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生活在什么城市最舒适？
传染病除了是一个医学和流行病学问题，同时也是观察一个地区的治理方式和社会文化的窗口。
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不可避免地放大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不仅是国内与国外，也包括同一地区不同城市的差异。对疫情的不同处理方式，往往显示了这些城市由历史塑造出的不同性格。
作为国内最发达的两个城市，它们都有着最好的防疫响应和精准防控机制，然而人们也发现，落实到细节上，京沪的防疫做法又有所不同。
前几天有饲养宠物者在微博上求助，由于北京大兴疫区融汇小区居民须集中隔离，不让带宠物，他们心急如焚，因为14+7天隔离下来，宠物全都得死了。很多人注意到，上海这次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隔离，宠物狗也一起上车了。
很多人注意到，上海这次黄浦区昭通路居民区隔离，宠物狗也一起上车了。
此事一度成为网络热议话题。随后，北京大兴官方对市民的诉求做出了回应，确认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北京大兴官方正式同意，每家可留下一名家庭成员居家隔离照料宠物。
北京这次防疫采取的是全员核酸检测的方式，至1月24日已累计完成1746万人份，这可以有效确保安全。
上海并未采取全员核酸检测的方法。1月24日凌晨，张文宏医生在微博上形容“上海的防疫工作一直是‘陶瓷店里抓老鼠’，我们希望既抓住老鼠，又不要打破瓷器，希望不要因为防疫对社会生活产生大的影响”。他说，“只要中国保持开放，新冠病例的发生必将成为常态”，“努力将病毒控制在点状发病区域，避免出现病毒蔓延后引发的社会停摆，这是对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重大挑战”。确实，上海正是这么做的。
在这些事上，引起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两座城市在防疫做法上的细节差异，还因此牵涉到城市管理落实在细节上的技术治理水平，甚至更进一步说，是两种不同的城市精神。
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北京朋友坐动车来沪，见面后她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这趟车开出北京不到一个小时，不知何故，她所在的这节车厢空调就坏了。列车员忙了一头汗，但还是没能修好。当时盛夏7月，空调坏了，车厢里的确不好受。渐渐地，车厢里的一些上海人开始发牢骚，用方言相互应和，最后他们决定集体找列车长过来索赔，理由是：这是空调车，车票里含有空调费的，既然你坏了又修不好，那这部分费用应该退还给乘客。列车长起初不肯，说没有过这样的规矩，但他们不依不饶，列车长理屈词穷之下，终于被迫同意，在他们每张车票上签名，每人下车后可以去窗口退赔近100元。
当上海人在那闹的时候，旁边的北京乘客都默不作声，有些人还笑：这些上海小市民，为这点钱还闹，列车长都说了没有过这种先例，看你们能闹出什么结果来。没想到他们竟然争取到了索赔，这下子，北京人也开始骚动起来，“哎，这不对啊，我们也是这节车厢的，为什么他们有，我们没有？”最后，每个人都得到了赔偿。
这虽是一件小事，却颇可见两座城市不同的文化基底。上海人对自己应得的权益十分在意，甚至锱铢必较，他们不会说“那只是几十块钱，就算了吧”，相反，“几十块钱也是钱，是我的你就应该给我”。在一些北京人看来，这确实相当“小市民”，当年热播的电视剧《渴望》中的王沪生，就是北京人眼中典型的上海人（尤其上海男性）的形象：精明、小家子气，甚至“不像个男人”。
电视剧《渴望》，海报。
许多人都曾表达过对“上海小男人”的蔑视，最能代表北京人精神的据说是“混不吝”：一种皇城根下见过世面，什么都不在乎的气质，既不拘小节，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可想而知，这指向的是一种“大气”的审美取向，往往与更宏大的事物联系起来，而上海人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显得“小气”的。
像这样的城市精神，会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产生影响。出生于上海、在北京多年的杨东平在1994年曾出版《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一书，轰动一时。他发现，北京人喜欢“大”，而上海人却喜欢“小”；上海人常会问“北京和上海哪个好”，但对北京人来说这不是个问题，因为北京当然是中国最好的城市。
《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杨东平 著
新星出版社，2006-1
虽然上海一直号称“海纳百川”的“海派”精神，但事实上，这些年来倒是在北京有着更丰富活跃的文化生活。上海的精致如今既难催生多元异质的文化，也没能容下野蛮生长的创新企业——BAT、京东、字节跳动、美团等几家顶尖的互联网企业巨头，竟无一家诞生于中国的经济中心，这恐怕绝不是偶然的。上海人可能是全国最好的职业经理人，但却缺乏生猛的冒险精神。这是上海人自己也很清楚且并不避讳的，以至于本地大媒体《新民晚报》早在1990年代就曾发起过大讨论，要做“大市民”，不做“小市民”。
相比起北京人那种对“家国天下”的宏大关怀，上海人更注重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式的精致生活，讲求精打细算的“实惠”。上海作家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曾写道：“上海历史的传奇性的意思，其实，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
然而，上海人的这种抠细节，重权利边界、法治理念和契约精神等的“思想基础设施”，却非常有助于城市治理。张文宏说上海防疫是“陶瓷店里捉老鼠”，那反过来不妨试想，如果他们捉老鼠的时候打破了瓷器，那这样“计较”的上海市民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
正是因为上海人众所周知地“挑剔”，对自己应得的权利寸步不让，十分难缠，这才迫使城市治理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一座城市的良好秩序，往往正是在这样不断挑剔的优化改进下一点点累积形成的。“城”与“市”
近代西方学者曾有一个著名的论述：“中国无城市”。这一度引起很多人的误解，以为西方人简直睁眼说瞎话，中国历史上怎么会没有“城市”？
这句话应该理解为中国在传统上没有西方那种“城市”的对应物：即在自治、联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市民共同体。事实上，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城市”，对中国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体验，意味着要在法律基础上重塑市民之间的关系。
按中国古代的划分，像北京这样的都市是“城”（政治官僚、军事精英和文化礼仪的中心），而像上海这样依靠商业流通集聚起来的则是“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早就说过：“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多近官，没海者近商。”
