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
核心书摘
《奥斯维辛》力图以一个具体场所为切入点，对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罪行进行最透彻的诠释，为全世界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奥斯维辛。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累积式激进”的概念来纠正了许多历史学家常见的错误。尽管希特勒对灭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个决定也同样产生于无数纳粹下层的主动性和推波助澜。
作者笔下的奥斯维辛，不仅是灭绝营，也不仅仅与“最终解决”有关，它还是集中营指挥官霍斯等纳粹官员的奋斗史；是波兰人、吉卜赛人、苏联战俘、耶和华见证人的情感炼狱；是战后幸存者回到家乡，却发现外面的世界比奥斯维辛更糟的故事……这本书没有孤证，每一个说出来的字，都出自两处以上的历史记录，包括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和亲历者访谈。
所以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告诉了人们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什么，又不是什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它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发展至此的。深入了解奥斯维辛这个更大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性，以及如何更好地认识自己。
关于作者
劳伦斯•里斯，1957年生，牛津大学毕业，英国历史学家、纪录片导演，被《泰晤士报》评为“英国最杰出的历史纪录片制片人”。曾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历史节目的创意总监，制作过许多有关纳粹和二战系列的电视、电影，获奖无数，包括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BAFTA）、英国纪录片格里尔逊奖和国际纪录片奖等。代表作《奥斯维辛：一部历史》、《纳粹：历史的警示》、《东方恐怖：1931-1945的日本侵略》、《世纪之战：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战争》、《希特勒：黑暗的克里斯玛》等。
本书鲜知
学什么？了解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罪行是怎样发生的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灭绝屠杀犹太人就是希特勒一个人下的指令，却忽略了那些为“最终解决”尽职尽责的下层纳粹。那些刽子手中的大部分都是社会上普通的“好人”，甚至许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你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人，他和善地为你指路，并且热情地陪你走了大半个街区，可你永远不知道，他在另一个地方或许是一个恐怖的虐待狂——关于奥斯维辛，我们知之甚少。
《奥斯维辛》难得可贵地让集中营中的纳粹行凶者发声，并完整还原了奥斯维辛的真相，不仅仅局限于它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更让我们了解了奥斯维辛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人间炼狱的。本书作者利用为BBC拍摄纪录片的机会，采访了近百名集中营幸存者和纳粹分子，对纳粹的行为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结合二战进程，对比了不同国家政权对纳粹、对犹太人的态度，从而提出振聋发聩的问题：制度和人性，究竟谁应该承担的罪责更多一些？
这是我们都应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奥斯维辛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的堕落没有底线，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那段历史也将永远警示着每一个人类。
你还会发现
· 为什么奥斯维辛是累积式激进的结果；
· 极端环境下的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
· 奥斯维辛给后代人的警示有哪些。
一、“累积式激进”的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累积式激进”的结果。
我们特别容易把一些不希望看到的事物解释为偶然或者疯狂，这种盖棺定论，让羞耻心、责任感、焦虑和恐惧不再困扰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心理防御”。历史上很多人装疯还能脱困，靠的就是“心理防御”。
