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镜》｜如何大量地吸收、模仿外来文化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核心书摘

《日本之镜》通过对电影、戏剧、文学、艺术和神话传说鞭辟入里的分析，剥开附在日本文化表面的层层面纱，解释日本民族这些两极又矛盾的文化特性，同时勾勒出日本人如何映照出自身的样貌。无论是黑泽明的电影、三岛由纪夫的小说、文乐《忠臣藏》、宫本武藏的传说，或是黑帮片与家庭剧，伊恩·布鲁玛都信手拈来，幽默风趣地探索有如镜子般反射出现实的戏剧性幻想。他对日本大众文化中病态怪诞的行为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让读者能理解这个被迫温文尔雅的民族如何借由“人为”的风格化与仪式感，寻求压抑自我的解放。

关于作者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生于荷兰海牙。曾担任《远东经济评论》和《旁观者》杂志记者，为《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报刊撰写关于亚洲的政治和文化评论，并曾任教于牛津、哈佛、普林斯顿、格罗宁根等大学。

现为《纽约书评》主编、纽约巴德学院保罗·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权和新闻学教授。2008年被授予“伊拉斯谟奖”以表彰他“在欧洲对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同年以其卓越的著作帮助美国读者理解亚洲的复杂性而获得“肖伦斯特新闻奖”。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顶尖思想家”。

本书鲜知

学什么？混合的国家体制和文化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日本之镜》始终是清醒的，它一边给出旁观者冷冷的结论，一边提醒读者不要将这些结论奉为圭臬。这种在研究的判断之外，不断予以怀疑论调的作者立场，包含着对日本人极大的迷惑不解，像是所有结论都来自于他们，但谁也不能为这样的结论负责。我们无法凭借浮光掠影就对日本加以盖棺定论，这是一个不断让你受到冲击，又不断动摇你自以为意的地方。

你所看见的人、社会及景观，很大程度上不解释意义，也拒绝输出答案，正如伊恩所言，“日本是神社关键处的那间空屋”。强调礼节、秩序及仪式，温柔文雅、合群顺从的日本人，其大众文化中却处处糅合了极端病态的暴力与色情美学。以“家庭”为价值判断的核心，对“母亲”“父亲”形象的期望、幻想，造成日本人对性别的焦虑与矛盾。群体和人际关系的束缚，造成在义理人情之前，道德、法律都需退让，进而说明日本人往往缺乏个人责任承担意识的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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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文化中的神道教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日本文化中的神道教。

所谓“神道教”，是在公元3世纪左右形成的日本土生土长的传统民族宗教。据日本文化厅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神道教在日本国内约有一亿六百万信众，占日本全部人口比例的85%。

作者布鲁玛认为，神道教是构成日本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因，对日本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

神道教主要起源于日本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原始时期的日本人，在日月星辰、雷电风雨等自然现象中感受到了自然的伟大和神圣，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膜拜之情，认为人间万事万物都有掌管神灵各司其职，不同区域、不同的行业也都有各自崇拜的神。

当古代日本各地相继出现大氏族统治的部落之后，各地的自然神就逐渐演变成了各个氏族统治者的祖先神，而统治者们往往会借助神话构建家族谱系，把自己的统治做一些神圣化和合理化的包装。到了公元4世纪中叶，日本进入弥生时代，这一时期的日本从国外引进了农耕技术，让日本从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封建社会。日本众多部落中实力最强大的大和政权，通过兼并其他部落，在日本建立了天皇制统一国家。

神道教的进一步发展源于日本孝德天皇实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孝德天皇积极引入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等，模仿中国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日本统治阶级积极改造神道教，把神道教作为了官方的思想统治工具。

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了相对齐全的神社制度，把国家的主要神社都放在政权机关的控制下，目的是将日本建成政教合一的封建王朝。

到了公元8世纪初，元明天皇命令学者太安万侣编撰野史小说《古事记》，把神道教系统化。这本书由日本古代神话、英雄传说、民间故事、天皇谱系等组成，从天地初开和诸神降生讲起，一直讲到日本国土的形成和33代天皇的事迹。

也正是因为神道教把《古事记》中的神话，作为可以确信的事实加以认可和宣传，所以，天照大神派后代子孙统治日本，天皇家族作为天照大神的后代在人间进行统治，就自然具有了神圣的力量。这种情况不仅有利于维护天皇的地位，对于保持整个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政治稳定也具重大意义。

