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读过他们的书，你会错过另一面的中国
你仔细观察过你日常的生活吗？你每天要走的路、乘坐的地铁、买东西的超市、擦肩而过的路人……
在旅行的时候，你观察过当地的人吗？他们要走的路、他们乘坐的公共交通、他们的语言……
好像我们只有在旅途中、在异乡，眼耳口鼻才突然敏锐起来。不一样的声音、气息和味道，组成一个新鲜的世界，这个新鲜的世界反过来让我们对自己的故乡有了不一样的理解。
或许这就是“局外人”眼光的作用，当我们是局外人时，我们才能发现更多平日里看不见的东西。
就像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来到中国之后，发现那些中国人不会重视的日常，比如杭州石子铺设的街道、城里的澡堂等等，或者像保罗·索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中国时，发现在破败之中的生机，又或者是美国人何伟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小城里发现大时代下的普通中国人的困惑、欲望与坚韧。
在全球化逆潮之时，曾经行走在中国大地上的、正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外国人所留下的记录是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另一扇窗口。
他们的记录并非完美和不带偏见，但苏轼在很早以前就告诉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
我们仍然需要他们和他们的文字。
✎作者 | 宗城
改革开放后，西方人写中国的旅行文学不在少数，尤其是当《大西洋月刊》《纽约客》《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欧美权威杂志派出记者观察中国后，书写中国就成了西方记者的一个心照不宣的乐趣。他们书写遥远的东方文明，将中国作为他们母国的参照。
因此，粗浅的中国游记不乏东方主义式的凝视，但也有一些对中国怀有饱满热情的作家，在此留下深刻、隽永的文字。比如何伟(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寻路中国》、史明智的《长乐路》、迈克尔·麦尔的《东北游记》、扶霞·邓洛普的《鱼翅与花椒》等。
他们跨越政治与国界的藩篱，以入乡随俗的笔触，书写从寒冷黑土地到热带潮湿雨林的细腻与温情，他们把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思索，融入到细碎的人情故事中。在这个谱系里，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在中国大地上》（Riding the Iron Rooster）是一本不可忽视的书。他对中国的记录，其实在何伟等人之前。
保罗·索鲁与何伟：
截然不同的中国书写
曾有一个短评说，如果保罗·索鲁被提前翻译到中国，就没有何伟什么事了。这是因为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为他带来巨大名声，而保罗·索鲁是比何伟更早书写中国的西方人。但有一说一，如果索鲁的书先于何伟被译到中国，并且经过出版社的大力宣传，那他面对的就不只是声名大噪，还有一片痛骂。
何伟。
索鲁并不是何伟那样的旅行作家，何伟擅于从对方的角度想问题。他写中国人，会设身处地为中国人说话，用我们的话说，何伟很给写作对象面子，他会用一种流露恻隐之心的笔触，来写中国和这片大地上的人。所以何伟的书一出版后就大受欢迎，不但美国读者看到了新鲜，中国读者也对这位彬彬有礼的访客拍手称快。
但是保罗·索鲁不同。索鲁是一位爱挑别人毛病的写作者，他把刻薄作为自己的旅行文学风格，总是快人快语、一针见血地指出写作对象的问题——那些大家平日里避而不谈的事，索鲁这个外来客写起来百无禁忌。
他从董乐山与《1984》的轶事，写到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潜藏于朴素气息中的拜金苗头，再到绿皮火车上扑鼻而来的臭袜子、臭汗衫乃至厕所里流出的味道。
索鲁是一位不回避偏见的写作者，熟悉他的读者会知道，他无论是写中国，还是写英国、美国等，都不会手软，他写英国的文字当初也挨了不少骂。
