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灭亡，不能都赖王安石变法
✎作者 | 宗城
✎编辑 | 程迟
北宋只是士人们的黄金时代，但并不是百姓，也不是古代中国的黄金时代。
今年是一个“北宋热年”，先是电视剧《清平乐》播出，重现北宋仁宗时期的清明治世。随后，学者赵冬梅出版了《大宋之变》一书，重启了人们关于北宋新旧党争的讨论。
《大宋之变》是赵冬梅多年研究的成果，这本书内容横跨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重点在北宋最焦灼也争议最大的宋神宗、宋哲宗时期。书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是北宋名臣、变法时期的“旧党”领袖司马光。
《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有读者说这本书也可以叫做《司马光的最后二十四年》，因为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在司马光身上，尤其是他晚年重返朝堂，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做殊死一搏。
赵冬梅重塑了一个悲剧而高尚的政治人物，令读者掩卷之余，发出悠长叹息。大宋国运为何骤然衰微？司马光的政治理想为什么没有成功？
回到变法现场
《大宋之变》既是呈现北宋衰颓之书，也是一本温情款款、无尽怅然的司马光大传。
作者并不回避她对司马光的同情，而是回到了太史公的传统，文史融合，以情写史，把历史人物写得生动形象，而不是冷冰冰的干枯史料。要谈论这本书，司马光和王安石是两个绕不开的人物。
王安石如今被视作变法领袖，在今天的主流叙述中，“褒奖王安石，贬低司马光”是现代以来的潮流。因为自晚清以来，身处国家危亡之际，变法改革是中国知识分子某种不言自明的“正确”。
其实在南宋到清朝的很长一段时间，王安石的风评并不好，士人们把他和秦桧并列，民间挖苦他的段子源源不断，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说：
相比之下，司马光作为儒家名臣，历来被人推崇。但自1908年，梁启超著《王荆公》一书，将王安石评为“三代以下，第一完人”，从民国到新中国时期，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形象也愈发深入人心。
梁启超所著的《王安石传》影响了后来很多历史研究者对王安石的看法。图/百花文艺出版社
与之相对，司马光被视作“保守派领袖”。“保守”这个词，在很多时候是微微含有贬义的，司马光也在主流的新旧叙事中被污名化，更因为在他任内，北宋将河湟之地割让给西夏，使得民间对司马光颇有讽刺。
短短一百年，司马光和王安石的风评就倒转过来。
赵冬梅写作《大宋之变》，其实有为司马光说句公道话的念头。从作者关于此书的随笔，以及她往昔的著述可知，作者对司马光，是爱之、敬之、惜之。
爱他光明磊落、品格高洁；敬他力排众议、让利于民；惜他迟暮之时，无力回天，理想旁落。
作者全面且细腻地描绘了司马光的后半生，对于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也保留了史家的风度，虽不认同，但秉公执笔，有一分话说一分，没有偏帮司马光而污蔑王安石。
所以，如果想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北宋中晚期的变法，《大宋之变》是一本合适的书。
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灭亡？
从梁启超延续的论述中，王安石变法是一场为了富国强兵、改变北宋积弱积病的深刻变法，但《大宋之变》的观点是：北宋虽然需要改革，但王安石的变法没有让北宋更好，反而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王安石变法不但破坏了北宋“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多元制衡的政治文明基础，而且导致了吏治严苛、党争加剧，地方在酷吏催讨下民不聊生，而中央制衡君主的一套体系也被破坏，从此北宋君权膨胀，士大夫制衡政治不复存在。
《大宋之变》对王安石的看法其实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恢复了梁启超之前，中国士人对王安石变法的主流看法。
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了解决北宋的财政和军事问题，以他为代表的新法派，制定了诸如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其核心任务，就是扩充国库、发展生产，同时加强官吏的行政效率。
为了尽快推动新法落实，王安石大量起用自己的亲信，驱逐异见人士。哪怕那人在品行上受人非议，他也“不拘一格”，借此聚拢了一批新法党羽，雷厉风行地推动新法实施。
