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智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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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厌恶其生造出来的优越感，厌恶其伪造出来的自卑感。”——沃尔特·李普曼

青少年智力测试分析报告——

低于70分，生性木讷，适合敲打石头；

70分至80分，仅能操作几种简单工具；

80至100分，从事略有技术含量工种或担任一般行政人员；

100分至115分，未来可以成为半职业经理人；

115分以上，最受欢迎的职业阶层与商人阶层。

这一幕，是否令你联想到阿道司·赫胥黎笔下名著《美丽新世界》里的五大种姓？从大人物云集的阿尔法阶层到终日劳作的厄普西隆阶层，自诞生之日，人们的命运已然注定。然而，与赫胥黎的小说情节不同，这份1922年基于青少年智力测试的分析报告与就业指导真实存在，它的作者，正是现代IQ测试奠基人刘易斯·特曼。他笃信，阶级界限是由天生智力来决定的。

乌托邦式分析报告，仅是旧日黑暗历史的冰山一角。当今崇尚的智力测试，曾假科学之名，充当罪恶帮凶。

✎作者 | 安梁

✎编辑 | 程迟

“天才”只能靠遗传？

提起智力测试，历史学家们通常将其追溯至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怪才弗朗西斯·高尔顿——他是达尔文的表弟，进化论的热心追随者，离经叛道的探险家与发明家。

《智商测试：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

[美]斯蒂芬·默多克著

卢欣渝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1

他绘制了现代气象图的原型、开创了指纹分类系统、改进了水下眼镜，甚至还发明了一种与火星人联络的空间信号，但他身上更知名的标签是智力测试和优生学的首倡者，也因此时常被后人诟病。

攻读表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高尔顿深受启发，相信自然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他考察了1660年至1868年之间英国286位法官及其亲属的情况，统计得出，每100位法官的亲属里，约有38位政治、科学、艺术界名人。

《物种起源》

[英]查尔斯·达尔文著

韩安 / 韩乐理译
新星出版社
2020-11

与之相比，每4000个英国人的亲属，才会涌现1位名人。他用相同方法研究了皇家学会成员，得出相似统计结果。由此，高尔顿论断，“天才”是遗传的。

既然如此，为何不能人为干预生育选择呢？优生学正是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高尔顿曾表示，改善血统是人类的最高目标之一。对于将进化论移植至优生学，他更青睐“优胜”而非“劣汰”。

高尔顿（1822年-1911年）图/维基百科

高尔顿曾草拟了一个优生方案，对适龄男女进行公开考试，选拔出成绩优异的男女结婚，皇室出面，令其在西敏寺教堂举办婚礼，并奖励新婚夫妇多达5000英镑的高额奖金。高尔顿的拥趸之中，有作家萧伯纳和科幻小说家威尔斯等。

以威尔斯为例，他是现代最高产的作家之一，《星际战争》与《世界史纲》都出自其手，他显然更为激进，他认为，人类血统改善的可能性，不在于成功者的生育，而在于失败者的绝育。相形之下，高尔顿似乎是个温和派。

《星际战争》

[英]赫·乔·威尔斯著

赖大勤译
99读书人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8

究竟如何筛选适合优生优育的“天才”呢？1884年的伦敦国际健康博览会上，高尔顿小试牛刀，布置了十多米长的展位，其上有一个“人体测量实验室”的硕大招牌。

他安装了17台设备，测量身高、体重、观察力、听力、灵敏度等各项身体指标，这些都是鉴定“天才”的重要数据。共有9000人参加了人体测量，一些人还支付了费用，高尔顿借此收集了大量统计学资料，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19世纪的“大数据”。

飘洋过海到美洲

智力测试的现代雏形，始自1905年的法国。当年，政府为了推进全民教育，亟待解决一个棘手问题，那就是分辨出因智力缺失而不适合入学的儿童。

心理学家比奈设计了一套由30道难度递增题目组成的试卷，初级测试是区分黑巧克力与白色木块并吃掉巧克力，进阶测试是报出几个身体器官名字及复述简单句子，接下来的测试还包括描述物体差异和凭记忆作画等。

阿尔弗雷德·比奈。图/维基百科

一系列测试可以大致勾勒受试儿童的智力水平，将表现极差者排除在基础教育之外。比奈的智力测试本身并无太大恶意，但它与高尔顿的优生学一道漂洋过海，在美国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镀金时代末期的美国沉浸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氛围之中，崇拜进步与效率。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为自己辩护：“钢铁托拉斯是竞争法则的产物，是适者生存的成功范例。”约翰·洛克菲勒则宣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最美的玫瑰才能生长出来。美国社会学奠基人威廉·萨姆纳更加直白地说道，“酒鬼栖身于贫民窟，是适得其所。”

