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身份证和老王的身份证

作者 | 汤青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进行了两次变法，制定了一系列严酷的法律，用来管制人民的行动。其中包括：改革户籍制度，禁止人民随便出门，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实行什伍连坐法，让人民互相监视、互相检举；废除世卿世禄制度，最高统治者之下的一切人，如果没有功劳（主要是军功），就不得封爵位；推行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加强统治；抑制商业，把有可能对统治者构成威胁的力量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准人民阅读官方禁止的书籍，进行思想控制。

在这些改革中，有一项东西，附属于户籍制度，那就是一种名为“验”的身份凭证。据我所知，商鞅应该是身份证的发明者。

人民在出门时必须随身带着身份凭证，否则客店是不收留的。如果收留了，一旦被发现，是要跟客人一起受到处罚的。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近二十年后，秦孝公死了，他的儿子嬴驷继位了，是为秦惠文王。在新君怀疑商鞅对其权力的威胁的背景下，贵族势力开始反扑，商鞅被人告发“造反”，于是他开始逃跑。

商鞅逃到边关，夜里想在旅店住宿，店主不知他是商鞅，但看见他没有带“身份证”，就告诉他：“按照商君制定的法律，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被治罪的。”于是商鞅付出了感叹：“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出处。

今天的我们也有身份证。而且从2010年春运开始，人们买火车票时，要出示身份证了，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可以空手去买，而且想买几张都行。

住宾馆、旅店也是如此，必须出示身份证。更进一步，我们的银行卡、社交工具、通讯工具、支付工具都跟身份证号绑定了。

应该说，这种随处验证身份、全方位绑定塑造了社会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们的安全，减少了一些违法犯罪行为。

但是，这种安全是建立在人民失去自由的基础上的。比如，有关部门可以通过我们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随时查到我们去过哪里，甚至更多的信息。

北京今日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在河北、天津待够14天以上的人，回到北京后，不用隔离了。我的朋友老王是河北人。但他近期不在河北。如果他回北京去，那么有关部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查到他的行踪，然后对他进行隔离。而老王确信自己没有被感染，而且十分不喜欢被隔离。

应该说，自由和安全都是人性的基本要求。但两者有时会互相矛盾。当人民面临生命威胁、不安全的境况时，多数人都愿意把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交出去，以换取一定的安全。但是，当人们认为自己的安全能够得到保证时，又想多要一点自由。

如果做一个调查：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保证有吃有喝，绝对安全，而且监狱长非常讲信用，在被关的一段时间之内，绝对会供应吃喝。那么，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个处境呢？我想，不会有太多。

没有自由的生活，在本质上不是生活。没有自由的人，就是行尸走肉。

再换一个说法；在每一个人家的门口设一个警察岗位，时刻保卫自己的安全。不过，你进门时需要安检，而且警察的工资由这户人家自己出。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个选择呢？我想也不会有太多。

为了仅仅抓住自己手里的权力，政客们会想方设法告诉民众：他们的环境非常危险，时刻面临着外部威胁，所以他们需要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政客们和官僚体制，体制需要限制——甚至取消——他们的自由，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

人们的这种做法很像是：羊因为害怕被狼侵犯，却把自己的安危交付给狮子。但我们很难保证掌握了我们信息的体制不会为非作歹、侵犯我们的自由，正如我们很难保证狮子不会吃掉羊。

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纳粹德国正是利用身份证制度，来迫害、屠杀犹太人的。70年代的南非也是利用身份证制度，限制黑人行动，迫害黑人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如美国的一位海军上尉质疑美国设在海外的特别军事法庭时，所说的：“恐怖分子和罪犯没有能力摧毁我们的自由，但罪犯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自己（和国家）却可以做到。”

商鞅死了，但他制定的新法并没有被废除，而是沿用了下来。

今天的我们，在某些方面，面临的管制比商鞅时代还要多。

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完全摆脱危险。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人的本质。自由是非常珍贵的。

如果人们为了安全，而放弃自己的自由和行动的权利，那么人也就远离了人的本质。正如美国的政治家富兰克林说的：“不惜牺牲自由以图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获得安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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