比如著名的孙膑与庞涓的故事，遭受庞涓迫害的孙膑靠装疯卖傻逃脱，最后引兵攻魏，马陵设伏，报仇雪恨。孙膑之所以能靠着装疯脱困，本身就说明人们习惯接受疯狂是一种偶然事件，愿意相信疯狂的事不会重复发生，疯狂的人不能再对我们构成威胁。对很多事，我们人为给它建构一个解释，不管是对还是错，这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能够稳定地继续下去。但事实不会因为简单的解释就变得简单。
奥斯维辛，就不是个人意志或者偶然丧失理智造成的结果。我们经常会问到“希特勒为什么要屠杀犹太人？”“希特勒少年时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他屠杀犹太人的决定？”等等“知乎式”的问题，这类问题本身就把责任归到了个人和疯狂上，但其实，奥斯维辛是累积式激进的结果。
所谓“累积式激进”，其实包含两个维度的内容，从时间维度上说，奥斯维辛是在相当长时间的矛盾累积之后才发生的；从空间维度上说，奥斯维辛不是希特勒或者少数高层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德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各阶层（包括普通人）共谋的产物。
我们先来看时间维度。
其实纳粹一开始并没有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更没有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针对欧洲犹太人的系统化的种族灭绝的计划，说白了就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德国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样的首脑，一开始甚至不同意“从肉体上消灭整个民族”,因为那“很不德国”，也很不现实。这不是说希特勒和他的帮凶们不反犹，而是他们认为靠屠杀来解决问题，成本太高、没有效率。
在他们眼中，犹太人早已经不是人的存在，他们就像是垃圾一样，还没有处理他们的原因，就好像一个做扫除的人，还没行动，只是因为家里的东西还不够满，没必要现在就动手扔出去。但后来，纳粹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使得他们在制定应对政策时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残酷，也越来越邪恶。
从灭绝政策演进的过程来看，这种做法的动机并不复杂。纳粹内部早就对犹太人恨之入骨，他们偏执地认为，犹太人是导致德国在一战中失败的原因。但是在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德国却遇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何处理这些犹太人？
德国的犹太人还不到总人口的1%，而且大部分已经被同化，这些犹太人因为人数太少也就不值得着急处理；但德国在1939年占领波兰后，超过200万波兰犹太人生活在纳粹占领区，如何处置这些人就成了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纳粹为了让德意志人口占满刚刚侵略得来的波兰的土地，要求几十万德意志人从德国迁移到德国在波兰新建的“帝国”，于是如何为这些前往波兰的德意志人寻找住所就成了一个难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受德国管辖的1800万非犹太裔波兰人又该如何处理？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德国纳粹希姆莱等人想出的主意就是压缩他们最不喜欢的犹太人的生存空间，把他们集中赶到德国最不适合人居的地方去。迁移虽然造成了空前的大混乱，但最终还是落实了。在那之后，凡是遇到现实困难，无论是住房短缺、粮食短缺、财物不足，还是缺少劳动力，纳粹首先想到的就是拿犹太人开刀。
当所有利用价值都榨干了，就把他们杀死，释放空间，重新寻找奴役对象。最开始，纳粹对大规模的杀戮还缺乏信心，采取了小规模、利用毒气卡车的办法。后来，他们杀红了眼，就开始建造大规模毒气室、焚尸炉，制造替代一氧化碳的更高效的新型毒气“齐克隆B”（一种用剧毒剂氢氰酸加工成的化学制剂）来残害犹太人。这样一来，一开始的犹太人隔离区就演变成集中营，集中营又演变成灭绝营，最后造就了奥斯维辛。
我们再来看空间维度。虽然纳粹一开始并没有想屠杀犹太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对灭绝计划一定是知情的，只不过他更想用全部精力打赢战争，所以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而希姆莱等人十分清楚元首的爱好就是“越激进越好”，所以就不遗余力地逢迎上意。
1942年1月，在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纳粹高层在柏林西南部的万湖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落实了有系统地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上，“最终解决”的方案获得通过，当时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件大事的发生，“最终解决”这个提案甚至在会议上都没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几百万犹太人的命运就这么轻率地被决定了。在这种“不把犹太人当人”的思想引领下，犹太人会被疯狂屠杀这件事完全就是一个可以清晰预见却又躲不过去的灾难。