智力测试则被视为一种科学工具，不再局限于学校教育，而是推广至移民、征兵、服务业等诸多领域，其中的关键人物是心理学家戈达德，他引入“低能”（feeble-minded）一词，专指那些在智力测试里没有达到相应标准之人。

《违童之愿》

[美]艾伦·M·霍恩布鲁姆等著

丁立松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

在美国最重要的移民检查站纽约爱丽丝岛，戈达德对入境移民进行了智力测试，他得出的结果是，超过八成犹太、匈牙利、波兰、意大利和俄国移民存在心智上的缺陷，不应获准这些“低能”人群踏入美国。

舆论界相信，东欧与南欧人出现了退化迹象。颇为讽刺的是，就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博物学家布丰提出了名噪一时的“美洲退化论”，认为白人是“世界的国王”，而美洲动植物与人都是退化的产物。

但不久之后，智力测试第一次露出了马脚。1921年，官方公布了一个惊人消息，根据心理学家对一战美军所做的智力测试，89%的黑人士兵和47%的白人士兵可以被归入“低能”。

著名新闻评论家、传播学泰斗沃尔特·李普曼在《新共和报》撰文，也表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智力测试风潮的不满：“基于智力测试的所有说辞，都是把智商低下人群看成是无可救药的先天劣质群体。”他不赞同以智力测试粗暴左右人生走向：“我对此种断言深恶痛绝，只要五十分钟，你就能判定一个人命里该如何生活……对此种方法的滥用我痛恨不已。我厌恶其生造出来的优越感，厌恶其伪造出来的自卑感。”

面对舆论和民众的哗然，心理学家和优生学家将阵地重新撤至社会暗角，关押着娼妓、酗酒者、弱智儿、疯子和残障人士的收容所和低能儿童培训学校成了他们眼中的理想选择。这些地方大多经营不善、疏于管理，大众对其漠不关心，里面的人被贴上“无价值人群、社会弃儿”的标签，遭到任意摆布。

优生学：三代低能，已经够了

智力测试另辟蹊径，优生学登上舞台，最重要的旗帜人物之一仍是亨利·戈达德，他的著作《卡里卡克家族：低能遗传之研究》震惊了美国，将人们对于低能的恐惧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戈达德最初的研究对象就读于一家低能儿童培训学校的女孩黛博拉·卡里卡克（化名），在存世照片里，黛博拉看起来略显羞涩，却并无异常。

但戈达德对她进行了智力测试，判定时年20岁的她，仅有9岁儿童的智力水平。对其背景深入了解之后，他与助手惊讶地发现，黛博拉家族里智力低下者的数量多得离谱。

亨利·戈达德（1866年-1957年）。图/维基百科

经过两年调研，戈达德发现，自独立战争以后，黛博拉·卡里卡克家族的291人里，有146人疑似智力低下者，其中有33个妓女、3个罪犯和3个癫痫患者，另有82个婴儿夭折，而与其通婚的家族后裔里，多达1146人被疑智力低下。

研究者还注意到，黛博拉的祖先马丁·卡里卡克是独立战争英雄，他曾与一个智力低下的酒吧服务员厮混，他们的子嗣就是黛博拉·卡里卡克家族。

与之对照，马丁回到家乡迎娶了一个名门女子，这一支后裔少有低能者。戈达德抛出著名论调：“正如红色头发的人无法生育出黑色头发的后代一样，无论施以多少教育，创造多好的环境，都不足以让智力低下的个体成为智力正常的人。”

在美国的社会风气下，“劣汰”压倒了“优胜”，智力低下被与娼妓、疯子、癫痫、偷窃等字眼强行关联起来，对低能人群强制绝育的论调登上台面，智力测试敲响了许多人命运的丧钟。

1915年，优生学支持者在华尔街举牌公开歧视先天残疾的人。图/维基百科

现代IQ测试奠基人刘易斯·特曼改进了比奈智力测试的题目，并说道：“可以准确预言，智力测试会识别出数以十万计稍有智力问题的人，将他们置于监督之下。”他的长远目标，是减少智力低下者的出生率，以消减犯罪及贫困。

进一步将“低能人群”推入深渊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卡丽·巴克案。卡丽·巴克是个弗吉尼亚女孩，1923年17岁的她遭到养父母的侄子奸污，自此怀有身孕。养父母为了掩盖丑行，将她送入收容所，称其“智力缺失并患有癫痫”，收容所计划对其强制绝育。

