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润博：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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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有《总目》残稿一册，曩者少为人知，该文系首次详论。首节考定此稿与上海图书馆、国家博物馆所藏由同一部散出；次节考证该部稿本抄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修订于四十七年七月之前。皆足资采信。末节考较该稿本与天图稿本之异同，尤为重要。其论称《总目》基本格局奠定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以前，此就《总目》誊录进呈之时而言，实则四十六年十二月文渊阁《四库全书》告竣，此时类目之分并，底本之厘定，应抄之书之去取，已大体确定，自后《总目》虽欲大事更张，亦势必不能也。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之编纂，始于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六十年浙本、殿本相继付梓，历时二十余年。在这一长期的编纂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纂修稿本，其中一部分流传至今，成为考察《总目》编纂过程的第一手材料，历来受到四库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以往学界所习知的《总目》稿本主要包括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简称“上图稿本”）、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藏稿本（简称“国博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等，对于这些稿本，已有过不少研究。近年来又有两部从前鲜为人知的稿本相继影印出版，分别为天津图书馆藏《总目》残稿（简称“天图稿本”）及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亦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除了这些已经为学界所瞩目的稿本之外，笔者发现，台北“国家图书馆”还藏有《总目》残稿一册（简称“台图稿本”），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此稿本对于研究现存诸稿本之关系及《总目》一书的编纂、修订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实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

一、台图《总目》残稿的基本情况及其来历

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总目》稿本一册，不分卷。板框高21.4厘米，宽15.3厘米，四周双边，每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版心花口，上方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其下记卷次及部名类名，再下记叶次。此本系由《总目》史部卷四五至四八诸卷零叶杂凑而成，提要凡四十篇，经后人重新装订，次序偶有颠乱（具体卷次及篇目见表1）。其中朱墨涂乙痕迹颇多，非出一人之手，内有浮签若干（见图1），书页之上间有眉批，然因此本天头被切去一部分，故其中眉批已难窥全貌（见图2）。

（图1 浮签）

（图2 眉批）

此稿本中钤有“丰城欧阳/恬昉所藏”朱文长方印、“宜秋馆/藏书”白文长方印、“景岫/楼”白文方印、“彊斋/行笈”朱文方印、“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朱文长方印、“冯雄/印信”白文方印、“翰/飞”朱文方印、“彊斋珍本”朱文长方印、“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印等。封面题“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一册，朱墨笔改削是纪晓岚先生手迹。彊斋题记。”首叶又有冯雄题跋云：

旧钞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残本一册，乃史部第四十五至四十九各卷零叶，共四十一叶。审是四库馆编纂总目时改写、撤换、订存者，其中涂乙钩勒并加校签，有朱墨两笔，取刊本校之，多与所改者相同，知即总纂纪氏手迹也。其全篇用朱笔勾去者刊本或改入别卷（如编年类《宋元通鉴》、《成宪录》，别史类《季汉书》、《晋书别本》俱改入存目，别史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绎史》俱改入纪事本末类），或删削不录（如《凤洲纲鉴》、《大事记讲义》、《南北史合注》），大约《总目》初稿编成之时，纪氏详校后定去取并稍改更部类，如纪事本末类即自别史类析出是也。而各书进呈以后，经清高宗阅览，间有意见宣示，亦须补入提要之中，如《契丹国志》篇末所论书法颠舛百数十言，写本无此一段是也。可见《总目》成书盖屡经易稿矣。首有“丰城欧阳恬昉所藏”一印及李振唐所钤“宜秋馆藏书”一印，李君名之振，南城人，藏书甚富，校刊宋人别集多种，晚年流寓沪上，余与相识，此册乃其殁后散出者。余藏之行笈，忽已十馀年，今冬在灌县取刊本对勘，成校记一卷，爰撮大要者于册首。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南通冯雄记于灌县东郊寓舍。

按，冯雄（1900-1968），字翰飞，号彊斋，著名水利学家、藏书家。据此题跋可知，冯氏曾以刻本《总目》校此残稿，并撰校记一卷，此校记今未见于台图稿本，当为单独流传。结合以上藏书印及题跋可知，此本曾先后为欧阳熙（字恬昉，1840-1899）、李之鼎（字振唐，1865-1925）、冯雄所藏，最终归台北“国家图书馆”。

