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怀哲传》｜为非洲病人付出后半生。

《史怀哲传》

1965年9月4日深夜，90岁高龄的史怀哲，在非洲兰巴伦的一间小屋里，安然地闭上了双眼，永远离开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下葬的时候，史怀哲躺在一个简朴的棺材里，经他医治而痊愈的病人们，一边把油棕榈的枝子撒在他的棺木上，一边流着眼泪赞颂：“他是我们的爸爸，他是我们的父亲。”

史怀哲才华横溢，他曾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和音乐家，年纪轻轻便获得了学术界的鲜花和掌声，堪称人生赢家。但出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他毅然放弃已经到手的荣誉和头衔，远离家乡，来到非洲，以丛林医生的身份，为贫病交加的黑人患者付出了自己的半生时光。

一、30岁教授改学医

1875年1月14日，史怀哲出生在莱茵河畔的阿尔萨斯，父亲是位乡村牧师。作为牧师的儿子，童年的史怀哲是备受众人呵护的。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史怀哲，非但没有养成娇气的性格，反而还有着一颗金子般的悲悯之心。

小时候，史怀哲就发现，自己的生活要比村子里的其他小伙伴优渥得多。史怀哲每周都有肉汤可以喝，穿的是体面的呢子大衣和皮鞋，戴的是精致的水手帽，而这些都是普通村民的孩子享受不到的。史怀哲为这种不平等感到难过，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除非大家都有肉汤喝，不然我就不会再喝肉汤；除非大家都有皮鞋可以穿，不然我也只穿木鞋。”

史怀哲觉得：“如果我幸福，我就必须为这幸福做些什么。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回报它，否则，我就在亏欠。”所以，在21岁那年，他下了一个决心：在30岁以前，他要为追求学问和艺术而活；在30岁以后，他要为直接服务人类而活。

在学问和艺术方面，史怀哲绝对是个成功者。他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拿下了哲学与神学的双料博士。在感兴趣的音乐领域，他也写下了令专业人士赞不绝口的《巴赫论》。但史怀哲却时时觉得迷茫，因为他不知道自己30岁以后，究竟能够为人类做些什么。

190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清凉的风裹着薄雾从河面上吹来，史怀哲坐在书桌前，开始翻看巴黎传教协会主办的一期杂志。突然，一篇名字叫做“刚果传教之特别需要”的文章吸引了他的目光。

文章里讲道，非洲的黑人生活极其悲惨，除了极度贫穷导致的不幸以外，各种疾病，比如昏睡病、麻风病、伤寒等等，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们，但他们却得不到医治，因为在方圆几百公里之内根本找不到一个医生。

这篇文章结束了史怀哲多年的追寻。放下杂志的那个时刻，他就确定了自己后半生的归宿——他要前往刚果，做一名丛林医生。

史怀哲身边的人得知他的选择之后都惊呆了。史怀哲的父亲尤其激动，他对史怀哲说：“孩子，你难道不知道吗？那个地方距离赤道只有60公里，日晒病、昏睡病随时可能发生，还有酷热、暴雨，那里是对健康最不利的地方。对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夺命窟啊！”

史怀哲平静地回答父亲：“所以，那里才更需要医生啊，爸爸。”

史怀哲的朋友都觉得，志愿者工作应该留给在学术和艺术上没什么天分的人去做，史怀哲这样做实际上是对自己才华的一种浪费。史怀哲的老师也为此感到惋惜，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学生是遭遇了什么人生打击，才选择去非洲这种荒蛮之地放逐自己。

史怀哲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对，他找到了医学院的院长，恳求他接受自己入学，尽管这个时候的史怀哲，已经是正式的神学院教授了。

院长被史怀哲的精神所打动，破格收下了这个“超龄”的学生。这一年，史怀哲刚好30岁。

对于史怀哲来说，学医的道路是艰难的，因为到了这个年纪，记忆力减退，根本比不过20岁出头的年轻人。寒冷的冬夜，史怀哲背书的时候就总提不起精神，于是，他只能拜托女佣为他打一盆冷水，每当他昏昏欲睡的时候，就把脚泡在里面。

就这样，史怀哲凭着惊人的意志力，用了6年多的时间，拿下了医学博士的学位。1913年，38岁的史怀哲启程赶往非洲。但因为各种原因，他最终的目的地并不是刚果，而是离刚果不远、自然环境却同样恶劣的兰巴伦。

二、深入非洲丛林做医生

在史怀哲抵达兰巴伦之前，当地的传教站已经通知了黑人，三个星期之后医生才开始看病。但大家根本不听，在药品和器材还没有整理好的时候，一群病人就把史怀哲包围了——有呼吸困难的男子、腹部隆起的少年、双脚溃烂的孩子……他们睁大眼睛看着史怀哲，黝黑的脸上全是病态和愁容。这使史怀哲意识到，这里不是繁荣发达的欧洲，他必须马上投入工作，一分钟都不能等。

