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全面看待七千人大会。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全面看待七千人大会

当我们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的时候，几乎让所有人都无法忽略的一定有1962年年初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带领人民努力面对现实，认真总结经验，开辟未来的大会。它以空前的规模载入党的史册，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由中共文献研究专家张素华写作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以详细的资料，细致介绍了七千人大会的相关情况。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本书，一起来回顾这次大会。

一、召开原因

1962年年初，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官员，怀着建设国家的满腔热情，相聚在北京，共同迎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从1962年1月11日开始，到2月7日结束，持续时间长达28天。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等干部，人数多达7118人，因此，这次大会也叫七千人大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人民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无论是解决这7000多人的吃饭、住宿问题，还是安全保障问题，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中共中央召开如此空前规模的大会，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此，必定有着十分重要的原因。

要了解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原因，还要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让贫苦的广大中国人民尽快过上幸福的生活，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了“赶英超美”的目标，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在运动过程中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导致农业和轻工业产品产量直线下降，重工业发展严重过度，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局面被彻底打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尤其是粮食产量的减少，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甚至已威胁到部分人的生存。当时，人们深有感触地说：“1958年刮了皮肉，1960年刮了骨头。”

为了使新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共中央决定当务之急是总结以往经济生产活动中的经验教训，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提高粮食产量，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一次总结性的大会迫在眉睫。

除此之外，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也面临着来自苏联的压力和挑战。

1961年10月17日，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带头批判斯大林，并公开干涉和攻击阿尔巴尼亚政党，试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此，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严正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立场，但是仍然无法消除中苏之间的分歧。

赫鲁晓夫的言行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内部要想不受赫鲁晓夫的干扰和影响，必须团结一致，并迅速调整国民经济，因为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够顶住来自于国外的压力，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

就这样，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出了召开七千人大会的决定。

二、会议过程

承载着无限期望，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正式拉开了帷幕。

不同于大多数会议直接公布报告和下发通知的办法，七千人大会比较独特的地方在于，先让参会人员对议题进行充分讨论，然后再根据讨论重新制定报告。

中共中央之所以不按常理出牌，是因为在七千人大会召开前的几天，也就是在1月8号的时候，负责报告起草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编写完报告后，把报告拿到了一个小型会议上征求意见。出乎刘少奇和邓小平意料的是，大家都对报告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不能达成统一共识。

共识还没有达成，但是七千人大会开幕的日子却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在经过慎重考虑后，毛泽东决定把报告印发给全体参会人员，并鼓励他们积极发表自己的建议，然后根据大家的建议对报告进行修改，再将修改后的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经审查通过后再做最终下发。

既然要集思广益，那就需要发挥会议的民主精神和参会人员的主体作用，让大家畅所欲言。所以，毛泽东进一步决定，要深入听取地方同志的不同意见，无论是对报告中的文字问题，还是原则问题，都可以进行讨论，对报告中不合理的地方也可以推翻。

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极大地鼓舞了参会人员的士气，他们纷纷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样，在宽松、民主的氛围中，大会通过了降低工业发展速度、减少粮食征购指标等决定，并把这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决定形成了正式报告。

按照原来的会议安排，大会形成报告后就算结束了。结果，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再一次出现。1月29日，毛泽东宣布，所有参会人员继续留在北京，开所谓的“出气会”。

出些什么气呢？为什么非出不可呢？毛泽东解释说，大家心情舒畅了，才能把报告的精神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但是在大会的召开过程中，一些地方同志虽然有许多想法，但是迫于压力不敢说，这势必会影响今后工作的积极性，因此，要趁着大家都在北京的这个机会，让大家都出出气，不但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把这些气都留在北京，然后再轻轻松松回家去。毛泽东同时指示，出气无论正确与否，都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的提议，受到了参会者的热烈欢迎。在出气的主题下，从中央主席到县委书记都纷纷发言，使大会出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通过出气，中共中央增强了自身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别出心裁的决定，使七千人大会变得高潮迭起。经过了漫长的28天，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2月7日闭幕了。参会者们怀着舒畅的心情，带着中共中央的指示，干劲十足地回到祖国各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

三、会议成果

七千人大会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参会者不仅系统地总结了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经验，同时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另一方面，经过全体同志讨论后形成的报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在大会结束后的最初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人决心尽快发扬大会精神，加快调整国民经济，同时在党内外继续营造民主气氛。因此，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带领下，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很多方面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在政治领域，全国掀起了引人注目的平反高潮，中共中央对过去几年受过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同志，尤其是被带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知识分子，加快了平反的步伐；在经济领域，统管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迅速行动，集中力量增加粮食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老百姓吃、穿、用的问题；在思想领域，人们开始变得敢于发表不同的观点，民主、宽松的春风在社会中荡漾。

新气象的确令人欣喜，可惜的是，仅仅半年后这种势头便戛（jiá）然而止了。要弄明白其中的缘由，还得从七千人大会未解决的问题——“三面红旗”说起。

所谓“三面红旗”，指的是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后来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们曾一度被称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三个法宝。可是，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了1962年夏天，事实证明，在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错误的，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

七千人大会虽然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很多经验教训，但是，在当时左倾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以往的错误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完全彻底的纠正。大会过后，党中央仍然沿袭了“三面红旗”的错误思想，只是当时这种思想的弊端被人民建设祖国的热情所掩盖了。

随着经济调整的持续进行，广大人民对形势的发展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等有了和总路线相冲突的认识，并且经济调整进行得越深入，这种冲突就越激烈。

为了保持共产党的威望，或者为了保护某些领导人的形象，“三面红旗”决不能受到彻底的批判和动摇。因此，在维护“三面红旗”思想的指导下，七千人大会后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局面便被无情地打断了，大会后萌发的民主探索精神也被残忍地扼杀了。

虽然七千人大会没有做到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但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它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让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反思经济建设中的失误，让人冷静下来开始审视自己。可以说，如果没有七千人大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损失必定会更加严重，左倾思想的危害也必定会更加大得无法想象。此外，七千人大会的反思精神和民主意识，也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拆书人：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