综合以上基本信息，参照现存其他稿本的相关情况，我们可以对台图《总目》残稿的来历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已有研究表明，上图稿本与国博稿本系同一部稿本的不同部分。理由有二，其一，二者所存卷次刚好相互补充；其二，二者天头部分皆遭到切割，眉批已失全貌。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台图稿本，亦皆契合。兹将上图稿本、国博稿本及台图稿本所存卷目对比如下（见表2）。

由此表可知，台图残稿所存卷次恰为其他二本所无；再者，上文已经谈到，此稿本天头亦被切掉一部分，眉批已难窥全貌。可以确定，这三部稿本原为同一稿本，在流传过程中分散、重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博稿本钤有“丰城欧阳/恬昉所藏”、“宜秋馆藏书”、“振唐鉴藏”、“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冯雄印信”诸印鉴，其印主与台图稿本完全吻合，且国博稿本中还有大量冯雄的校签，由此可知台图、国博两稿本皆曾由欧阳熙、李之鼎、冯雄收藏，且经冯氏校勘，后随冯氏藏书流散四方，最终流落到不同的图书馆中。

综上，台图稿本与上图、国博两稿本实乃同一稿本的不同部分。因此，下文有关台图稿本的探讨自然需要综合考虑另外两部稿本的相关情况，同时也希望通过研究台图稿本这一个案，对于这三部稿本的整体状况及《总目》的编纂过程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二、台图《总目》残稿的抄成与修订时间

既然台图稿本与上图稿本、国博稿本原为同一稿本，那么三者当系同时抄成、修订，因而讨论台图稿本何时抄讫、修订完成，实际上就是探讨这三部稿本共同的抄成及修订时间。

关于上图、国博稿本的抄成时间，学界有过不少讨论。最早研究上图稿本的沈津先生及首先介绍国博稿本的黄燕生先生先后做出过推测，然皆未得其实。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是崔富章先生。他发现上图稿本中收录五种尹会一著作的提要（天头有批注曰“删”、“毁”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尹会一著作因涉文字狱而遭到禁毁，故此稿本抄成当在此前，应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崔氏的判断与稿本所提供的线索及纂修档案所反映的情况相符，实为不刊之论。

崔氏的上述判断，也可以在这部台图稿本中得到印证。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在这部稿本中还没有纪事本末的分类，相关史籍尚混杂于别史类中，这说明稿本抄成之时分类之法尚为草创，与后来之定本存在较大差异（说详下文）。这一特点亦可从侧面说明，台图稿本与上图、国博稿本皆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

关于这三部稿本的抄成时间已无疑问，但其修订时间却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崔富章先生认为，上图稿本的修订时间当在乾隆四十七年十月至五十三年十月之间。其理由有二，其一，稿本中个别提要与抄成于乾隆四十七年的文溯阁本书前提要的异同；其二，乾隆五十三年十月被列入禁毁书目的周亮工《闽小纪》在稿本中未批“毁”字。近来，刘浦江先生从提要源流的角度指出崔氏上述观点所存在的漏洞，并主张上图稿本的修订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之间。他认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总目》进呈之后，清高宗对其编纂体例提出重要修正意见，《总目》的修订工作当即始于此时；此后四库馆臣对《总目》初稿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定本，这应该视为该稿本修订的时间下限，因为此后的进一步修订理应是以四十七年七月的进呈本为底本，而不可能仍在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本上进行。

笔者认为，崔氏立论之根据的确存在问题。《四库全书》工程浩大，诸阁本书前提要的实际抄写过程十分复杂，其来源也并非全然来自《总目》，因而其中个别书前提要与稿本提要的异同，显然不能作为判断稿本修订时间的依据。相比之下，刘氏之说更为合理。然而，此说主要是从外围材料入手，在情理上作出推断，而缺乏稿本中具体的“内证”。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需作进一步考证。