可这个时候，史怀哲的诊所还没有建好。如果坚持露天看病，即使带了遮阳帽，也仍然有患上日晒病的危险。

日晒病，又被称为日射病，它的威力之大，没在赤道非洲生活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有个白人午睡后醒来，就得了日晒病，高烧、说胡话，差点不治身亡。因为他的屋顶破了个钱币大小的洞，阳光从那里钻进来，正好射在了他的头顶。

所以，本着对病人和自己负责的态度，史怀哲必须找到一间房子做临时诊疗室。而兰巴伦太过贫穷，闲置的房子几乎没有。万不得已之下，他只能亲自动手，把一间废弃不用的养鸡房改成了自己接待患者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史怀哲的诊疗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到傍晚6点结束。在这段时间内，大概要诊治30到40位患者。于是，史怀哲就在他的病人身上，见证了兰巴伦流行的各种疾病。

其中，昏睡病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热带病，白天的采采蝇和夜间的蚊子是昏睡病的主要传播源。昏睡病一旦发作起来，很快就会演变成可怕的瘟疫。赤道非洲曾经有一个村落，原本拥有2000多人，就因为昏睡病的肆虐，最后只剩下了500多人。

昏睡病通常由不规则的发烧开始，然后在不知不觉间，病人便陷入了半昏睡状态，最后失去知觉，因为并发症或者器官功能丧失而死去。史怀哲意识到这一疾病的严重性，就开始为黑人定期检查血液，只要发现丁点儿症候，就立即给予治疗。

疥癣在赤道非洲是种极普通的皮肤病，危害虽然不大，却让黑人痛苦不堪。因为浑身瘙痒，他们甚至一个礼拜都不能入睡。同时又因为拼命抓挠，病人身上的皮肤往往没有一处完整。抓破的皮肤很快就会化脓，最后演变成难以治疗的化脓性溃疡。

但史怀哲治疗这种疾病的方式却很简单，他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三把所有的疥癣病人集中起来，先让他们到河里洗澡，再让他们定时涂抹药膏。

这种药膏是史怀哲自己配的，成分特别简单，只有硫磺粉、棕榈油、软肥皂和沙丁鱼罐头的残油，但效果却非常好。一般来说，两天之后患者的皮肤就不痒了。

在史怀哲看来，黑人是需要接受帮助的兄弟，但他们身上也存在很多陋习，其中最令史怀哲头疼的，就是他们缺乏常识，又不遵从医嘱，常常会导致自己的病情恶化。

就拿做手术这件事来说吧，在黑人看来，手术之前的麻醉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他们说：“医生先把人弄死，再把人救活。”所以但凡接受过麻醉的人，都声称自己死过一次。这种观念让许多患者对手术望而却步，史怀哲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说服他们，但依然有许多黑人因为恐惧错过手术，白白丢掉了性命。

为了照顾黑人的感受，史怀哲在手术中坚持了不切除原则。在欧洲，为了顾及患者的生命，在伤口严重感染的情况下，医院通常会采取截肢手术。可在非洲却不行，如果医生一意孤行，黑人就会认为医生喜欢断人手脚。这个名声一旦传出，黑人们就不敢再到医院里来了。

对于做完手术的病人，史怀哲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黑人没有感染的概念，他们会用脏手撕开绷带触摸伤口，甚至还会跑到河里去洗澡。但是无论史怀哲怎样监视，还是会有意外发生。对此，史怀哲除了不厌其烦地为他们灭菌消毒以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三、“两获”诺奖

史怀哲选择了用非洲人的方式去对待病人，让自己的医疗工作去适应当地的环境和传统，这使得史怀哲真正能够被黑人接受。在他的努力下，成千上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一开始，病人似乎对医生的付出无动于衷，但慢慢地，他们开始学会感恩，并且试着赠送史怀哲一些礼物，有时是一挂香蕉，有时是一小篮鸡蛋。在史怀哲看来，这些细小的回报带给他的欣慰，一点儿也不亚于他在1952年拿到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对于这次获奖，史怀哲还是十分开心的。在此之前，他很想为麻风病人建一个专门的治疗村，但经济上却有些捉襟见肘。所以在荣获诺奖之后，他立刻把奖金全部投入到了麻风病村的建设上。

后来，史怀哲在挪威演讲时，有个记者采访史怀哲，询问他麻风病村建设得如何、奖金是否够用，史怀哲如实回答道，奖金只够建半个麻风病村。

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史怀哲没有想到的是，采访见报的第二天，挪威所有的报纸都在呼吁市民为他捐款，市民纷纷响应，一位老奶奶甚至捐出了自己的丧葬费。短短三天时间，报社就筹集到了一笔不菲的金额，刚好和史怀哲诺奖的奖金持平。当报社把这笔巨款交给史怀哲的时候，人们都开心地说：“史怀哲博士得到了两个诺贝尔奖。”

作为丛林医生，史怀哲的付出拯救了非洲黑人；作为人道主义者，他的爱心感染了整个人类。如今，一个史怀哲离开了人世，却有千千万万个史怀哲站了出来。这可能是史怀哲留给世界最持久、最恒远的贡献吧。

（拆书人：吴晓君）

（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