索鲁对中国的观察和他的绿皮火车旅行是分不开的。图/维基百科
两者细细对比，何伟的写作给人一种感觉，他预设了两类读者，一类是美国的读者，一类是在中国的读者。何伟真诚地端着写作，他最大的贡献是为中国作者提供了一种安全的异域眼光，令人如入禁区，仔细琢磨，其实没说出什么真正危险的。
何伟给予美国读者一个作为镜像的中国，写出的是安全而妥帖的范本，他的书大体不会冒犯主流。而保罗·索鲁，你可以说他很刻薄，很不正确，但有那么一些时刻，你觉得这个人更接近你所理解的真实，他是那么毒舌，又那么像自己。
保罗·索鲁：一个挑剔又耿直的旅行家
保罗·索鲁一生著作颇丰，他既是小说家也是一名旅行作家。他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梅德福，但除了职业生涯晚期写到美国，他把生命中大部分笔墨都留给了国外。他年轻时曾辗转亚欧大陆和非洲，1963年，因为帮助马拉维总理的政敌逃往乌干达，索鲁曾被马拉维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分子，因此被驱逐出境。
保罗·索鲁处女作《火车大巴扎》，一经出版遍惊艳文坛。
1975年，索鲁的旅行文学之路正式开始，一部处女作《火车大巴扎》（The Great Railway Bazaar）惊艳文坛。
此后四十年，索鲁笔耕不辍，有穿越美洲大陆、途中更换22种不同型号火车的《老巴塔哥尼亚快车》（The Old Patagonian Express，1979），也有犀利点评英国人的《英国环岛之旅》（The Kingdom by the Sea，1983），还有《日出与海怪》（Sunrise with Seamonsters，1985）、《帝国之旅》（The Imperial Way，1985，穿越印度）、《太平洋的逍遥列岛》（The Happy Isles of Oceania，1992）、《赫拉克勒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1995）、《暗星萨法旅：非洲大陆的旅行报告》（Dark Star Safari，2002）、《前往东方之星的幽灵列车》（Ghost Train to the Eastern Star，2008）、《旅行之道》（The Tao of Travel，2011，评论作品）、《前往非洲丛林的最后一趟列车》（The Last Train to Zona Verde，2013）等作品，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索鲁对非洲的描写，他曾先后两次书写非洲，但前后两次的笔触和感受却大为不同。
1986年，保罗·索鲁来到中国，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并于1988年出版了一本英文版游记。此书曾在中国台湾翻译出版，书名直译为《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铁公鸡即火车的别称。如今，后浪将其重新翻译、出版，更名为《在中国大地上》，填补了索鲁这本书在大陆的空白。
《骑乘铁公鸡》，繁体版。
1986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大潮翻滚，北京城的青年忙着搞先锋文学，东北青年们在钢铁厂挥汗如雨，没人知道几年后的国企下岗潮，而农村正在施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乡镇企业风生水起，上海和广东风风火火地搞经济建设，中国大地即将迎来大规模的南下打工潮。
索鲁一路经过北京、上海，也去到内蒙古、桂林、昆明这样的边陲地方。八十年代，在中国能坐上绿皮火车的多是城市精英，索鲁的书中不乏对知识分子的描绘，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中国风土、习俗、普通人生活与观念上的记录。
比如他发现火车上的中国人都很好客，喜欢聚众聊天，从政治到文学，热情地说着有一搭没一搭。又比如在昆明翠湖公园，他看到人们唱《梁祝》，由衷感慨这些人是全中国最快乐的人。
昆明翠湖公园。/ 图虫创意。
《在中国大地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索鲁的刻薄。比如他会调侃：“在中国人眼中，外国人都是乡巴佬。我们的国家都是挤在‘中原王土’边缘的蹩脚小国。”在谈论金钱时，他也会调侃刚步入改革开放的国人在质朴的面孔下有对金钱的渴求。
