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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马保国老师的强调，“武德”一词重新火了起来。
“武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它与欧洲、日本后来才有的“骑士精神”、“武士道”差不多，指的是公平竞争的精神、慷慨的风度。
马老师说“年轻人不讲武德”。其实，中国文化的主流从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经不讲“武德”了。
在脱离野蛮，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准确地说是指西周、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是讲“武德”的。至少，贵族阶层内部是讲规则的，温文尔雅。
在灭商、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规定国与国、人与人的高低贵贱、远近亲疏、交往规则。比如，见面行什么礼，怎么说话，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服，怎么戴帽子，在什么场合适合奏什么音乐，怎么出行，甚至怎么走路，都有详细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周礼”。后来的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恢复这套礼仪制度。
那时候，也会发生战争，有战争就不可避免地会死人。我无意美化任何战争。但是那时候即使有战争，双方也会在一个最低限度内讲规则。比如，不能在对方没有布好阵时攻打对方，要优待中老年士兵，更不能大量杀人。而且那时候的战争是有限的战争，战争双方投入的人力和物力较少，大国也不过投入万人，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千乘之国”）就是大国。战胜者不轻易灭掉别人的国家，只是签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条约，把战败国的麦子收割了，或者要求战败国把土地的耕种方向从东西变成南北。
对此，唯物主义者的解释是，那时候生产力极为低下，灭掉别人的国也得不到多少好处。这也有一定道理，但是那时候的人仍然受周礼的影响，而且尚存淳朴的气质，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随着（儒家所说的）“礼崩乐坏”，过去由西周确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进入春秋中期以后，在发生着改变。诸侯国的诸侯之位有人争，卿大夫之位有人争。甚至周王室的天子之位有人争，东周的第一个天子周平王就是在诸侯国的支持下，灭掉政敌，成为“天子”的。但是，这套“礼乐”还没有败坏净尽，框架还在。
这时候，宋国（等等，提起宋国，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守株待兔、揠苗助长这些成语。不但在我们的印象里，就是在当时人的印象里，宋国人也是保守、死板、不懂变通的）就有一个人，依然认可这套精神和行事规则，他甚至在战争中奉行这套规则。用马老师的话说，他很讲“武德”。
他就是宋襄公。宋襄公是宋桓公的次子。宋襄公在位的时间（前651年——前637年），正是齐桓公（前705年左右——前643年）和晋文公（前697年——前628年）之间。
他曾经把太子之位让给自己的庶兄目夷，说目夷年长而且仁义。而目夷拒绝了，他说：“能够把国家让给我，这不是最大的仁义吗？”
宋襄公即位（前651年）后不久，就被霸主齐桓公叫到了葵丘结盟。
在葵丘之会上，各国之间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比如：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易国事。（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同时，齐桓公委托宋襄公将来可以照顾自己的儿子公子昭。前643年，齐桓公病重，他的几个儿子开始内斗。齐桓公死后，也没人安葬他。公子无亏即位，公子昭逃到了宋国，向宋襄公求救。公元前642年，宋襄公通知各国诸侯，请他们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接替君位。但是，多数诸侯国根本没有理睬他，只有卫国、曹国、邾国三个小国派了一些人来。宋襄公率领宋、卫、曹、邾四国的军队向齐国进发。齐国的贵族不清楚四国联军的实力，而且对出走的公子昭怀有同情，于是就把刚即位不久的无亏杀了，还杀掉了齐桓公生前宠爱的竖刁，赶走了另一个拿自己儿子的肉给齐桓公吃的易牙，在临淄迎接公子昭。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是为齐孝公。 