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的土耳其
文|刘璐
没有人能真实地回忆起发生在1453年5月29日的事情。
人们在谈论那一天时，与其说是在谈论一个事件，不如说只是对事实的追认。奥斯曼人在长久的征战后毫无意外地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领地，随即攻陷了它。这个近千年的基督之盾，在那一日与拜占庭帝国同时陷落。从此，世间再无东罗马，奥斯曼帝国盛极一时。
近六百年后的今天，同样没有一个土耳其人能忘记当年的荣光。这个曾几何时横跨三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如今据守在欧亚大陆的关节处，饱受地缘困局之苦。不同的派别纷争、教俗之辩、族群冲突在这片土地连番上演，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安纳托利亚高原上黄草连天，长久的沉寂中，一声孤鹜惊啼，偶而掀开了其下永无止息的冲突。
军变流产：民主的精致幻象
黑天鹅绒面的盒子被打开，像女孩子的妆匣，里面工整地躺着一张卡纸。
一块石头被固定在卡纸的右上角——没有人会忽视这一点，乳白色的，蘑菇似的大小，被水红色边框束着，正是在提醒人们将目光投向这里。
去年夏天，一场毫无迹象的军事政变在土耳其爆发。首都安卡拉遭受空袭，国民议会大楼沦为废墟，这块石头便是无数个从当初尖叫和警笛中跌落的一块。
这是一场令世界震惊的政变，但旋即遭到镇压。总统埃尔多安以阴谋政变为由，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反攻——他着手推进总统制，并启动一场大清算。统计显示，在这场清算中，共有上万名被认定为反对者和政变参与者遭到清洗，约十三万名政府人员被裁撤或停职，逾四万五千名军官、士兵、教师、政客和记者因此被拘捕。
卡纸上是已经坍圮的议会大楼，最底部印着一串英文，细细密密地写着：“土耳其献身民主的象征”（A symbol of Turkey’s devotion to democracy）。
这是官方语境下的民主，捍卫它的决心是如此之大——它在最初被炸成乱石，炸成水泥和灰粉的微粒，又在七月的热风里点点滴滴地坠落。如今这股决心在监狱的铁栏前铮铮作响，没有一件事情显得悬而未决。
但世事显然从未如此分明。如今的土耳其面临着诸多棘手问题：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居兰势力、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东南部叙利亚战争。更遑论在欧亚的两难困境下，其屡屡受阻的西向战略，以及与俄罗斯百年未解的宿怨。
对于外人而言，这些词汇未免过分抽象，但对于身处其中的土耳其人，它们又过分地具体。在这个矛盾重重的国土里，每一种身份都显得响亮而真实：世俗或宗教，独裁或民主，土耳其或库尔德，公民或难民……历史和政治在漫长岁月的缠扰下被打成血浆，又仔细地浇淋在当下每一个千疮百孔的头颅上。
他们会提起1923年共和国的建立，提起国父凯末尔，提起彼时波澜壮阔的西方化、世俗化变革，也会提及如今的埃尔多安。这个卡里斯玛式的政治强人，自2003年当政以来，不断瓦解着世俗派的基础，拉拢国内伊斯兰保守势力。在其铁腕统治下，土耳其经济一直平稳增长，而与此同时，关于他集权、伊斯兰化、言论管制等论调同样甚嚣尘上。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就在刚刚过去的4月16日，土耳其废除建国以来一直实行的议会制，改行总统制。这无疑是巨大的变化。但对于一些人而言，总统制带来最大的变化，似乎是关于其独裁的猜测已接近坐实。
有人会说，一切都因这场政变而起。然而，正如英雄的奥斯曼人在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他们的铁蹄早在一百年前就踏上了欧洲。
没有一种历史是突变的，百年之间，土耳其人始终就在这样的不安和试探中前行。这个曾经的奥斯曼帝国问鼎过极盛，也经历过中衰，它的未来会趋向何方，终究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凯末尔主义盛行多年之后，埃尔多安主义如今在这个国度瓜熟蒂落。
卡片上的石子纤尘不染，闪烁着温和而怠慢的光芒。正因如此，没有人会主动地将它与那场政变联系到一起。石头被从往事的车轮中抽离出来，只剩下一个轻盈的、被打磨过的外壳。后者的存在彰显的是一种粉饰过后的太平，它浮在现实的表面，隔了三寸，保持着与后者微妙的平衡。