但细读全书，索鲁其实非常惊喜于中国的山川风物，这里的文学、饮食、建筑、城乡区别，乃至公园里跳舞的人、昂扬向上的人，都令他感到久违的新奇。
比起英格兰人的刻薄，索鲁对中国人的调侃已经算轻的了，他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物质观念，在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中，古老封闭的乡土社会会受到怎样的冲击？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镇又有着怎样的区别？
《在中国大地上》
[美] 保罗·索鲁 著， 陈媛媛 译
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0-12
他就像是一头猎犬，对数字尤其敏感。索鲁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快速发展的物价水平，他在书中写道：“我初到中国时，1美元可兑换约3元人民币，但后来在旅途中涨到了4元。”
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不同人群的工资收入：在上海担任纺织厂工程师的“勒罗伊”，每月收入80元，如果去喜来登酒店，工资能涨到250元；在北京市场的小商贩，一个月足可以挣500—700元，而在国家另一边，超生罚款的1000元是很多工人一年的收入。
贫富差距悬殊在那时已经存在，北上广的自由市场是挣钱的热土，但在云贵边陲，依然有很多贫民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索罗对此感慨道：“这些人真是穷得难以想象，他们满脸皱纹，衣衫褴褛，手上的皮肤都已开裂，头上的帽子皱皱巴巴，脚上的拖鞋破烂不堪……”
很多作家对八十年代的记录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但索鲁对八十年代的记录囊括了更多工人、农民、城镇青年和家庭妇女的群像，建立了一种更生动、更全面的八十年代叙述。
在国内知识分子的回顾中，八十年代往往以理想主义的面目出现，它被描绘为一个先锋文学的黄金时代、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理想图景。这样的论述并没有错，但仍显片面，仅仅体现了八十年代城市知识阶层的视野，并没有对中国更广大的城镇职工、农民等群体有充分论述。
索鲁固然也写到了王蒙、董乐山等大知识分子，但他也关注到了中国其它阶层的心态变化。所以，《在中国大地上》对我们回顾八十年代，是一份更多元的补充。
索鲁的文字如果在八十年代同步译入中国，想必会引起如潮争议。时隔三十多年，当中国社会日益发展，今人回看索鲁笔下的八十年代，却也奇妙地和索鲁站在了同一观看视角。
换句话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早已过去，当千禧一代被现代化、自由市场和多元文化的观念塑造，他们和索鲁一样，其实也成了他者，一个站在本国土地上的陌生人。当我们的文化和索鲁愈发相似，我们回望过去，也就愈发理解索鲁对中国的看法。
真实的中国图景
透过《在中国大地上》，读者能看到一个朝气蓬勃、处于新旧变革之间的中国。
开往桂林的列车上，一对青年男女牵手走进了车厢隔间，索鲁说，这在当年的中国很不常见。与此同时，“中国的妇女穿衣极少露腿，如果有的话，可以说是十足的新鲜事”。
索鲁有着照相机一般的记忆力，他能把火车上的痰盂、烟灰缸、女人的袜子颜色，乃至人们交谈的细节记录下来。
他对细节充满好奇，如果有人掏出钱包，他会试着去数数那里有多少钱；如果出租车司机把他和爱人的合影别在了仪表盘上，他会细细端详；如果看见有人在读什么书或杂志，他会记下名字。
他在书中写道：“我还喜欢到处比价。我会抄下墙上的涂鸦和标语。我会找人翻译墙上的告示，尤其是那些讲述罪犯生平龌龊细节的布告（在罪犯被枪决前，这些细节都会被逐条列举和公布出来）。我会记住别人冰箱里放了什么，旅行者的行李箱里装了什么，我还记得他们衣服上的标签内容（‘白象牌’工具、‘三环牌’男士内裤和‘标准牌’缝纫机之类的东西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