但是到了近代日本，统治阶层把这些神道教内容，视为不容置疑的史实,并编入教科书中进行大力宣传。比如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意放大了神道教中“君权神授”的神道思想，强调在政治上要以“尊皇”为主要目的，建立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政府。这其实就是利用神道教来给民众洗脑，要求民众绝对要忠于天皇统治，鼓励了日本神道教向极端的方向发展，给日本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带来了巨大的损害。这种神话领导人的做法，不仅导致了日本的对外侵略，至今仍然被日本一些右翼组织利用。

总之，神道教成了日本国家最具软力量的文化，它的精神和行为方式渗透到了日本的各个领域，从古至今一直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二、日本文化中的母性和娼性

在了解了神道教在日本文化中的影响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日本文化中的恋母情结和日本人对性的态度。

1、日本文学中的恋母情结

现代心理学认为，所谓的“恋母情结”是指男性的一种心理倾向，无论到了什么样的年纪，都依恋母亲、服从母亲，强烈地渴望母亲的保护和关爱。

作者布鲁玛告诉我们，日本人有着深深的恋母情结。除去身份和地位的外衣,日本男人在“母亲”面前,永远是婴儿一样的存在。母亲既是依恋的对象,又是永远的避风港。

日本人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恋母情结，主要源于日本人对母系社会盛世的怀念与留恋。公元7世纪开始，日本深受中国儒家等父权社会文化的影响，这对日本人的道德观和教育观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这种由母系向父系社会的过渡，并不是自然发生的，父权的蛮力无法遮蔽母性光辉，父亲身上不具备自然生育的机能，所以过于理性的父权无法给子女提供情感上的依靠。

所以，在日本民族的神话、文学作品和集体无意识中，较多地保留了远古母系文化没有断奶的特征，而这种对母系社会的思念和追忆，也一直滋养着日本人的心灵。

2、日本人的好色传统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日本人的好色传统。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世界公认的“色情王国”，有数据显示,日本的性产业占日本年生产总值的3%以上。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日本人这种包容开放的性观念呢？

作者布鲁玛在书中给我们举了一个日本创世神话的故事：天照大神隐退到岩洞后关闭了天窗，人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太阳，世界随之陷入了一片黑暗。突如其来的黑暗，让众神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于是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才能让天照大神复出。大家想了很多办法引诱天照大神出洞，但都没有成功。

这时，一位不知名的女神在岩洞门口跳起舞来，只见这位女神，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她开始跺起脚来，起初很慢，渐渐地越跺越快，同时转动眼珠、挥舞着长矛。

在众神的喝彩中，女神突然情欲发狂，她露出上半身，把自己的裙子一把扯下来。此刻，表演到达了高潮，众神们盯着女神的下体，爆发出一阵狂笑，整个宇宙都听见了，天照大神也忍不住探出头来看个究竟，于是天窗又重新开启了。由此可见，日本对神话中对性的宽容。

实际上，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着对性与生殖器官的崇拜。原始人类从自身所蕴藏的神秘的性能量中,体会到了大自然的性能量。无论是远古时期的中国还是日本,都曾利用生殖器官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这种生殖器官崇拜的习俗,在中国早已成为远古时代的文化遗产深埋在地下,不仅如此，世界各国的宗教也常把“性”和“罪”相提并论，而《古事记》等日本神话中却没有这种意识。欧美的基督教、中国的儒家都崇拜处女、贞操，日本却没有这种传统，直到16世纪，日本人都不认同女人婚前应该守贞操的观点。

所以，在日本,性是被尊崇的、无需隐讳的,日本人也从来不把性看成是一种邪恶，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合理的宣泄和幻想，好色也就自然变成了一种审美情趣。

也正是这种自古以来对性的崇拜和宽容,才使得日本成为今天这样的“色情王国”。

三、日本文化中的“物哀”和死亡美学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日本文化中的“死亡”主题。

在世界自杀率排行榜上，日本始终稳居第一位。据相关统计表明，全球每年有近80万人自杀，而日本每10万人的自杀人数为14.3人，大幅度超过了世界平均自杀人数10.5人。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日本人要放弃生命呢？这就得从日本的“物哀”思想说起了。