为了扩充财政收入、提高官僚做事效率，王安石为基层官吏制定了严格的考核办法，这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官吏做事效率上来了，坏处也很明显，官吏在严酷的考核下为了完成任务，对待平民百姓更加咄咄逼人。
整个王安石变法时期，国库收入上升，军事改善，但底层百姓的负担更重了，北宋原先那套温情脉脉、士风怀柔的政治文明不复存在，整个帝国成为一架功利、急促的机器，承载了少年天子宋神宗的政治理想。
但这还不是司马光最担心的。司马光最反对王安石的一点，恰恰在于“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试想，如果“天变不足畏”，祖宗的传统、舆论的监督也失去效力，那谁来制衡君主？谁能够抗衡肆意妄为的帝王和权臣？当时的宰相富弼一针见血道：“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
司马光是最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反对派。图/维基百科
在君主专权的帝制王朝，士大夫限制君主的手段，一是“天道”，二是“言路”，三是“教育”，四是“传统”。士大夫不能废黜君主，又不能在法律修改上加入削弱君权的法则，那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教育和劝说，同时发明出一套繁文缛节，限制君主的行为。
但王安石不顾这些，他以富国强兵为己任，一心手持利剑，劈开顽疾。而司马光，你可以说他愚，说他执拗，但他确实看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深刻隐患。
司马光晚年念兹在兹的，就是“天变可畏，祖宗可法，人言可恤”。
司马光的理想：一个士与君主共治的儒家皇权国家
1085年4月16日，司马光生命的最后18个月开始。
这一年，宋神宗驾崩，幼主哲宗即位，司马光还相京师，所到之处，百姓蜂拥，以至于马不得行。时人说：“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彼时，王安石变法导致底层百姓怨声载道，恶吏盘剥，新党人士又多不得人心，王安石纵是好意，变法这么一层层下来，到百姓这里也早就变了味，司马光在这个节骨眼执政，可谓顺应民心。
史载：“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如果说王安石的做法总结起来是“富国弱民”，用百姓为代价，扩充国家财政，那么司马光就是王安石的反面，他不惜减少国库收入，让利于民，致力于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政治气象。
尽管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饱受争议，但对他文学上的造诣，并没有太多的争论。图/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安石主张任用擅于理财之人，让“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司马光反驳说，这样的政治蓝图看似美好，落到实处，只会加剧盘剥、民不聊生。
王安石没有想出更好的理财办法，使得“国富民强”，他最终还是走到“弱民强国”的老路。司马光的做法虽然能取信于民，但也无法解决北宋的深层政治问题。
面对边患、冗官、冗员、地方土地兼并，司马光没有创新的办法，他尽可能减轻百姓负担，“藏富于民”，然而，如果不改革冗余的官僚集团，不通过巩固边疆换取边境的长治久安，北宋社会仍旧会看似繁华实则如水中浮萍，当北方游牧民族形成强大帝国，这支中原王国就将走向崩溃的边缘。
司马光的德行被人器重，是因为他高尚的品格。纵观时人对司马光的评价，对他的德行都是予以肯定的。
可以说，司马光是一位帝制社会的儒家模范官僚。但高尚的道德，无助于他弥合北宋政坛的分裂，他上台后的做事虽然还利于民，但从国家整体发展而言，却也因急切而埋下党争加剧的祸端。
或许，在司马光看来，急迫废除新法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已身染疾病，自知不久于人世，经验告诉他，如果不能在他任期内罢黜新法，他所做的事很可能人亡政息。但历史的经验也表明，那些在晚年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无论出发点多么高尚、理想，最后都会导致反复与国家动荡。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1086年10月11日），司马光去世。“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当他的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
司马光的理想为何有根本缺陷？
时过境迁，当历史的风流人物逝去，超越对个人品德的评判，该如何看待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不同路线，以及北宋“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失落？