实际上，人们的认知与事实的距离远超三寸，大多数时候，我们完成的只是历史之后的追认。
反叛与亲信
镇压之后，他们的生活从牢狱生发
（纳齐拉·古塞尔）
正午刚过，纳齐拉·古塞尔就开始收拾东西，她今天穿了一件枣红色的毛呢衣，拎着赭色皮包。出门前，她重新细数了一遍包里的物事，抓了抓头发，又支起镜子，将眼线描深了些。
纳齐拉在做这一切时显得轻车熟路，面上没有半分表情。这是三月下旬一个晴好而微凉的午后，纳齐拉正要赶往位于锡利夫里监狱，探望她被关在那里的丈夫。
车就停在路边，她快步走了过去，确认之后，钻进了后座。这辆车是她提前跟朋友借好的，但大多数时候，她会搭乘丈夫供职的报社提供的穿梭巴士。
因为有太多供职记者被捕，这家创建于1922年的土耳其世俗报社《共和国报》干脆雇了一辆巴士，为这些探监的家属提供接送服务。
纳齐拉的丈夫名叫卡德里·古塞尔，一位从业逾30年的新闻工作者。去年五月，他开始以专栏作家的身份供职于这家报社。
难以意料的是，就在两个月后，一场针对当局的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时值总统埃尔多安外出休假，政变武装曾一度在午夜控制国家电视台，宣布政变成功。然而好景未长，当局的反攻很快昭示了这场暴动的无疾而终。埃尔多安不但没被军队推翻，反而成功地以阴谋政变为由将大量反对派投入监狱。
对于卡德里来说，这也许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忙的时候——一场胎死腹中的政变，和土耳其彼时一触即发的教俗之争，这足以让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办公桌前忙得前俯后仰。当时的卡德里无法想象，他和事变的牵系将在不久之后出离文字之外。那一日的政变晚风，竟翻过枪火与废墟，翻过人群和血光，最终滚落在他家窗下阶前，紧接着，警员激烈地叩响了他的大门。
卡德里的电脑被没收。到了十月，他被送进了监狱。
根据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数据显示，至少有81名记者在去年715政变后遭到土耳其当局逮捕。对他们的指控或涉葛兰运动，或与库尔德武装有关。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两顶格格不入的帽子，不偏不倚地都扣在了卡德里的头上。
太荒诞了，纳齐拉骂了一句。汽车驶过城市坑坑洼洼的路面，一些卡车、草坪和被支得极高的路灯呼喇喇地闪过去。纳齐拉心事重重，她如何也想不通长期以葛兰运动批判者自居的丈夫怎么会被当局盯上。但在能给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答案之前，她只能坚持定期地探望丈夫，并为了儿子埃得姆勉力生活。二月，她曾经无比心焦地希冀过当局的释放，但她的心很快凉了下来，那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卡德里一如预料般缺席了儿子11岁的生日。
她曾经给丈夫买了一件蓝色大衣，被狱警阻拦，理由是颜色和国内一些安全部队的着装太接近。于是她重新买了一件，但因为衣服连帽，再次被拒绝。纳齐拉只好第三次跑到商店，这回她换到了伊斯坦布尔一家大型购物中心，店员在知晓她的身份后显得驾轻就熟，分明知道应该卖给她什么——纳齐拉是这批被关押亲眷中最晚来的一个。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些事怎么会发生？”纳齐拉问，她的脸沉了下来，“一个在伊斯坦布尔商场上班的店员，离监狱那么远，她如何会知道监狱穿着的种种细则？”
车停在郊区一个餐馆门前，纳齐拉决定在这里吃点午餐。她推门进去，挑了靠窗的位置坐下。这个时间点，餐馆里空无一人，两盏哑黄的灯倒垂着，落在她的桌前。纳齐拉看上去惨淡而忧愁，时而良久地呆望着窗外，阳光在那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靠近监狱的时候，这种荒谬感就会越发具象，每次都很紧张”。
水泥路面在烈日下蒸腾着一股热气，餐馆的铁皮屋檐把它切割成两种颜色。阳光直射的一半是亮色的，另一半是灰色的。说这话时，纳齐拉的表情同样变得晦明难辨。
“我感觉就像处在二战。”
