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封面报道：《光绪之死》。文章上线之后，迅速获得十几万点击量，并且引发了巨量讨论。慈禧，一位中国家喻户晓的当权女性；光绪，试图改革却无能为力的清末皇帝。而翁同龢、荣禄这些被历史中半真半假的信息所笼罩的名字，也组成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清末的光绪之死，是一出裹挟着人性最阴暗、复杂面的悲剧。一位记者决定把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写出来。在这个故事里，古与今奇妙地交错。我们和这位记者一起，去看一看现代的科技，如何还原一出剧变前夜的悲剧。
✎作者 | 徐琳玲
在我很小的时候，曾从家中的18英寸彩电上看过一部老电影，片名叫《垂帘听政》。
片中，慈禧太后由非常有个性的女演员刘晓庆扮演，演咸丰帝的则是香港老牌演员梁家辉。再后来，我还看过一部由中国第五代导演田壮壮拍的电影《大太监李莲英》，其中慈禧依旧是刘晓庆扮演，而演李莲英的则是姜文。
我肯定没记错，就是那个我们印象中又痞又蛮、浑身上下散发雄性荷尔蒙气息的姜文。片中，他用一种特别尖细而怪异的声调念着台词，整个紫禁城笼罩在一股病态、压抑的气氛里。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很像一部恐怖片！再到后来，每次打开家中电视，必有“阿哥”“阿玛”“格格”“万岁爷”在闹腾着。但我那时的兴趣已经转移到电影、美剧、英剧上去了。
从学校毕业后，我进了南方一家报业集团，在一份以人物报道见长的知名杂志工作至今。“百年家族”和“百年人物”是这份杂志经营多年的产品。作为文化线的记者，我是该系列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我因此在几年里陆陆续续关注了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杨度、蔡元培、陈独秀等一大批从晚清至民国的历史人物。通过阅读史料、相关研究专著，以及采访专家学者、名人之后，开始一点一滴重新构建起对晚清七十年和民国初年的粗略认识。
重构历史
所谓“重新构建”，当然是指区别于过往从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学到的那一些东西。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庚子国难到东南互保……
当目光追随近代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那些影响历史走向的重要人物时，我总会碰到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一位是在近半个世纪里掌控大清帝国最高权力的女性——叶赫那拉氏，另一位则是清王朝第11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皇帝。
清王朝第11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皇帝。
这一对位于大清权力之巅的养母子，仿佛是历史舞台剧背景屏风上的人儿。相比叶赫那拉氏的浓烈刺目，清史上这位命运最悲情的皇帝更像是一抹淡漠、忧伤的影儿。201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我们商量着该做些什么来纪念中国近代史上这次最具悲情的维新变法运动。一位同事建议：怎么我们就从来没有关注过光绪帝呢？还真是呢。
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1912年5月之前使用的旧名。作为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
我们关注过过康有为、梁启超，还有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却一直把光绪帝当作一个台词和戏份很少的“小配角”，从来没有真正留意过这位中国近代命运最富悲剧色彩的“囚徒天子”。
事实上，他才是百年前那次轰轰烈烈又底气不足的大事件的主持人，又是其失败后果的首要承受者，此后沦为“阶下囚”，被软禁十年。当把视线聚焦于背景屏风上这一抹淡漠的身影，我被这个清秀、羸弱的年轻人所吸引，脑海中关于他的细节慢慢变得丰富而具体起来……
《光绪之死》的报道推出后，得到了出乎预料的反响。阅读点击量在数日内便达到十几万，尤其令我们吃惊的，是读者们留下的几百条大段大段的留言。
它的意外受欢迎让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的文化大众正在越来越成熟，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和过去充满好奇，渴望能读到、也有足够的耐心和能力接受更有深度和厚度的文字。而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新史料的发现和新研究范式引入，学术界在近现代史领域其实已经有了许多重大的、改写过往认知的突破性进展。然而在与大众之间，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断裂带。
在西方，面向大众的学术畅销书早已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门类。我曾采访过《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他极擅长讲故事，是营造悬念的高手。
《耶路撒冷三千年》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 著
张倩红/马丹静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5-1
