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场沙尘暴发生在汉朝，会怎么样？
2021年3月15日，住在北京的人们一觉醒来，发现空气里都是尘土。
是的，沙尘暴又来了。
早晨，北京城区的PM10指数是8000以上，其他地区的也在四五千上下。许多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千米，甚至只有三五百米。
有个记者在街头采访：“大妈，这次沙尘暴对您有什么影响？”被采访者说：“影响可大了。比如，第一个，我不是你大妈，我是你大爷。”
不止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河北等许多地区，也有沙尘暴来袭。
这几年已经很少见到沙尘暴了。这次的沙尘暴是十年来最大的一次。
我在想，如果这样的沙尘暴发生在古代，会怎么样？
先讲一个故事。
贞观二年，京师发生大旱，蝗虫起来了，漫天遍地的。唐太宗李世民进入园子察看粮食的损失情况，看到禾苗上面有蝗虫，捉了几只，念念有词道：“百姓把粮食当作身家性命，而你吃了它，这对百姓有害。百姓如果有罪过，那么那些罪过都由我自己来承担，你如果真的有灵的话，你就吃我的心吧，不要再害百姓了。”说这，就要把牙蝗虫吞下去。周围的人连忙劝道："恐怕吃了要生病的！不能吃啊！”太宗说道：“我真希望它把给百姓的灾难移给我一个人！为什么要逃避疾病呢？”说完，他就把蝗虫吞下去了。
从这个故事里，你看到了什么？是恶心？是虚伪？还是责任感？
李世民的这种做法，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论。
在古代，尤其是汉代，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也叫“天人感应”）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人（统治者）的作为，与天象是密切相关的。
既然人的作为和天象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王者的作为，也要紧跟着上天的步伐，“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什么是天意呢？“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阴阳又对应着刑罚和德政。所以，王者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
如果王者不按这一套做法行事呢，那么，用儒家思想的改造者董仲舒的话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比董仲舒晚一些的汉朝学者，对不同类型的灾异有着不同的解释。
……人君不学道，无以教下发号令，动言百姓，日应之而赤。人君听用仁贤，尊之如宾客，恭默思道，则复矣。
……臣不能进谏其君，怨咨在百姓，故日黑。人主当忧劳求贤，罢左右强臣，则黑除矣。
……天雨血者，兹谓不亲，民有怨咨。
……天雨金银，兵将兴，失道之君当之。
……天雨石，为政者伪诈妄行，质信不施，国君死亡。
……日晕，有气如毛羽，临日不去，国有大兵忧。
在汉代，一旦发生日食、彗星、大水、大旱、地震等现象，皇帝一般会下诏认错，并且请群臣和百姓建言献策，指明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对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还经常伴随着减免税收、减免徭役、节省开支、减轻刑罚、举荐人才等举措。
我们举几个例子。
汉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
地节三年冬九月发生地震，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崇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汉元帝三年，六月，诏曰：“……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四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其令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省刑罚七十余事。
永光二年三月，发生日食。诏曰：“……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四年六月，发生日食。诏曰：“……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汉成帝建始三年，冬十二月发生日食和地震。诏曰：“……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汉哀帝元寿元年春正月，发生日食。诏曰：“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宿夜忧劳，未皇宁息。惟阴阳不调，元元不赡，未赌厥咎。……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于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光武帝七年，发生日食，光武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二十二年九月，发生地震。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稿。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
汉明帝十八年，春季长时间不下雨，四月己未诏曰："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狱，录轻系。”
所以，如果汉代出现了这样的大沙尘暴，可能会怎么样呢？
汉代的经学家京房在《易传》里说：“百姓劳苦，则天雨土。”
汉朝如果发生这样的大沙尘暴，统治者很可能会采取京房的灾异理论，下一道诏书，承认自己的施政有误，然后说，沙尘暴发生以前，“瘟疫已持续一年有余，百姓劳苦，失业者众”，给老百姓减一点税，并且承诺不再加印钞票。
在汉朝以后，这套理论的影响力削减了一些，但是没有完全消失。
再往后说。比如，唐和武周时期的狄仁杰在697年给皇帝武则天上疏：“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他劝告皇帝要爱惜民力。如果不爱惜民力，“则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狄仁杰也是使用这套理论来说服皇帝，采取善政的。
再举个清朝的例子：“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辛巳，以旱求言。”
不可否认，很多迷信行为血腥、残忍，给人类造成了太多的伤害，不一一例举。但是，在古代，当人们没有办法制衡和限制横肆的权力时，当时的人们普遍的迷信和低层次认知，有时候也可以起到限制权力的作用。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约束了权力的胡作非为，为下层人民减轻了一点损失。
当这点迷信消失了，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办法限制权力的时候，形势就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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