下午三时，伊斯坦布尔以西约九十公里的位置，她抵达了锡利夫里监狱。监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路边结着铁网丝，矗立着两座高高的哨楼。在进去之前，纳齐拉已经过了两道关卡。
（位于伊斯坦布尔郊区的锡利夫里监狱）
“我儿子看过几部关于纳粹的电影，有一次带他来，他指着问，‘这个地方不就是纳粹集中营’吗？”
监狱之外，不少牢犯的亲眷散立在停车场里。一大片荒地上，停着昂贵的吉普，也停着廉价的两厢车。覆着面纱的穆斯林踱步而过，又露出身后染了金发的女人。然而不管是谁，手边大多有一只黑色袋子，装着囚徒换下的衣物。
贫穷与富裕、宗教与世俗、集权与自由，这些浮在书面上的磅礴的词汇，在伊斯坦布尔郊外的锡利夫里，如今都矮了下来，沉到了地面，变成了满地生长的野草和杂木。风将它们吹得七零八落，又在不经意间被人们碾成泥土。
三月仍是春寒料峭的时节，一个小时后，在这个四面开阔的山坡地里，纳齐拉·古塞尔拎着黑袋子，独自一人出来。
远处，伊斯坦布尔依旧是那只挺立在东色雷斯港口的水鸟，丰满而自在。
以忠诚之名中弹
（肯·库莫库）
肯·库莫库先生时常得站起来。
他站起来，异常的高大，背部微微佝着，一双手就垂在两侧。
面前是他的办公桌。台式电脑、笔记本、几份文件和一只木墩样的笔筒，都整肃地堆叠着。就在他站起来的一刻，忽而都变小了，玩具似的落在桌上。
但库莫库先生含着笑，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他是伊斯坦布尔东部代雷利小镇的镇长，主要负责当地各项行政事务。
——每过几分钟就得站起来，应付前来签字或是领文件的居民。白色耳机向来挂在右边的耳廓上，库莫库先生的笑容里有一种真实可信的热忱。
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日，百叶窗将外面的一些日光挡出去，又将另一些筛进来，从而在库莫库身上留下一道道纹路。他庞大的身躯在办公桌前显得拥挤而笨拙，即便如此，人依然像个学生端坐。偶尔，一个人探头进来，询问他附近卖烧水壶的地方。
他于是又站了起来，但这次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另一个原因。
去年7月那场政变，作为埃尔多安政权的追随者，库莫库带领着一支小部队抵抗当地反叛军。双方交锋之际，一颗流弹穿过了他右腿根部。
伤口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至今，九个月过去了，疼的厉害时，库莫库先生就站起来缓解一下。
如今，他还时常走过那晚暴乱的街道。在一个支着红布棚的巷口，一群气喘吁吁的居民头一次告知了他叛军的存在。那是7月15日晚大约10点的时候，一小时后，一个亲叛军的陆军上校举着步枪，将人抵到了室内。
库莫库当时愤怒异常，一张脸和脖子都涨得通红。他指着上校质问，“你是磕多了吗！”
上校很快被驱逐。这段期间，库莫库迅速命人在当地警局设下路障。之后，他给中央打电话，确认了埃尔多安的存活。
他当晚一直在祈祷，和家人通电话，想象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然而午夜降至，这些叛兵仍同阴云般出现了。
在街道口，库莫库朝他们大喊，“土耳其的士兵！不要朝你的人民开火！” 他臃肿庞大的身躯在一群笔直的军兵面前显得突兀而可笑。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
17人在这场混乱中死亡，包括库莫库的侄子。幸运的是，他自己活了下来——以一个民主卫士的身份。
政变被镇压后，库莫库从很多渠道得知了之后的事情，包括埃尔多安的修宪提议，以及随后那场声势浩大的清洗。
然而，他从不认为这个国度的民主价值遭到腐蚀——至于罗德里那种被逮捕的记者，同样罪有应得。在库莫库看来，他们只是试图以各自的方式挫败这个政权。
“难道媒体不应该先为了国家，然后才分右翼或左翼吗？”
“自2002年执政以来，埃尔多安先生不但提升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还让土耳其人重新拾回了尊严。”他说，“之前的政党禁止穆斯林女人在公共单位面覆纱巾，现在都变回来了。”
库莫库先生站了许久，又重新端坐在办公桌前。他的身下压着那只弹眼，从而神情严肃地说道：
“埃尔多安先生的存在，让很多被压迫的人群重新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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