令人庆幸的是，台图稿本中的若干材料为解决三部稿本的修订时间问题提供了关键的线索。

首先，台图稿本中有李清《南北史合注》提要一篇，天头批语云“此篇写”（卷四九别史类，叶三十三）。据档案材料记载，乾隆五十二年三月高宗在抽查南三阁进呈本过程中，发现李清《诸史同异录》将顺治皇帝与崇祯皇帝妄加比附，兴起了一场著名的文字狱，此后李清著作均遭到禁毁，已收入《四库全书》者亦行撤出。而台图稿本仍保留此篇提要，且其天头地脚并无“删”、“毁”等字样，反而有眉批称此篇当写，知此本修订结束时李清文字狱尚未发生，则其修订下限当在五十二年三月以前。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台图稿本中《契丹国志》的提要。此提要之前半部分今已不存，现存部分包括两方面内容，前一半是对《契丹国志》记载失实的批判，后一半则是对其史料价值的肯定，兹录其末段如下：

特诸家目录所载，若《辽廷须知》、《使辽图抄》、《北辽遗事》、《契丹疆域图》、《契丹事迹》诸书，隆礼时尚未尽佚，故所录亦颇有可据，如道宗寿隆纪年此书寔作寿昌，与辽世所遗碑刻之文并合，可以证辽史之误。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亦较《辽史》纪志为详，固可以存备参考焉。（卷四九别史类，叶二十一）

在分析这篇提要所提供的时间信息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四库开馆期间馆臣对《契丹国志》加以改纂的过程。据纂修档案记载，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清高宗抽阅刚刚进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契丹国志》一书，认为其“体例混淆，书法讹舛”，“于纲目大义有乖”，“不可不加厘正”，遂谕令“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此谕旨颁布后不久，四库馆即开始对该书加以改纂，是年十一月十六日档案称：“《契丹国志》一书，现在交馆重订，俟办竣再行缮写进呈。”至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各馆现办各书酌定完竣日期清单》尚称“《契丹国志》，现在赶办，拟于九月内全部进呈”，可知当时尚未改纂完毕。而仅三个多月后，十月初六日进呈的《各馆纂办书籍清单》已称：“《契丹国志》，改纂已竣。现在赶缮正本。”知此书的改纂于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已经完成。

现在回到台图稿本的这篇提要上来，可以想见，如果此稿本的修订持续至《契丹国志》改纂完成之后，那么，馆臣们自然会对《总目》中该书的提要进行大幅度修改，以强调其在体例、书法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然而，台图稿本中的这篇提要上并无此类内容，这只能说明其修订工作在改纂完成之前结束，即其下限在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以前。

为了坐实这一结论，我们来看看另外一部成书稍晚的《总目》稿本中这篇提要是如何书写的。天津图书馆藏《总目》残稿卷五〇中保留了《契丹国志》提要，此篇提要截至“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亦较《辽史》纪志为详”一语以上，与台图稿本完全相同，而最后却多出了如下一段评论：

又天祚纪所载与金攻战及兵马渔猎诸事，亦较《辽史》纪志为详，存之亦可备参考。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又书为奉宋孝宗敕所撰，而所引胡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于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敎，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今并仰遵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很明显，这段多出的话是在《契丹国志》改纂完成后对提要进行改写时加上去的，其中特别强调了乾隆皇帝所提出的体例、书法问题。据刘浦江先生研究，天图稿本抄成于乾隆五十一年，是为当时刊刻《总目》而缮写的清本。由此可知，在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改纂完成以后至五十一年以前，馆臣的确对《契丹国志》提要进行过大篇幅修改，但其修订却并非在台图稿本上完成。天图稿本与台图稿本此篇提要所存在的差异，进一步说明后者的修订时间当不晚于乾隆四十七年十月。

台图稿本所提供的时间线索表明，这部稿本最晚至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以前即已完成修订，这恰好与刘浦江先生基于纂修档案所作出的推断相互印证。如前所述，三部稿本之底稿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而此稿进呈后，清高宗提出了诸多意见，此后不久，馆臣开始对此初稿进行修订，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总目》改正之本再度进呈之前。自此以后，《总目》的后续修改当在二次进呈的本子上进行，而与此初稿再无关涉，这也正是改纂后的《契丹国志》中的修改意见不见于此稿本提要的原因。