其实，即便没有王安石变法，没有那一套以弱民强国为中心思想的施政方针，北宋仍会不可挽回地衰弱，或者说，在仁宗去世后的不久，仍会有一位王安石这样的人物出现。
王安石变法既是宋神宗与新党力量的推动，也在于仁宗末期的社会危机，已经无法用儒家士子期望的宽松政治所解决。
范仲淹曾试图在维护“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传统下，改良北宋的吏治与军事，但即便是庆历新政这个并不彻底的变法，也因为士人阶层的层层阻挠而草率收场，范仲淹、韩琦、富弼等变法新秀亦因此卷入党争，开启了北宋中后期“变法即党争”的序幕。
司马光渴望维护儒家皇权的理想状态，既保留皇权，又通过教育、纠错系统限制皇权的独大，在儒家士大夫和贤能君主的齐心协力下，恢复先王之治，达到政通人和，但这套理想本身就是脆弱的。
首先，帝制王朝的固有问题就是无法保证君主的素质，即便有全国上下的知识精英辅佐，历朝历代昏庸君主的例子仍比比皆是。
关键在于：君主的问题不仅仅因为他个人素质，还因为他独孤久矣，内化成一种“君主人格”，这种“君主人格”往好了说叫领导力，往坏了说就是专权的倾向。君主身在高位，统治帝国，每日接受臣子朝拜，不可避免会有骄纵之心，且他专权不仅仅是因为贪慕权力，更在于只有大权独揽，他才会有安全感，而不是在权臣的威胁下战战兢兢。
北宋士大夫也想过很多方法来限制君主，主要在教育、礼节和扩大士人阶层的权力上，北宋中前期，士人议政流行，文官群体不断扩大，一度到了冗余的程度。
从宋太祖到宋仁宗，君主权力都得到有效限制，北宋也出现了一批青史留名的士大夫，仅仅在仁宗朝就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范仲淹、吕夷简、杜衍、庞籍、包拯、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公弼、吕大防、吕惠卿、晏殊、宋祁、梅尧臣、苏舜钦、张载、周敦颐等人。
今年上半年的《清平乐》引发了一波对宋朝的热议，王凯饰演的宋仁宗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历史上，宋仁宗是有名的“中庸皇帝“，他治下世道太平，却也为后来大宋之变留下了隐患。图/豆瓣
宋仁宗被视作中国历史上一位罕见的“中庸皇帝”，这背后是北宋士人阶层的黄金时代，也是北宋社会相对政治宽松、繁荣昌盛的时期。
仁宗治世的原因不在于皇帝做了多少，而是“官不扰民”，市民社会稳定发展。
然而弊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士人阶层极盛，那些宗旨在于打击他们的政策就很难推行。
于是冗官冗员、士绅圈地，庞大的官僚群体和地方特权集团影响国家财政的稳定运行，改革者却有心无力，因为他们如果要推行改革，就势必要得罪士人，这对他们的风评是不利的。
士人阶层话语权过大，也对北宋的军事产生不良影响。仁宗朝士人繁荣的另一面，是武将权力被打压，边境战事屡次失败。
正是在仁宗朝，西夏做大，广西、云贵等地也兵灾不断，而宋仁宗这边除了狄青等少数值得一说的将领，在军事上并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
纵观历代王朝，北宋所谓盛世下的军事表现都极为失败，其情景堪比刘宋、东晋，与汉唐明清等大一统王朝则不可同日而语。
不解决军事，北宋的“政通人和”就只是刀尖上的软糖，王朝发展不可避免要考虑对外关系，尤其是常年受到游牧民族威胁的中原王朝，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仅仅实现“士大夫与君主共治”也远远不够。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他至少看到了北宋军事的问题，而这其实是范仲淹等前辈改革者的共识。
要富国强兵，关键在于财政，王朝中后期的诸多问题，外在表现是军事不济、内忧外患，内在表现是财政系统出问题，收入不抵支出。王安石在这一问题上过于激进，但司马光则搁置了这一问题，晚年把精力用在了恢复北宋的政治传统，让利于民、分权制衡。
司马光渴望回到“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黄金时代，但那黄金时代本就稍纵即逝。
司马光执政时，发现官场风气已经与当初截然不同，自己虽然身在高位，却已经无法在生命尽头扭转巨轮的方向，朝野上下皆是新党党徒，北宋官场也被党政和更为严苛的吏治考核弄得功利、撕裂、愈发缺少遵循政治底线的温情脉脉。司马光愤怒于此，却已无能为力。
说到底，王安石的问题在于变法急切，破坏了北宋政治文明的基础。而司马光的问题在于对儒家皇权的浪漫化想象，他一生继承先师意志，朝着儒法国家的理想状态去迈进，但王安石变法后的政治生态已不能够支撑他的理想。
而北宋在地缘政治上的先天不足，在军事和财政上的软肋，让“士大夫与君主共治”也只是美好的幻梦，它只是士人们的黄金时代，但并不是百姓，也不是古代中国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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