索鲁明知绿皮火车臭气熏天，夜晚仍睡在火车的卧铺。在他笔下，“绿皮火车到处都破破烂烂，风扇一直不转，门锁被扯掉了，座位扶手早已变形脱落，行李架是坏的，车窗也无法推动——最后这个问题最严重，因为隔间里又热又呛人”。
为了通风，他趁乘务人员熟睡，“掏出瑞士军刀旋开了窗锁，拆下了窗户边框，把玻璃往上推了6英寸（15厘米），然后又把五金件安装回去”。
和何伟长期融入一个地方的旅行方式不同，保罗·索鲁的旅行是以游荡为主的火车之旅。他把火车作为串起不同地域的钥匙，用一种挑剔、真诚的目光，来捕捉陌生土地上的文化差异。
乘坐绿皮火车旅行。/ 图虫创意。
他把自己作为他者，不会为了顾及东道主的面子，而在书上写那些温情脉脉、讨好各方的体面话。他的文字以辛辣著称，如果鲁迅先生看到，想必会对他会心一笑。
固然，由于旅居中国时间的有限，索鲁的记录相比何伟欠缺厚度，但正因为他的直率和真诚，使他的笔触更接近八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在他的书里，我们不仅能看到热辣辣的中西文化差异，也能看到一份真切的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图景。
何伟的九十年代中国叙事：
饱含恻隐之心地书写肌理褶皱
和索鲁对中国的书写相比，从九十年代到“中国入世”后，“和平队”成员何伟对中国的书写更具有纵深力度。或许，何伟恰恰是看到了索鲁对中国的书写，才调整了自己的叙事策略。
他明显放弃了游历式的看客记录，而是要求自己在中国的小城市待得足够久，直到对当地具有亲密感，把看客的外衣去掉，如同家人一般叙述一个地方的肌理纹路。
《江城》可谓是此种书写的代表作。何伟没有写北上广，而是一头扎进涪陵这座西南小城。书中开篇道：“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
比起八十年代，何伟所处的中国市场化程度更深，社会贫富差距也更大。当北上广的房地产商上演金钱永不眠，西南山区遍布贫瘠而蛮荒的角落。面对差异，何伟并不急于批判，他前往四川涪陵师专教书两年，期间学习普通话和四川话，和当地人交朋友。
《江城》
[美] 彼得·海斯勒 著，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2-1
何伟的方式已经不只是旅行，而是“旅住”，他有一颗与脆弱共情的体贴之心，对差异有一份惊人的包容和理解能力，这使他的文字较少发达国家知识精英的傲慢，多了一份友邻般的温情与体贴，甚至，我们能在何伟的文字中读到他对中国，尤其是对涪陵这样的小地方的热爱。
《江城》的书写区分了人、社会和政府这三种对象。如果问这本书为何能脱颖而出，就是他跳脱出了空洞的政治话语和东方凝视，以小城镇为载体，以小见大地呈现出真实的中国民间生态。
何伟竭力把人从大词中剥离出来。他笔下的官员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笼统的冷冰冰的政客，他笔下的中国人也显得如此不同，以至于每一种概括都不对。
说到底，《江城》这本书跳出了传统的中西方对比写法。何伟不但意识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同，也用入情入理的笔触书写了民间社会的肌理褶皱，而这一点，是他的中国书写难能可贵的地方。
长江边的涪陵，是何伟书写中国的起点。/图虫创意
只是，对于如今已经被文化精英紧盯的何伟来说，还能否写出《江城》这样的作品，需要打一个问号。从何伟后来对埃及的描绘来看，他的笔力并不逊色于当年，但是在中国，当他在成都教书，他的每一篇文章也都会受到中美知识圈层的热议，但他明显比过去更感到束缚。
何伟的写作是高度依靠观察对象的，对象的复杂程度、他写作的自由程度，能反哺他的写作。而现在，何伟似乎陷入了一种浮光掠影的状态中。他依然可以满足美国读者的想象，提供异域风光、俏皮话和温柔的笔触，但对中国读者来说，很多人只是为了何伟的名头才去看他新写的内容。
比起中国职业记者对此的书写，何伟没有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即便是对中国疫情、教育的观察，也只是用一包糖纸包裹了一些陈词滥调，除了摘抄几句幽默的调侃，我们很难从他的新文章中获得更多东西。
当然，对于何伟，这是写作上新的考验，而对于中国的非虚构写作者来说，他们已经是这方面的老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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