综上所述，台图稿本及上图、国博稿本皆抄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而其上所作修订则当完成于四十七年七月以前，这一结论将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总目》各稿本之关系及其编纂过程的重要时间坐标。

三、从台图、天图两稿本之关系看《总目》的编纂过程

在明确台图所藏《总目》残稿的抄成及修订时间之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一稿本所提供的信息来考察《总目》一书的编纂过程，这也正是此稿本的首要价值所在。台图稿本虽然卷帙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新近刊布的另外一部《总目》稿本——天图稿本，在卷次、篇目上与台图稿本多有重合，这就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而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对《总目》编纂、修订的过程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上文指出，台图稿本之底稿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总目》初稿，其修订则持续至四十七年七月，而天图稿本则抄成于乾隆五十一年；台图稿本现存卷四五至卷四九，其中部分内容亦见于天图稿本卷四八至卷五〇。对两部稿本相关内容加以对比，其间异同颇值得注意，兹分三方面略加说明。

（一）台图稿本之底稿与天图稿本存在较大差异，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乾隆四十六年所进《总目》初稿与后来修改稿本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分类卷目及著录存目两方面。

首先是分类、卷目上的区别。台图稿本与天图稿本在分类上最大的区别无疑是纪事本末类之有无。如表1所示，台图稿本卷四五、四六为正史类，卷四七、四八为编年类，卷四九为别史类。天图稿本卷四五至四八分卷及卷目与台图稿本同，然其卷四九为纪事本末类，卷五〇方为别史类，且卷四九卷首有纪事本末类小序云：

古之史策编年而已，周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夫事例相循共，后谓之因，其初皆起于创。其初有所创，其后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体以前，微独纪事本末创，即纪传亦创，编年亦创。既有是体以后，微独编年相因，纪传相因，即纪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众，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今亦以类区分，使自为门目。凡一书备诸事之本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于此，其不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实为纪事本末者，亦并著录。

从这段小序可以看出，将纪事本末单独划为一类，使之与纪传、编年二体并称，乃是四库馆臣的创举。为此，馆臣将原本列于别史类的相关篇什抽出（见于台图稿本者包括《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绎史》四篇），重新汇为一卷，列在编年类与别史类之间，是为卷四九，原本台图稿本中的卷四九别史类则变为卷五〇。台图稿本卷四九上述四篇提要天头皆有眉批作“抽去”云云，由此可知这一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变革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以后，四十七年七月以前完成的。

其次，著录与存目的区别。部分书籍在台图稿本中为著录之书，而到天图稿本中却变为存目之书。如台图稿本卷四七之《宋元通鉴》提要及卷四八《成宪录》提要，原本皆为编年类著录之书，而天图稿本则皆列入卷四八编年类存目；又如台图稿本卷四九之《季汉书》提要、《晋书别本》提要，本为别史类著录之书，而天图稿本则列入卷五〇别史类存目。与此相对应的是，台图稿本相关提要首尾皆有硃笔所标删节符号，或墨笔写“抽去”等字样，由此可知，关于著录之书与存目之书的划分在乾隆四十六年《总目》成书后，四十七年七月之前有过较大调整。