除了纳粹上层，我们也不能忽视纳粹制度中社会的力量、甚至是普通民众的参与。从沉默、顺从、妥协，到合作、积极配合、出谋划策等等，这些都算参与。
17岁的露西尔·艾兴格林是首批遭到驱逐的德国犹太人之一。在她和母亲离开汉堡的家走向火车站的时候，她们发现街上的人毫无同情心。露西尔说：“那些非犹太人一个个板着脸，要么说些难听的话，要么就把头别过去。”
乌韦·斯托约翰是汉堡市民，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16岁的他就站在街边看着犹太人走过。他说：“大概有20%的人对此欣喜若狂，他们说：‘感谢上帝，这些一无是处的粮食浪费者终于消失了。’还说：‘他们不过是些寄生虫。’这些人一直在鼓掌。但大部分人一声不吭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也正是这些人在战争结束后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回答问题的时候，眼睛都看着别处。”
这样的现象不仅在德国本土有，在所有德国占领区，比如波兰、斯洛伐克、法国、匈牙利等地区几乎都存在。欧洲大陆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让民众们在暴行面前成了沉默的帮凶。从法律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苛责这些人，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对暴行袖手旁观是正当的。
就像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纽慕拉后来在忏悔书中写的:“最初，他们抓共产党，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要抓我时，已经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了。”对暴行的容忍，实际上就是对施暴者的授权。它意味着你在告诉他们，当有一天你对我施暴时，别人也不会干涉。
二战的时候，欧洲几乎所有德占区国家，都有输送犹太人到奥斯维辛参与“最终解决”的道德污点，它们也是这场罪行的共谋者。唯一一个例外就是丹麦，那里全国95%的犹太人都躲过了迫害。在德国人试图抓捕犹太人时，从警察到渔夫，许多普通人站出来，帮助犹太人漂洋过海逃到了瑞典。
当然，丹麦能够成功帮助犹太人逃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德国希望以用相对宽松的占领方式来换取丹麦的粮食，所以对丹麦人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见，在现实利益面前，纳粹的反犹主义也不见得能坚持到底。
作者劳伦斯·里斯在书中说，奥斯维辛和“最终解决”是由整个欧洲全部德占区所有阶层的反犹人士共同促成的，这些人即使袖手旁观，没有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在某种意义上也依然是暴行的一份子，是对罪恶的纵容者，这些人同样也是罪人。
在当时的欧洲大陆，这些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但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这些人一个也跑不了，要通通被连坐。比如在秦朝，一个人的沉默的成本就很高，轻则罚款，重则判刑。
秦孝公时期，为了让国家走向强盛，秦国开始推行商鞅变法。在商鞅变法的内容中，就明确提出了出“令民为什[shí]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的连坐制度。
意思就是说，律法规定老百姓实行什伍编制（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犯法连坐。不主动告发犯罪的人会被处以腰斩的刑罚，窝藏犯罪的人和投降敌人都要受到处罚。这也就意味着寻常百姓，不仅要监督自己的邻居，还要监督自己的亲属，否则身边人一旦犯罪就要遭到连坐之责。
比如有人在大街上杀人，你又刚好在百步以内、亲眼看见凶案发生，如果你袖手旁观不去援助，事后就要被“罚二甲”。在秦律里，一甲是一个罚款单位，罚二甲就是罚最低标准的二倍的钱。可见在秦朝，见义勇为不是美德，而是每个民众应尽的义务。
再比如有强盗冲进了邻居的家里，你听到或者看到了，但你不想惹事，选择了沉默，没有去邻居家帮忙，也没有向官府举报，那你肯定会被判刑。
这种惩罚在《秦律》里还有很多项，比如有人私自出境，一经发现，一什其他九家连坐；有人偷税漏税，一什其他九家也连坐；有人倒卖人口，知情不报者杖责加流放；有人偷东西，看见当没看见的人直接就被拉去修长城了。
因此在秦国，举报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因为沉默的代价就是被惩罚，为了防止“躺枪”，大多数老百姓都会瞪大眼睛，绷紧神经，一旦发现有人作恶，一定会群起而攻之，立志要在官府发现前把坏人揪出来。
二、极端环境下的人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极端环境下的人性。
阿伦特曾说：“集中营所发生的事件是最极端的，最根本的恶。”那么什么是恶？恶又是怎样产生的？如果我们只是在道义上谴责奥斯维辛，只是去发泄震惊和痛苦，并不能真正得到惊醒和启示。