“物哀”这个词，是日本人借用汉字来表达的日语。从字面上来看，日语中的“哀”与汉语中的“哀”没什么区别，都是指悲哀、怜悯。然而，深深植入日本人的各种情感及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物哀”因素，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它带有文化层面的含义。

从日本文学历史来看，日本最古老的历史文学著作《古事记》就已经开始带有悲哀的情调。比如书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允恭天皇是日本第十九代天皇，他的女儿风姿绰约，美丽穿透了衣裳，所以被称为“衣通姬”。天皇死后，他的长子木梨轻继位，却遭到群臣反对。因为木梨轻和衣通姬兄妹乱伦，最终被流放四国，皇位由穴穗部皇子继承。

木梨轻被流放后，衣通姬难忍思慕之情，也跟随木梨轻到了流放地。于是，木梨轻太子百感交集，反复咏叹道：“我的爱妻，哀！”这个“哀”字，就表达了木梨轻对妻子的爱怜和哀伤的感情。

到了公元8世纪中期，日本“诗歌经典”《万叶集》编成，里面记载着大量的咏叹恋爱的苦恼和人生悲哀的抒情诗，属于歌唱刹那的欢乐、悲哀、痛苦和眷恋等各种感情的文学。

有学者统计，《万叶集》所有诗歌里，具体使用“哀”字的一共有9首，其中有8首的标题还出现了“可怜”的字样。可见，《万叶集》更加明确地把“哀”的内涵延伸，深化了这种爱怜和同情的心绪。而《万叶集》的出现，也宣告了日本古代文学摆脱汉文学的模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审美价值取向，这就是“物哀美”理念。在后世里，“物哀”被日本文学家们充分地继承和发扬光大，并且不断地注入新的内容。

在近代，日本著名的俳谐师松尾芭蕉开创了以隐秘、闲寂为特点的俳句；到了现代，小说家川端康成创造了以凄艳和哀怨为特点的小说；甚至日本当代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中，还保有这种古典美学的物哀传统。

作者布鲁玛认为，在日本，“死”是审美的最高主题和最高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他们认为死灭就是艺术的极致。

比如我们之前和大家读川端康成的作品《雪国》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对“死”的追求，川端康成认为，没有比死更高的艺术了，死就是生；自杀是最高的艺术，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第四年，他自杀了。他把自杀当作是人生的最后一个使命。所以说，日本人的美意识中存在着一种“瞬间美”，日本古人更以樱花自比，把“瞬间美”的观念转化成视自杀为人生之极点的行为。

日本人认为，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死亡是人与自然的最终交点，是人对自然的回归，日本人对大自然的感情，就是日本人对生命终结悲哀情感的源泉，通过“物哀”，我们可以近距离审视日本民族的深层心理。

总而言之，“物哀”不仅仅是日本文化中的一种美学概念，更是一种死亡艺术观，日本人追求瞬间美，希望在殉死行为中获得永恒的静寂。

总结

以上就是《日本之镜》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这本书中，作者伊恩·布鲁玛没有像其他学者一样，把日本文化定义成“菊与刀”的矛盾性格，而是深入日本文化的隐秘之处，从神话传说、文学作品、物哀意识等亚文化入手，为我们解读了日本文化中的种种现象，揭示日本文化疏离和迥异的一面。

伊恩·布鲁玛认为，日本文化的特质有很多，特点总的来说就是抵抗来自社会的压抑。在神道教思想的笼罩下，日本人在精神文化传统上就倾向于一种集体主义，个人在这种氛围下很难去伸张个性。从这里开始，日本人在文化中才会产生诸多怪相。孩子对母亲的过度依赖，以至于衍生出恋母情结，这是对社会压抑的消极抵抗；而在一个死板、压抑的社会中，性和死亡又是唯一获得允许的个人行为，所以自杀和性在日本大行其道，成为日本人排解社会压抑的一种手段。

日本的通俗文化中饱含着酒神式的放纵和狂欢，在这场官能的盛宴中，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混乱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光辉中，发出诱人的光芒。

而日本人也正是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中，倾泻出心中压抑已久的痛苦。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就能跨过文化和性情上的天然距离，更加多元和立体地理解日本和日本的文化特质。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2280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编辑：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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