蒙蒂菲奥里拥有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为了亲历历史，他在苏联解体后奔赴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做过多年独立撰稿的战地记者，和形形色色的政客、独裁者、军阀、战争贩子打过交道。
我还有幸采访过被誉为“当代讲述战术、杀戮、战争心理最杰出的作家”、瑞典历史学家皮特·恩格伦。他是瑞典学院院士，是一个更典型的学院派学者。为了触摸到当下真实历史，他曾在冷战期间“投笔从戎”，中东战争期间又以特派记者身份在巴尔干地区、阿富汗、伊朗做战争报道。他曾和我回忆起自己在战场上经历过的内心的塌陷和向内紧缩感。
《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瑞典] 皮特·恩格伦 著
陈信宏 译
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社
2017-11
所以，他对“历史合力”中非理性的部分——个体与群体的情感和心理暗流有着深刻的洞察和体悟。他们都是拥有学者、作家、记者等多重身份的人——作为学院派历史学家，他们要求自己抵达当下重大事件的现场；作为记者，他们则要训练自己具有更长时段的思考分析能力；此外，他们对写作和叙事有着极高的要求。很幸运，我也可以在这方面做一点小小的尝试。
《光绪之死》发表后，岳麓书社的李郑龙先生联系到我，提出能否把这篇历史人物长稿充实成为一本小书。可以不受困于版面、放开手写，是每一个记者的梦想。我终于可以把那些因篇幅而不得不删去的“宝贝”又捡回来了。此外，我又对史料做了进一步充实，并对史实做了更多查证、核实，对一些重要的晚清史料，从之前的“检索式阅读”切换到“整体阅读”。
譬如，我把《翁同龢日记》的六卷本来来回回阅读了好多遍——那里有对光绪帝从幼年、少年到成年的第一手记录，以及对晚清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正在发生时的记录”。这里特别要感谢茅海建、汤志钧、黄彰健等几位近代史学者对戊戌变法史实的考辨和“历史重建”。尤其是茅先生的研究，我很仔细地研读了他的考辨过程，佩服他从各种第一手资料，从掺杂了许多“水分”的材料里交叉、对比求证，以此逼近历史真相的功力。
另外，我也参考了其他多位晚清史学者的研究，以及他们之间为还原真相进行的学术争论。当还原那一段被当事人有意遮盖和歪曲的历史，使用经茅先生等学者考辨过的史实时，我心里很有一份踏实感。
以帝王、高层政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很容易“沦为”一部高层权力斗争史，但我意不在此。吸引我的，永远是历史中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内心的热望和恐惧、情感和疼痛、快乐与悲伤，以及他们的行动和选择。
当近距离打量这些处在历史洪流中的人物时，我发现很难用帝党/后党、保守派/维新派、进步/反动这一类简单的标签来概括、定义这些具体而鲜活的人。他们各有自己珍视和认为要持守的东西，这种立场和价值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随着局势的变迁、自我的认知、所处群体的利益和情感等发生改变。
书中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物，大概就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也是她的著名“绯闻对象”——荣禄。在很多小说、影视剧里，荣禄都被刻画成“大反派”，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耐人寻味的人。当和笔下的这些人物在一起时，我的心脏会跳动得很快，和他们一起悲一起喜，会为小载湉在书房读书时捣蛋、闹小性子的事会心一笑，会为恭亲王奕䜣暮年空洞漠然的眼神而痛心，也会对叶赫那拉氏这位复杂的权力女性不能不心生某种敬意和同情。人性中复杂、高贵又渺小的部分，让我既叹息又着迷。这大概就是历史学者经常提到的“同情的理解，理解的同情”。
有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和他/她保持一点距离，以免受情感牵引而失去判断力，就像我去采访报道某个当下的新闻人物一样。非常感谢那些为后人留下一份私人记录的人。一个合格的非虚构作者会非常清楚一点——访谈、口述和私人笔记等信息并不完全可靠，常常让人有“历史罗生门”之感。但在这些口述和笔记里，透露着历史亲历者、旁观者们最真实的爱憎与性情。
隔着时空，我感觉他们接受了我的采访，至于那些没法当面追问的内容，我会从字里行间去解读、辨析和体会。同样，我要对悠长、厚重的中国历史书写传统表达一份深深的敬意。
如我这般非历史专业科班出身的写作者，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大概很少有机会去啃读正史（《史记》《汉书》除外）、历代“实录”。这一回，我却发现自己从《清史稿》和《清实录》中学到很多，并羞愧于过往对“正史”“官修史”有太多不明就里的偏见与傲慢。
在电脑前敲完书稿最后一个句号，正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2020年春节，同事和新闻同行们连续不断地在一线发来各种令人心碎的现场报道，微信上传播着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真让人感慨万千。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笔下，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又会如何被叙述和解读呢？虽然我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我是确信的：我的同行们所记录下的，会成为极有价值和分量的史料。本文节选自《光绪之死》，岳麓书社2020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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