本书的作者里斯显然不满足于痛斥和谴责，他要揭示的犯罪者心态不是少数虐待狂或者变态者的心智失常，而是无数心智正常的人的心灵黑暗之地。他们是社会中普通的“好人”，甚至很多还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博士学位的社会精英。
假如没有战争，假如没有纳粹专制，假如没有关于犹太人阴谋的种种谣言，他们就可能一生被人尊敬，内有妻贤子孝，外有高朋满座，度过岁月静好的一生。然而正是这些人，在奥斯维辛，或是在其他地方，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而且，大多数人到死也不承认自己负有道义责任，他们认为大屠杀只是一种策略失误，这个策略还让德国四面受敌。
党卫队中的模范、奥斯维辛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里是一个慈爱的父亲，但在集中营里就像魔鬼一样冷酷和残忍。战后，霍斯被抓获后受到审判，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1947年4月，他被带回奥斯维辛，大家都觉得，把这个刽子手在他犯下罪孽的地方处决，是他最好的下场，霍斯也已经做好被处死的准备。目睹这件事的人说：“我以为他爬上绞架以后会说点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纳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我以为他会高声赞美纳粹的理念，毕竟他愿意为这些信条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没有，他一句话也没说。”
作者里斯指出：“最重要的或许是，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证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的处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集中营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的非人化环境。
霍斯的沉默正代表了纳粹中高层被长期驯化后的典型态度。霍斯的经历告诉我们，洗脑是可能让一个人变成没有思想的动物的，在奥斯维辛，什么天然邪恶的信条都能被人接受，成为指导他们实施暴行的信仰。
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主持了著名的“权威服从”实验（这个实验我们在以前读过的一本书《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详细讲过）。
他组织了一些普通人对另外一些人实施电击，之后不断加大电击的强度，尽管被电击的人已经表现出了痛苦，甚至在哀号，但实施电击的人还是不停手，甚至在实验已经喊停的情况下，那些人还是不想停止，试图增大电击的强度继续电那些被试者。
这个实验震惊了很多人，人们开始怀疑，世界上真的存在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吗？实际上不用怀疑，人就是这样，环境决定了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好人和坏人作为一种道德评判，或者说道德标签，只是一种方便化的理解，严格来说，大概只有此时此地的好人或者坏人，或者对某人来说的好人或者坏人。
集中营中的“卡波”，也就是卖力干活，同时又能模范遵守集中营各项纪律甚至甘心充当纳粹分子走狗的囚犯，他们的态度能够很好地说明“环境决定人的态度和行为”这个观点。这些人也是犯人，而且按照惯例，在执行多次酷刑和屠杀任务之后，他们最终的下场是被秘密处决。
然而正是这些人，用让人发指的手段对其他犯人实施残害和屠杀，而他们明知道自己早晚也会被杀死。“卡波”们的态度让人想起经济学家阿尔金的话，阿尔金说：“买家和买家竞争，卖家和卖家竞争，买家并不和卖家竞争。”如果能够通过作恶来换取性命，哪怕是多活一天的性命，同样受迫害的人们也会互相残杀，因为在经济学上，他们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除此之外，好人和坏人是相对的，一个人可能对这些人来说是坏人，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可能就是好人。德国党卫队军官弗朗茨·温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毫无怜悯之心。而海伦娜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女孩，她来到奥斯维辛整理衣服的分队干活儿，恰好那天是温施的生日。吃午饭的时候，海伦娜被要求唱了一首生日歌助兴，当她唱完歌，温施就爱上了她。
从那以后，温施就不断冒着巨大的风险帮助海伦娜，还救下了海伦娜的姐姐。在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强奸女犯的行为其实并不新奇，但温施和海伦娜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在他们的关系被人告发后，处在囚徒困境的两个人，谁也没有承认，之后，他们就开始秘密地联系。直到苏联红军打到奥斯维辛，海伦娜冒着漫天大雪被驱赶着离开营地。
这时，温施最后一次向他深爱的女人伸出援手。他为海伦娜和她的姐姐拿来两双暖和的靴子，还对海伦娜说，他就要上前线了，但他母亲在维也纳，可以照顾她们姐妹俩。之后，温施给了海伦娜一张写着母亲住址的小纸条。温施离开后，海伦娜想起父亲对她说过的话：“别忘了你是谁，你是个犹太人，你要永远忠于犹太人的身份。”最后，海伦娜扔掉了那张纸条。
