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者”

钱钟书说，“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这句话是（ ）

       A.否定性的讽刺

       B.在调侃中表示认可

       C.批评

       D.赞美

答案是B

选择B的逻辑在于，“放假”是中场休息的意思，所以“偏见”的病毒携带者是被预设为有思想的。

我要是说：你不能有偏见。显然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少有偏见是可行的。怎么样才能对一种事物保持客观合理的看法呢？那便是彻底认识它。偏见虽然并不归于“十恶”，但是可以引导出诸恶，恶之苗也。

我始终认为对抗偏见的要诀是“容忍”，很多性情褊急的人难以领会。鸡汤我不灌，只是以身作则地呼吁，至于成效，人各有知。

最先明白容忍的重要性，是听信胡适的宣言——“容忍比自由还重要”，胡适身为温柔敦厚的长者，他的立身准则是入世的，浓缩了儒家思想的要义。即使早有《忍经》在前，都莫若胡适此话给我的震撼大，一位老者更是使我深入理解了“容忍”的本质。

去年冬天，乘火车从北京回郑州途中，邻座有位老者，后来知道是去新乡访友。他趁我去厕所时拿起我的书《老子注译及评介》（陈鼓应著）来看，边看边在一页白纸上做笔记。等我回来时他便主动与我攀谈。

他说：“小伙子这你看的书呀？”我答是。他说老子这个人是有大智慧的，中国哲学道理很深。我便问他是否有过研究。他说自己大学念的理科，年轻时很少看文科的书，六十年代在北大听过王力教授的课，讲的是一首诗，把作者写诗那天的事全部索隐出来了，比看电影还要精彩，打心里佩服这些学者。我说文科学者的功夫必须扎实，要长年拘于一室，大量读书，所以成就一个大师不容易。他深以为然。然后我问他哪里毕业，他云淡风轻说了一句清华。然后我表达了一番羡慕与景仰。“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里的老师已经不行了”，他说。

从和老先生的交谈中，我得知，他是三十年代出生在浙江，后来随母亲赴京投奔投身于革命事业、刚从延安回来的父亲。及长，在清华学理科，留校任教一段时间。后来在统计局任职。

这是老者的经历。也是题外话。

事有凑巧。旁边站着个中年妇女，听见我们谈老子的“道”，就闻风而动。不由分说插入我们的谈话，大肆宣讲新知识体系给她带来的种种神圣的精神体验。

那个妇女说，她的老师张兴海已经打通了各种思想，创造了“新知识体系”，揭示了宇宙的真相和生命的真知。她说自己是一个初中政治老师，最近经常当众宣讲“新知识体系”的理论，被学校开除了，拿了六万元去听老师的课才回来，为此还和丈夫闹了一架，现在正准备回家说服丈夫去听课。我已经不想复述她的原话了，套话什么的网上都有，大家可以百度新知识体系。尤其关于否认世界物质性的那些。

张兴海

老者说：这个女同志，你说的不对。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它的客观实在性，怎么能否认物质呢。

老者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

我说：越说越像虚无主义了。

然后我的同学（二娃）就和张兴海的“女弟子”展开激辩，关于人性的善恶、宇宙的本质、生命的真谛。我从旁观战。

“女弟子”在阐述她的理论时，多有不合理处，被我频频打断。老者摆摆手，示意让她继续说下去。老者问她：“你说听了他的课后豁然开朗，觉得快乐，这很好。但是你丢掉了职业，靠什么吃饭。”“女弟子”答：这就是我工作普度众生的地方，我们这种教育是皇族教育，像我这种体验可以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感到快乐，别人听了我的课，就成了我的弟子，这样一来，弟子变成老师，老师再收弟子，循环往复。他们听了我的课会给我钱，就这样慢慢扩大。”

老者镇静的说：我懂了，传销。

然后又有一个人参与了和“女弟子”的理论，我得以岔题抽身。

老者告诉我：听人讲话要听完才能知道说的什么，不同的意见要能容，受了顶撞要能忍。不要像毛泽东。

我在内心惊呼一声，奉上了双膝。

随后又说：我大儿子就是能容忍，而且管得住嘴，守口如瓶，有什么话“咣当”掉进肚子里，现在升任xx级干部了。

老者年近八十，我二十出头。论年龄，起码隔了两代。他们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尽管有时显得陈腐，但是那种包容大度、细致认真的精神却很难得，我身边很多人身上已经找不到这种影子，包括我在内，不比以前信息闭塞、物质落后时代的人生活的幸福。或者可以取巧来说：不是我们的时代不好，而是那个时代太辉煌。无论是什么，表面的富裕总和内在的贫瘠成正比，社会亦如是。

从那以后“能容、能忍”成了我的座右铭。

老者说起当年的“法圜轮圜功”来，“我有很多原来就是学气功的，后来吓得不敢了。”他们也信奉“忍”。

网上搜他们崇尚的“真圜善圜忍”，结果是这样的：

老者讲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想挖掘更多东西，故意装傻说：毛主席很伟大。他说：“伟大是伟大。”这话里有话。“我们年轻人什么不了解历史，”我说。老者本着普及历史常识的良心，讲起了过去的故事。

“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六几年的时候，北京大街上卖坨子肉的很多，没人饿着。”

“为什么，书上写的饿死了很多人。”

“那是地方上，中央上不一样。我们实地统计调查过，尤其你们河南，太惨了。”

“为什么是人为的？”

“革命者都吃过苦，老百姓不尝尝么。”

“你了解毛主席么？”

“了解一点。我和他离得最近的时候就像离你这么近（约半米）。”

“他是个怎样的人？”

“有头脑，毛病也多。”

“是，文圜革圜死了不少人，你听说过卞仲耘吧？”

“知道，还有宋要武。”

“邓小平呢，你知道八平方事件吧？我听说并没有死人。”

“没有死？丁子霖知道。”（丁子霖的儿子为此而死）

……

还有些谈话涉及的东西不合时宜，就不说了。

我在书本上看到的名字和众人间口耳相传的历史，至此得到了老者的一一证实，挺振奋人心的。他说话虽然简短，却是字字见血，可能是亲身经历过时代变动的人。

还是很感谢老者肯向一个陌生的后生讲起那过去的故事。

临别前，老者留了他的手机号，说下次到北京可以找他。我送他下车，他站在月台招手说“小李，以后常联系啊，常联系。”

所以这篇杂凑之文是劝人宽容，看出来了么？

我的好奇心并不是邪恶的动力催生出来的，而是求知欲的结果。历史已经过去，我对过去的人和事没有任何仇恨，而且不主张培养“仇恨意识”，一切都是容忍的结果。被容忍的对象不仅是负面的，还应当包括种种“善”，正如狂怒狂喜都需要克制。我之所以不时穿插强调容忍，是想让大家减灭掉一些负面的情绪，正义与非正义就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报恩与复仇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十年不晚”是腐朽的仇恨观，把人本身当成一种工具，观念未免过时了。实践层面，容忍的维度需要大家自行掌握，至少面对争执我们可以选择回避，面对强权我们可以选择低头。

记得谁写过《中国生存指南》，如果换我，一千张纸，张张都是两个字：容忍。

并非劝大家面对现实，现实本身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