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父亲用拳头、家书和自杀教育的孩子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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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被父亲用拳头、家书和自杀教训的孩子去世了。享年86岁。

那个孩子长大后，成为享誉国际的“钢琴诗人”，在音乐中度过了幸福的余生。如果不是新冠，他还会更加长寿和幸福。

但如果不是他的父亲写给他的家书，这个孩子不会在他的故国广为人知。

他就是傅聪，他的父亲是傅雷，而那本书就叫做《傅雷家书》。

这么多年来，我在无数场合听过或看过无数人推荐这本书，我家姑娘跟我说，学校推荐的课外必读书目中也有这本书。

我当然翻过。念大学时就翻过。现在，我的孩子已经念高中了，书还没有翻完。内容也忘了大半。

我无法信任从小暴打孩子的父母写出来的家书，即使书中有看似深刻和浓烈的忏悔和反省。就像我从不相信家暴男、赌徒、瘾君子们痛哭流涕的道歉和忏悔一样。

关于傅聪小时候受到父亲的暴力对待，除了《家书》中傅雷以忏悔的口气透露了一点以外，大量的访谈和传记文章记述了不少细节。

最常被引用的细节是，因为傅聪弹琴跑调，傅雷拿起餐盘就往儿子头上砸，砸得头破血流。那年傅聪只有八九岁。杨绛也说到，傅聪小时候经常向她哭诉，父亲打得实在太疼了。

傅聪明确说过，傅雷并非是因为对音乐要求严格才暴打他，还没有开始学琴之前，傅雷就多次捆绑、殴打他，甚至将他锁在门外过夜。

对照傅雷的传记可知，他频繁将怒火发泄到孩子身上的时段，正是他自己的私生活出现多次感情出轨的时期。

即使对婚外情人也是一样，一旦未能即时出现在他身边，他便容易暴怒失常。

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我从未见过有青少年说喜欢看《傅雷家书》。傅聪自己也不喜欢。

傅聪有一位叫廖冲（女）的朋友慕名读过《家书》后对傅聪感慨：“这样的父亲你怎么受得了？”

傅聪屡屡以这位朋友的态度来委婉回应公众对《家书》的热捧。

傅聪说：“我非常不赞成将《傅雷家书》当成教育圣经来读，这样做很危险、非常危险”。

傅聪没有发表自己给父亲的回信。

在《家书》中，傅雷多次叮嘱傅聪多写信、多回信。但是，家暴和强制造成的伤痛，让傅聪成年以后无法自然地以亲子情感回馈孤独的父亲。

《家书》中可以看到傅雷的伤心、无奈和加倍的热情。很显然，傅聪给父亲的回应远不如父亲的期待那样多。

哪怕父亲去世后几十年，傅聪已经成为著名音乐家，面对传媒谈起父亲，也仅止于赞美父亲的人格、理想、学问和怜悯父亲的孤独与痛苦。几乎看不到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朴素、自发的、满是留恋与满足的那种亲情之爱。

傅聪也说，虽然遭遇了频繁家暴，但父亲并非是“棍棒底下出天才”的信奉者。不过傅聪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从傅雷的传记中看，除了暴戾的性格以外，傅雷不是为了培养天才而严酷对待儿子，而是他将对自己的完美主义要求迁移到了儿子身上。傅雷发现儿子对音乐感兴趣，然后就认为有兴趣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显然，傅雷的暴力教育并没有达到目的。

傅聪从十一岁起就开始与父亲剧烈对抗，甚至一度终止练琴。用傅聪自己话说，“很激烈，甚至于要出人命的呀！”

在这种剧烈抗争下，傅雷开始减少暴力对待，并等待傅聪自己决定人生取向。

到十七岁时，傅聪自己决定以音乐为毕生理想，并且叛逆地、倔强地不肯问父母伸手要一分钱。这时候，他才得到傅雷的颔许。

是反叛与独立让傅聪赢得了这场“战争”，是傅聪自己身体和思想的成长和傅雷自己的后悔和反思，使这对父子终成朋友。

成年后，即使对父亲的悲剧命运和人格有了更深的理解，即使在理智上原谅了父亲，即使与父亲达成了和解，并且在思想和艺术上与父亲有了更愉快和深入的交流，这个被虐待过的孩子也很难像童年幸福的孩子那样，自然地亲近和依偎在父亲的身旁。

他只是多了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同道和朋友。当然，这也已经足够幸运。

谈起父亲的思想，傅聪说的最多两句话是：

（1）独立思考，既追求真理，又绝不放弃怀疑。（2）先做人，再做艺术家。

像许许多多左翼知识分子那样，傅雷在家书中多次热情描绘了进入新时代后自己的学习和反思，以及自己在国家、社会等方面认识上的“进步”。据傅聪介绍，这种“进步”的表现之一是：

他一九五四、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

以傅雷的性格看，这些所谓的反思与进步，都是他自己当时的真诚认识。对此，傅聪说，也许父亲的那些反思是错误的，父亲更年轻时对不择手段的鄙夷反而是正确的。

傅聪进一步指出：

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像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最敏感，应该永远走在时代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

可以肯定地说，傅聪所说的“我们”，包括了他的朋友、父亲傅雷。

傅雷后来也有所怀疑，但是已经晚了。他最终被自己曾经错信的理想与力量吞噬了生命。为了保住最后的尊严，傅聪的父母选择了自杀。

而傅聪，虽然深受父亲的影响，对祖国、对东方文化始终有浓烈的情感，但终究视中土为伤心故地，余生虽常爱乡、返乡却从不恋国。

拜有限的自由与市场之赐，“钢琴诗人”的美妙琴声如今尚能在故国余音绕梁，但是，他的身心早已与故土决裂。

如果我们要求11岁的傅聪必须在“被严酷暴力对待中训练成杰出音乐家”和“宽松自由但平庸地度过一生”中选择一项，我想，小傅聪肯定会选择第二项。

如果我们在天堂问近米寿之年的傅聪，在新冠风险面前，面对“自由更多的地区”与“动辄lock down”的地区，你会选择在哪里生活？我想，老艺术家也会说，我已经作出了选择。

当然，现实不是如果。

现实是并不存在第一种选择，只有“无法获取有效医疗服务的地区”（是管制、干预以及事实上的公共而非市场化的医疗体系造成了这种状况，也可以直说，是自由受限的结果）和“动辄lock down的地区”，而且，普通人几乎没有作选择的可能。

本可以更有效地应对疫情及其次生灾难的市场机制（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本身），在全世界都很稀缺或者受到阻碍。

如果非要在两种不幸中选择，还没有染病的、或染病幸而未死的我们可以庆幸生在此时此地，并冷血地嘲笑傅聪不该逗留国外和痛斥外国的无能害死了他。

但是别忘了，逼死他父母的力量，正渐渐卷土重来。

文/可二

2020.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