《且介亭杂文二集》
鲁迅 著
译林出版社，2013-11
可以说，在城市的基因上，“上海市”与“北京城”就不一样——上海就更偏向“市”。研究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张真认为：“‘市’是‘小市民’重要的一方面，‘市’更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都市（urban）’和‘优雅（urbane）’，而‘城’则缺乏这些含义。”相比起来，正如董玥在《民国北京城》中指出的，我们现在所知的“老北京”是近代北京人在朝向未来又回收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老北京”和“老上海”有着很不一样的现代体验。
《民国北京城》
董玥 著，何大齐 插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6
一些研究上海史的学者，将这座城市看作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唯一一座“现代城市”。1911年，中国全部工厂的1/4落户上海，1933年占一半，到1949年已集中全国60%的工厂；1865-1936年间，上海所承办的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额的45%-65%，因而有人说，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心脏就是上海，而其他口岸不过是血管罢了”。
近代上海号称“两方（租界、华界）三家（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城市自治机构工部局由租界居民选举产生，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官方机构被弱化了，因而上海人也缺乏官本位思想，相比起“升官”，对“发财”更感兴趣。
1931年上海租界分区布防图。（日内瓦国联图书馆藏）
与此同时，上海市政机构组织完善，公廨司法管辖范围明确细致，租界则不仅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者有绝对支配其私产的自由权，甚至可以排除其他一切干涉。这使上海人习惯了在法治框架下培养起经济理性，并由此尽可能地追求个人合法权益。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其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说，上海的经济生活“绝大部分按照欧美方式组成”，“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美]罗兹·墨菲 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
与中国别处不同的是，十里洋场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那时的人们涌入上海，怀着避难、冒险、发财等种种不同的动机，他们往往彼此也并不认识，陌生人之间没有熟人社会那种温情可言，也没什么“关系”好拉，如果没有一套公平的法治体系，势必会陷入人人各自为战的极度混乱。由此造成近代上海人以商业的契约精神贯穿社会生活，因为唯有这样才是彼此都公平信守的。
江文君在《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中指出，由于银行业等发达部门一度集中于上海，而这类现代经济生活“都使得互信必须跨出熟人的圈子，扩及陌生人和各种机构”，其结果是上海的人际关系必须跨出传统的熟人网络。
《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
江文君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7
也正因为上海一直是一座“陌生人城市”，不那么依靠“关系”来维系社会运作，加上社会中层组织的多样性导致利益和认同感的多样化，上海人群体之间看起来缺乏凝聚力，上海人出了名的散漫、“不尊重领导”，人际关系总显得有几分冷淡。上海的商业社会训练出来的所谓“精明”，虽然常被诟病为“不够大气”，但换一面来看，也正意味着在合理合法的边界内，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利益。像这样一种理念，在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尚未完成的年代，其实是有几分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它表示出来的人际冷淡、锱铢必较和对私利的重视，以至于一度都戏说，对上海人的最高评价就是“你不像个上海人”。然而，随着中国逐渐完成现代化，近些年来上海人似乎咸鱼翻身，突然之间，他们的契约精神、不重情面都得到了正面评价，甚至人际不黏缠这一点也受到了更注重权利边界的年轻一代的偏爱。这并不是上海变了，而应该说是中国变了。
参考文献：
[1]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
[2]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96页
[3]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三联书店，2014年，第14、第334页
[4][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5][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1、第57、第139页
[6]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页
[7]瞿骏《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熊月之总序，第1、第3页
[8][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章红等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引美国学者韩起澜语
[9][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10]罗苏文《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3-114、第119页
[11]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5、35、227页。当然，近代上海在一些工厂里，“私交和同乡关系对求职的至关重要的作用……经理部和主管职位的人往往雇佣亲戚、朋友或同乡人”，见前引《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第64页。不过，大体上越是现代经济部门，就越需要跨出熟人圈子。
[12]前引江文君《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第36页；前引张济顺《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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