奥斯维辛的温施并没有因为海伦娜变成一个“好人”，他可以一边爱海伦娜，一面继续屠杀其他犯人；海伦娜也没有成为一个坏人，尽管她爱上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坏人。现在，你对于好人和坏人，是不是多了一分理解呢？
三、看见就是改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看见就是改变。
本书的作者里斯曾经采访过奥斯维辛的一位党卫军军官奥斯卡·格伦宁。战后格伦宁获释回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他赶上了德国“经济奇迹”（指西德在二战之后的经济快速成长），度过了安定和富足的余生。像格伦宁一样的人还有很多。据估计，曾在奥斯维辛工作，然后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大概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
提起格伦宁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格伦宁只是坚持不去引起“不必要的关注”，甚至要求他最亲近的家人也抹除相关的记忆。
令人惊讶的是，对自己的过去满不在乎的格伦宁，却在生命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突然决定公开谈论自己的过去。原因是他听到一个人说，奥斯维辛的灭绝行动不是真的，因为处理那么多尸体太不现实了。为了反驳那些人，也为了让大家了解真实的奥斯维辛，格伦宁写下了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开始接受BBC的采访。
当时，年过80的格伦宁对大屠杀否认者只说了几句简单的话，他说：“我希望你们相信我。我亲眼见过毒气室，亲眼见过焚尸场，我见过熊熊燃烧的火焰，我曾站在坡道上，生死的筛选就在那里进行。我希望你们相信，这些暴行真的发生过，因为我就在现场。”
我们解读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维度，叫做“看见就是改变”。格伦宁在和他的朋友争论之前，一直主动性地回避自己的记忆。这种视而不见，被一次偶然改变了。虽然格伦宁并没有因此幡然悔悟，但是，他的叙述，也许会让很多没有经历苦难的人，看见奥斯维辛。格伦宁是否改变，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见，而看见，就是改变的开始。
贝克莱有句名言：“存在即被感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无法感知，也就不知道奥斯维辛曾经存在，当然更谈不上去改变它。
作者里斯在《奥斯维辛》这本书的最后写道：“用不了多久，最后一批奥斯维辛幸存者和行凶者都将追随那些受害者而去。等那一天到来，这段历史将可能变成又一段遥远的过去，变成许多可怕的历史事件中的一个。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奥斯维辛，认为它不过是发生在过去的一件可怕的事，只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但我们不应该让这样的事发生。纳粹犯下的罪行让世人认识到，只要足够冷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拥有先进技术的人也可以做出如此龌龊的事。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丑恶的事实就摆在眼前，等待每一代人重新发现它的价值。”
总结
以上就是《奥斯维辛：一部历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学者徐友渔曾讲到一件事，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上海和一批学者聚会，当他提到“文革”、奥斯维辛、法西斯时，一个致力于“后学”（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统称）的年轻人轻蔑地让他闭嘴，那个人说：“那些事件和历史上任何其他事件一样，都是文本、符码，供后人从任何一个角度解读、解构、阐释，不能把善与恶、光明和黑暗等价值加在它们上面。”
徐友渔听了几乎错愕得说不出话来，他只想知道，如果这个年轻人经历过那些残忍和迫害，是不是还能说出这些轻松、超脱的“后话语”。同样，我们也想问，死在奥斯维辛的120万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的那些我们已经无从聆听的证词，可以解构吗？
作为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卑劣的恶行，奥斯维辛和“最终解决”绝不仅仅是希特勒或几个纳粹党魁个人意志和理智丧失的结果，而是牵涉到德占区各阶层反犹人士的“累积式激进”的产物，这些恶行的背后，是被纳粹极权专制、反犹主义环境扭曲的人性。为了让残暴的罪恶不再重演，我们需要让每一代人从真实的历史再现中看见历史，发现价值。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 2166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编辑：王羽）
（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