（二）台图稿本中的修订意见被天图稿本全面吸收，换句话说，天图稿本当与台图稿本修订完成后的本子比较一致。主要体现在篇次、内容、行款三方面。

首先是篇次方面。台图稿本关于调整提要顺序的批语在天图稿本中一一得到落实。

如台图稿本《大金国志》提要后原本接写萧常《续后汉书》提要，而《大金国志》提要末行下有批语称“此段后接写《古今纪要》”（卷四九，叶二十三），检天图稿本《大金国志》提要后果为《古今纪要》，之后为萧常《续后汉书》，与批语吻合。又萧常《续后汉书》后原本所接为《大事记讲义》，其后为郝经《续后汉书》提要，《大事记讲义》提要首行有眉批云：“此篇不写。”（卷四九，叶二十四）查天图稿本，萧氏《续后汉书》紧接郝氏《续后汉书》，与台图稿本眉批合。又如，郝经《续后汉书》提要后原为《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季汉书》、《晋书别本》四篇提要，之后为《南北史合注》，其中《宋史纪事本末》提要首行有眉批云：“以下四篇不写，接写《南北史合注》。”此后四篇提要天头又有“抽去”、“抽去不写”（卷四九，叶二十八至三十三）等字样。今查天图稿本郝氏《续后汉书》后果然紧接《南北史合注》，而上述四篇已调整至卷四九纪事本末类。再如，《南北史合注》后原接《明史纪事本末》，其后为《历代史表》，后接《绎史》，之后为《后汉书补逸》。其中《明史纪事本末》提要首行有眉批云：“接写《春秋别典》三篇”（卷四九，叶三十五）；《绎史》提要首行眉批作“不写”（卷四九，叶三十七）。天图稿本此处提要依次为《南北史合注》、《春秋别典》、《历代纪事年表》、《钦定续通志》、《历代史表》、《后汉书补逸》，与台图稿本批语所示一一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天图稿本之篇次与最终刊行之浙本、殿本已基本一致，并无太大出入。由此可见，台图稿本上的修改，即从四十六年二月到四十七年七月间的修订，是《总目》汇集成稿以后，篇次调整幅度较大，基本趋于定型的阶段。

其次是内容方面。台图稿本文字方面的修订意见，亦均为天图稿本所吸收。

如台图稿本《春秋编年举要》提要原文云：“明杨时伟撰。时伟字去奢，号臝孙，长州人。”其中“字去奢号臝孙长州人”一语由硃笔改为“有《正韵笺》，已著录”（卷四八，叶十九），检天图稿本文字与硃笔所改者同。又如台图稿本《契丹国志》提要原文有云：“又卷首契丹始末内载其主以骷髅化形治事，及载野猪头等事，尤为荒唐无据。”此句由墨笔涂去，且首尾有删除符号（卷四九，叶二十一）。今查天图稿本相应部分，即无此语。

在两稿本共有的部分中，类似的文字修改情况并不多见，但已经可以证明天图稿本在内容上亦遵从台图稿本之修订意见。

再次是行款方面。台图稿本每行二十一字，而除个别文字需提行顶格书写外，通常情况下每行开首两格空缺，即每行实际通常为十九字，天图稿本亦与此同。而台图稿本中有眉批提示重新抄写部分内容时需调整行格，这些意见在天图稿本中亦得到了体现。

如台图稿本卷四九《大金国志》提要，眉批云：“廿格写。”（叶二十二）次叶又有眉批云：“用廿格写。”（叶二十三）今检天图稿本此篇提要每行即为二十字。又如，其后萧常《续后汉书》提要共三条眉批，首条眉批曰：“照原格写。”（叶二十三）之后两则眉批为“用廿格写”（叶二十四A面、二十四B面），天图稿本此提要首叶每行即为通常之十九字，之后两叶则每行皆二十字。再如，郝经《续后汉书》提要始自叶二十五B面倒数第2行，至叶二十八A面第4行止，首行眉批“照原格”，天图稿本此提要起讫页码、行格与台图稿本全同，每行亦为十九字。又《历代史表》提要开首有眉批“廿一字写”（叶三十六A面，后涂去），正文中每廿一字有一顿号，以提示抄写时换行，至同叶B面末行“以前唯后汉书有熊方所补年表”云云有眉批“此一行二十二字”，天图稿本前半叶每行二十一字，后半叶即始自“以前唯后汉书有熊方所补年表”，且此行确为二十二字，其余诸行皆十九字。可见天图稿本之行格完全依据台图稿本之批语。

综合以上三点，天图稿本在篇次、文辞上全面吸收了台图稿本的修订意见，且完全根据台图稿本批语所提示之行格进行抄录，这反映出二者存在明显的源流关系。那么，天图稿本会不会就是根据台图稿本修订后的本子直接抄录的呢？事实并非如此。

（三）台图稿本最终修定的文字与天图稿本底稿仍存在少量差异，说明二者并非直接源流关系。

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上节已经引用的两稿本中《契丹国志》的提要。台图稿本那篇提要上并没有修改、增补的痕迹，而到了天图稿本结尾则多出了一大段评论。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详见表3：

