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行为有悖于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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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AO3网站因为同人文的问题被肖战的粉丝们举报，已遭关闭。

前几天，疫情发生以来，武汉有一位小哥吴悠义务为人送药，却被人举报“卖药赚差价”。经官方调查，他并没有“赚取差价”，所以他没有受到处罚。这是稍稍令我们欣慰的。

韩红慈善基金会也被举报了。也许这与她高调做慈善、不顾及有关方面的面子有关吧。

再往前回溯。2019年7月，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郑文峰教授，因为非议“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四大发明没有任何细节和数据，被学生举报。郑教授被学校停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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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者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而信任是维持社会稳定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举报行为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雪上加霜。

举报者之所以能得逞，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有多强，而是因为有一个坏的机制让他们的举动生效。

比如，武则天打造了一只铜匦，只有她自己能够打开铜匦。铜匦有东南西北四个入口，其中北口叫“通玄”，有关天象、灾变、军机、秘计的投入这个口。武则天还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她个人垄断了这项权力，大臣不得过问，告密的人乘用朝廷驿站的马，可以享受五品官员的待遇。“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合皇帝的心意，就能得到特殊的提拔；即使告密内容不确实，也不治罪。当告密成了没有成本的买卖时，“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更严厉的做法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秦国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是一套株连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律与军事视为一体，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将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告密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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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们都喜欢举报行为，这是他们用来铲除异己、巩固统治的手段，但是他们不会真的喜欢这些告密的人，他们会利用这些宵小之徒，但是绝不会亲近他们。

武则天统治时，有段时间不准百官吃肉。但是吃肉的诱惑太难抵制了。右拾遗张德，生了个儿子。男孩出生三天后，他私自杀了一只羊，宴请同僚，去参加宴会的补阙杜肃拿回了一块肉，给皇帝上表举报他。第二天，武则天问张德：“听说你生了个儿子，我很高兴。”又问：“肉是哪里来的？”张德磕头认了罪。武则天说：“朕禁止屠宰，但是喜事和凶事不算在内。不过，你以后请客时，也要选对人呀。”把杜肃上的表拿出来给大臣看。杜肃很惭愧，大臣们都想往他脸上吐唾沫。

而且，当他们“咬人”的“使命”完成时，他们的末日就到了。而明朝为朱棣皇帝做出所谓鹰犬功劳的锦衣卫指挥使纪纲，最后也被皇帝处死了。戴笠在1946年神秘死亡了，据说与蒋经国有关。这就是鹰犬的可怜又可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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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告密者的确是应该被批评甚至唾骂。告密者，放弃了精神自主性，把自己出卖给权力体系，的确是精神上的奴隶，甚至太监。

有个词叫“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 ），它的词根是total，意思是全部。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全面的统治，从人的身体到人的精神。统治者不但最大程度地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试图把自己的意志灌输到社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也就是每一个人的头脑中。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

那些告密者或者是愚蠢，没有判断力，还真诚地以为自己的告密是为了社会好；或者是十分邪恶，为了自己的利益、扭曲的心理，甘愿成为工具；或者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点点利益。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但是要一致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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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也厌恶告密和举报的行为。那么，我们看到违法、犯罪行为就不管不问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但我认为，我们要注意两个问题。

一个是：犯罪行为的一个前提是罪犯侵犯了别人的合法权利，要有具体的受害人。如果一个人的举动并没有侵犯别人的合法权利，那么他就没有犯罪。

第二个是：判断违法行为，其前提是法律本身是公正、公开、公平的。也就是说，法律要以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法律不应该多变，不能朝令夕改。法律更不是某个人的命令。

法律体系应该是一套清晰的抽象规则。正如哈耶克说：“自由意味着，也只能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信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只能为同样平等适应于所有人的抽象规则所限制。”而且，“法治的含义不是政府以法律来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的行为在法律的约束之下。”如果理解不了这一点，就会错误地认为先秦的法家也是符合法治思想的。

在公平、公正、公开、清晰的法律规则之下，如果说有人违犯了法律、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完全可以将犯罪嫌疑人起诉上法庭，诉诸法律的手段。而举报则是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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