此时人们注意到，卡丽的母亲尚在人世，但也因“智力缺失”，已在收容所生活多年。身体检查表明，卡丽十分健康，但为收容所工作的优生学家希望借此案例推动强制绝育的合法化。于是，卡丽接受了一次智力测试，被认定智力只达到了9岁水平。

同样，她的母亲也接受了测试，被认定智力仅有12岁水平。而卡丽被迫生下的孩子不满周岁，还无法参加智力测试，仅凭社工个人印象，就被怀疑智力低下。围绕能否为卡丽施行绝育手术，一场名载史册的官司打响。

卡丽从弗吉尼亚州立法院，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她的律师争辩道，强制绝育违反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与“人人得以生育后代”的原则背道而驰。但在1927年5月2日，法官们的投票结果是8:1，判定卡丽的母亲、卡丽与卡丽的女儿一家三代都有智力障碍且生性放荡，强制绝育对国家有利。

霍姆斯法官写下了一段日后令他名誉扫地的判词：“与其等着这些人犯罪之后再来判刑，或是让他们因为无能而饿死，不如防止那些生性明显低劣的人生育后代，这样对于社会或是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件好事。如同强制施打疫苗一样，强制执行输卵管切除术也适用于这个原则。”判决书里还有一句话经常被媒体引用：“三代低能，已经够了。”

霍尔姆斯大法官。图/维基百科

早在1907年，印第安纳州就颁布了美国第一部绝育法，陆续有几个州随之立法，但由于面临道德难题和舆论压力几乎无法实际执行。

整个20世纪，美国共有6万人被施以强制绝育手术，非法进行、未入统计的手术可能更多，卡丽·巴克所在的弗吉尼亚有8000多人惨遭厄运，而加利福尼亚记录在册的强制绝育手术竟有2万例之多。

直至1980年，还是在弗吉尼亚，数千曾被强制绝育的妇女发起“生育自由运动”，起诉州政府侵犯人身权利，才逼迫美国热衷于优生运动的几大州政府发表官方道歉，承认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恶行。

纳粹的武器

不过，美国优生运动和强制绝育范例更为恶劣的影响，是激发了纳粹德国的优生热潮。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在狱中接触到了优生学，他自称曾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美国各州的绝育法，坚信身体不健康者与重度残疾者的后裔对人类毫无价值，他们注定贻害无穷。

1929年纳粹党徒在纽伦堡集会之际，希特勒也曾当众演讲：“如果德国每年有100万健康孩子出生，同时除掉70万到80万最弱势的人，其最终结果是，国力仍可得到加强——如今罪犯们也有机会繁育后代，社会克服巨大的困难，人为地养活着退化的人群。如果这种方式得以延续，我们岂不是在杀死强者、养活弱者？”希特勒的个人思想，指引了纳粹政权的优生立法。

1933年纳粹掌权后，迅速推出《防止遗传疾病扩散法》，规定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抑郁狂躁患者、癫痫患者、舞蹈病患者、遗传性失聪者、遗传性失明者、身体严重畸形者和严重酗酒者必须接受强制绝育。这一条文与美国优生学家劳克林起草的绝育法蓝本如出一辙，希特勒为此洋洋得意，还欣然接受了海德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纳粹宣传图。图中文字大意是：这个先天性残疾的人将在他的一生里，耗费政府60，000德国马克，跟着德国（做优生运动），这也是你的钱。图/维基百科

根据1933年的立法，决定绝育与否的机构是遗传病法庭，法庭判断的重要依据就是智力测试。德国人没有采取比奈或者特曼那些经过反复修改与实践的试题，反而像是即兴常识问答——谁发现了美洲？路德是谁？俾斯麦是谁？圣诞节是哪一天？太阳从哪边升起来？

然而，还有一些开放性问题：如果中了大奖会做什么？如何区分错误与撒谎？这些模棱两可的问题，让执行者可以借题发挥，随意扩大“低能人群”的范围。

正如理查德·埃文斯在《当权的第三帝国》一书中所言：“从本质上讲，纳粹当局只是在利用绝育打击不符合纳粹主义塑造的新型男女形象之人，这些人多属社会下层：乞丐、妓女、流浪汉、不想工作的人、孤儿院和改造学校出来的人、街头和贫民窟的人、没有希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人、不给冬季援助计划捐款的人、拒绝参军的人、元首生日没有挂旗的人，甚至还包括每天无法准时上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