表中划线部分为两稿本存在差异之处。其中所涉及的三部史籍，在台图稿本中皆为著录之书，至天图稿本中改为存目之书；而这三段提要，在台图稿本中并无修改痕迹，到了天图稿本中却变成了另外一番模样，显然都是在由著录改为存目后，评价发生了变化，文辞也随之进行了调整，这样的调整在台图稿本中尚无踪迹。

除了提要内容的不同，两部稿本在某些细节上的差异也值得指出。其一，二者每类结束后之小结区别明显。如编年类存目卷末，台图稿本云：“右编年类三十七部七百四卷，皆附存目。”（卷四八，叶二十二）天图稿本底稿则作：“右编年类三十九部八百七十二卷（内一部无卷数），皆附存目。”别史类卷末，台图稿本云：“右别史类二十三部，一千三百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卷四九，叶四十）天图稿本底稿则作：“右别史类二十部，一千六百六卷，皆文渊阁著录。”二者著录书籍总部数、卷数皆有差异，这是台图稿本修订时改换分类及篇次的结果，但台图稿本在类末小结中并无改动，天图稿本所记数字显然并非抄自于此。其二，二者著录书名、卷数、版本来源略有不同。如台图稿本所见《宋元通鉴》一书，书名并无改动痕迹，到天图稿本中则已称《宋元资治通鉴》。按《宋元通鉴》一名亦见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以前汇集成稿的《初次进呈存目》，《初次进呈存目》为《总目》之雏形，由此可见《总目》早期称名较为随意，至四十六年二月成稿之台图稿本尚且如此，其后方才统一，自天图稿本以下直至浙本、殿本《总目》皆称《宋元资治通鉴》。又如《宋史纪事本末》一书，台图稿本著录版本为“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卷四九，叶二十八），并无改动，而天图稿本则作“二十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显然已对著录版本进行过调换，查浙本、殿本《总目》皆与天图稿本同。再如《历代史表》，台图稿本作“五十七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卷四九，叶三十六），天图稿本则作“五十三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浙本、殿本《总目》与天图稿本同，按此书未见有五十七卷本，台图稿本所记卷数恐误，然其上并未改正，天图稿本则已无误。

以上例证皆可说明，台图稿本与天图稿本并非直接的源流关系，其间至少还有一个本子作为中间环节。结合上节有关台图稿本修订时间下限的考证可知，这一中间环节应该就是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正式进呈的本子。台图稿本（及原同属一部稿本的上图、国博稿本）修改完成后，相关内容被重新抄入四十七年再次进呈的本子中，此后的修订即在四十七年进呈本上进行。而这些修订与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间在台图稿本上所作的修改相比，显然要少得多，并没有结构的变化，而只是局部的微调，这些修改意见在五十一年方才抄入天图稿本。在此之后，馆臣在天图稿本之上又有修订，这项工作可能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以后；而目前所知修订时间最晚的稿本是国家图书馆所藏《总目》稿本，此当为乾隆五十七年以后的修订本。夷考天图稿本及国图稿本之修订内容，不难发现，其中主要是文字的增损、修饬及个别篇目的调整，而诸如分类、分卷、著录存目等整体架构则已与最终付梓的浙本、殿本《总目》并无太大区别。

通过对台图、天图两部稿本加以对比、分析，我们对《总目》一书编纂修订的过程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总目》初次进呈之时，各项工作尚属草创，并未成熟，在体例、分类、卷次、篇目、著录存目之区分等诸多方面，均与后来之定本存在较大差异。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之间，馆臣对《总目》的上述方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整、修订，这也是此书成稿之后改动幅度最大的一次，就此确立了《总目》的基本规模与架构，其成果反映在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再次进呈的本子中。后来在四十七年进呈本之上又有所微调，不过动作不大，改定结果保留在乾隆五十一年抄成的天图稿本之中。此后《总目》虽然在文辞内容等方面仍续有增损，但始终未能跳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以前奠定的基本格局。

（编辑：虚文  排版：方圆）

选自《文献》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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