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试图帮助我们的人，往往对我们造成最大的伤害
作者 | 亮哥
二战之后，美国的中产阶层崛起了。更多的家庭有了汽车，于是他们把家搬到郊区。与黑人家庭把孩子送去打篮球不同，这些白人中产阶层爱把孩子送去足球场，让孩子接受严格的训练，学习踢足球。
也许是因为踢足球可以锻炼身体，使孩子养成团队合作精神，而且成功的足球运动员收入非常高，总之，他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家庭教育投资。
为了孩子，这些父母们愿意花费大量金钱，牺牲大量时间，一定要把孩子送到足球场去。
于是，他们开启了对孩子的全程保护。母亲开车送孩子。孩子干什么，她们都在身边陪着。她们力求提供一切保护，生怕孩子磕到、碰到，想使孩子免于一切伤害。
在美国，这类妈妈有个称呼，叫“足球妈妈”。相应地，还有“垒球妈妈”“棒球妈妈”。
当然了，很多中国妈妈比“足球妈妈”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对孩子真是无微不至，“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孩子则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她们认为，这是为了孩子好。殊不知，她们这样做，剥夺了孩子的自然本能和在试错中成长的机会。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与世界接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免不了磕磕碰碰，也免不了犯错误。妈妈们把孩子们保护起来，伤害是避免了，错误也不会犯了，但这样做只会使他们失去生命力，变得越来越脆弱。他们可能变成了听话的“好孩子”，但是再也没有了从碰撞和错误中学习的机会。妈妈们的帮助和保护，不但没能促成他们的健康成长，还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政府的许多作为也是一样。人们不是政府的孩子，更不应该是政府的臣仆。但他们却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制定各种政策。
举个例子。从2004年开始，英国政府和医学会一变过去的方式，与全科医生签署新的协议。在新协议的框架下，一些费用继续以标准化形式支出，比如就诊名单上的一名患者可以为医生带来56.2英镑的收入，但是医生在其他的一些项目上的收入，就取决了医疗的“成效”了。
于是，他们要求全科医生询问和掌握患者的各种信息。比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医生要记录他们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实施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治疗，甚至年度流感疫苗的接种也是医生的目标。
于是，医生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让患者填各种表格。政府管理部门也许是出于好心，就像他们给出的理由：让患者得到全方位的服务。
但是，医生与患者的时间只有这么多，如果时间都浪费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就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病人的疾病史和诊疗史，病人的情绪，病人的诉求，病人的治疗偏好，病人应该避免的危险。甚至会影响医生判断疾病的真正成因，进行影响施治。
于是，政府和医学会由于缺乏充足的知识，“好心”的干预却办了坏事。
美国前总统里根——先不管他的作为是否如他宣称的那样促进了自由——曾说：“英文中最恐怖的几个字是:我是政府派来帮你的（I’m fromthe government and I’m here to help）。”
我们更经常听到的是人们用汉语说的：“政府该管一管了。”
是的，这种呼声是很可怕的。这些呼吁者们好像失去了自主处理事情的能力，邻居之间闹点小矛盾，也要叫警察。
上面的论述，我们是在假设这些帮助者是出于好意，但是办了坏事，并未质疑他们的意图。然而，实际上，他们的意图也常常值得怀疑。
历史学家、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曾说：“权力趋向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地腐败。”18世纪的大卫·休谟也说：“我们必须把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时，必须把政府里的每个掌权者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是的，政客们总是想尽可能地扩大权力，谋取私利。他们还经常打着为人们好的旗号，实质上侵犯人民的权利、掠夺人民、剥削和奴役人民。无数贪污、腐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实例告诉我们，阿克顿和休谟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
砖制政府的政客们还信奉整齐划一的思维。他们总想让人民尽可能变得一样：全都信奉他们宣传的思想，全都没有反思能力和批判思维，最好衣服也穿一样的。
幸好，现代社会政治理念的基础就是怀疑、警惕政府的权力，进而对其进行限制。
所以，每个精神健全的人都应该有足够的自由，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或者与别人合作解决问题和麻烦，而不是事事由政府做主，处处服从政府。想当“妈妈”甚至“主人”的政府，可以休矣！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经不起你们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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