的学者梁启超，他在带领一个代表团去欧洲考察后，也曾唱衰欧洲。

2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变得更加激进。除了那些极端的守旧派，“革命”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各个派别的共同信念，但是，不同阶层和党派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又不完全相同。比如国民党（1919年改组，1924年再次改组）、共产党（1921年成立）和青年党（1923年成立），三者都说自己是革命的，而把其他各方说成是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

但是，这几个党派有一个共同点：相信国家政权的力量；反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民主制度；不懂权利和个人自由的观念；个人都应当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目标，比如说，一个党派，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领袖，一个阶级，而没有个人的独立的地位；主张领袖或阶级的独裁或专政；反对资本，认为国家政权应该节制资本。

为这些党派发言的，是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

陈独秀像

他们认为，国家处于外在——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因此，国家最重要的目标是把帝国主义和侵略者赶出去，实现民族解放。但有一个问题，民族解放并不等于民族自由，解放并不等于自由。这个问题，我在此处不细论述，以后会写一篇专文。

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忽视，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政治文明已经取得的成就完全不了解。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多半是从俄国人那里得来的二手知识，还有从西方的左派思想家那里得到的，他们的认知是很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如果说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不包括俄国）只是想和中国通商（而不是夺取领土）来获取利益，那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中国发生了另外一件很不幸的事：在30年代遭到了日本人的全面入侵。日本人的入侵（正面战场的厮杀、战后的经济危机）为中国极端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和温床。

从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地左倾化（根据传记资料，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时看的书也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书），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理解政治自由、权利等概念的真实含义。此处，我要举胡适为例。也许生活在今天的许多朋友认为胡适的思想浅薄，但是他拥有健全的常识，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可以说是佼佼者。

胡适像

可以说，195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遭遇，是之前一系列因素——包括外在的因素和内在的政治、思想、军事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在这些因素当中，知识分子不断的左倾化，他们思想中的“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对国家权力（包括领袖）的过分重视（乃至崇拜）、对个人政治自由和权利的忽视，是其中的一环。

知识分子从事思想、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工作，在很多时候对社会公众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有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思想、文化的观念常常是非常错误的，不但不能正面启发民众，相反，他们本身常常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书影

所以，我有一个希望，希望知识分子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人格独立，认真地研究自由到底是什么、现代社会是怎么运行的（经济、法律等问题），既要研究“主义”，又要研究问题。

不要再让自己和他人成为错误观念的牺牲品！！！

最后，愿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