宋襄公因为帮助齐孝公登位，名气开始上升。齐桓公死后，齐国的霸业开始衰落。此时，另一个大国晋国正处于内乱之中，尚未参与争霸。也就是说，霸主的位置还空着。于是宋孝公想小试牛刀。他想凭着平定齐国乱局的声威，会合诸侯，登上霸主之位。公元前639年，他要求楚国带领诸侯国来参加他的鹿上之盟。楚国同意了。这时，他的哥哥目夷（被他封为司马）出来劝谏说：“小国争着主持盟会，是祸害。”反对他出去争霸。是的，宋国从建立时起，一直是中小国家，没有争霸的实力。宋襄公不听。这年秋天，宋襄公没有经过各诸侯国的同意，就把会盟地设在盂地，引起齐国和楚国的不满。目夷又说：“你做得太过分了，祸害就是在此时吧？”楚国凭借强大的实力，抓住了宋襄公，来征讨宋国。冬天，诸侯国在亳会盟，在鲁僖公的调停之下，楚成王才释放了宋襄公。目夷又说：“祸乱还没有完。”第二年夏天，宋国开始征讨郑国。郑国在春秋初期时是小霸主，如今还有一定实力。目夷说：“祸乱就是在此时吧。”秋天，楚国为了救郑国，开始征讨宋国。宋襄公痛恨楚国，想跟楚国开战。目夷又进行了一番劝导，他说：“我们宋国是殷商的后裔，但是老天已经抛弃殷商很久了。楚国是大国，不可轻易与之言战。”宋襄公不听。十一月，楚宋两国在泓水（今河南柘城县北30里）开战。楚军士气很盛。楚军在过河的时候，目夷说：“敌众我寡，趁着他们没有过河，现在可以开始进攻了。”宋襄公又不听。等到楚军渡过河，还没有列好阵的时候，目夷说：“现在可以进攻了。”宋襄公还是不听：“等他们列完阵再打。”等楚军列好了阵，双方开始战斗。一番战斗下来，宋国的军队战败了。宋襄公的大腿受了伤。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但是他说：“君子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有白发的中老年人。古代用兵的规则是，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我虽然是亡国者（殷商）的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正如钱穆所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目夷就务实得多，他说：“你不懂得作战。敌人没有渡河、没有列成阵势，这是上天帮助我们。只要是我们的敌人，能俘虏就抓回来，还管什么头发白不白？教导士兵作战，使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教战士掌握战斗的方法，就是为了杀死敌人。敌人受伤却还没有死，为什么不能再杀伤他们？如果怜惜他们，不愿再去伤害受伤的敌人，不如一开始就不伤害他们；怜惜有白发的敌人，不如向敌人投降算了。”宋襄公虽然也劫持滕国君、杀死鄫国君，威胁其他国家，也有争霸之心，但他仍想奉行古代的道德规则，甚至在战争中也不例外。他想赢，但他首先要合理地赢，也要高贵地赢。如果胜利不合理、不高贵，那么他宁愿不要。可以说，他春秋中期最讲“武德”的人。可惜，他的武德没能救得了他。几个月之后，公元前637年夏天，宋襄公因为前一年受的旧伤，去世了。宋襄公的谥号是襄，根据《逸周书》的说法，“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他显然没有“辟地”，但是几场战争下来，确实“甲胄有劳”。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卫国内乱中，帽子被打落，他在系帽子带的过程中，被人杀死了。但他说：“君子死，冠不免。”君子即使临死，也要衣冠整齐。那个时代的士，就是这样，宁死也要讲究尊严。但是，比宋襄公晚一百多年的军事家孙武，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思想。他不管什么武德，什么“不擒二毛”，什么“不鼓不成列”，他信奉“兵者，诡道也”，在他看来，只要能打胜仗，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再往后二百年，秦将白起在战胜赵国后，坑杀了四十万赵国士兵，通过杀人来削弱赵国的实力。宋朝的苏轼也在《宋襄公论》中，把宋襄公说成是欺世盗名之徒，把他跟王莽相提并论。再往后，某位伟大领袖嘲笑宋襄公，说他奉行的道德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宋襄公还不知道后世的战争规则，不知道全面战争，不知道以杀人为主的白起，不知道伟大领袖的评论。他失败了，在别人眼里，他还不光彩地死去了。一千多年后，欧洲的骑士精神兴起了，日本的“武士道”兴起了。很多人以为这是异域才有的，其实，这些精神在中国也曾经有过，只是过早地消逝了。两千多年之后，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宋襄公。但是，嘲笑宋襄公的人，不光对历史无知，也丧失了高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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