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升：《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及主要内容
编者按
《四库全书考证》作为《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校勘成果的汇总，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该文通过爬梳文献，厘清《考证》 的编纂乃是经纂校官签改，再经总纂、总校、总裁裁定，选定黄签，粘贴于进呈本之上，再由编次黄签考证官汇集。但应该注意到以下三点：《考证》只是校签中的黄签，不能涵盖馆臣所有的考证成果；《考证》收录书籍仅一千余种，远不及《四库全书》收书规模；《考证》收录书目、归类与《四库全书》存在出入。
《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清王太岳、王燕绪等辑。作为《四库全书》重要的衍生品，《四库全书考证》是四库馆编次黄签考证官汇编、加工《四库》书中的黄签而成的。乾隆曾颁下谕旨要求将此书与《四库全书总目》一起置于《四库全书》之首，可见乾隆对此书之重视。不过，与《四库全书总目》广泛受到重视相比，《四库全书考证》却很少受人关注（甚至很少学者引用，遑论研究）。这是为什么呢？为了回答此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及其主要内容。
一、黄签
1、什么是黄签
四库馆中一般的校签，都是白色的纸条，而黄签是指选取原有的校签中较合适的，用黄纸誊抄清楚，粘于进呈本相应校改之处的眉端，专供进呈御览之用的校签。可见，黄签是特殊的校签，有特殊的含义。这些黄签，相当大一部分都被收入《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中。
据李国庆介绍，天津图书馆所藏文渊阁底本《公是集》眉端保存稀见的四库馆臣批校签语，展卷可见批校无处不有，每条均工笔书写、粘贴整齐，取校是书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文俱改，据此推知，此书是文渊阁《四库全书》誊清时所依据的本子，故名文渊阁底本。以上所说的校签实即黄签，而此书是四库馆誊清本（格式完全同《四库》正本），说明黄签是贴于誊清本上，以供进呈的。《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鉴赏图录》收有此书的书影一页（原书首页），题：公是集五十四卷，清四库全书馆写本。此页贴有两纸黄签，书写很工整，其中第一条为：“第一页前四行 案：攽序云：古赋归之内集，律赋归之小集。今既编为一集，古赋存者仅七篇，列之于前，而律赋则列之于后。其余各体俱不复存内集、小集、外集等细目。”也就是说，四库本将《公是集》的内、外、小集均编成一集，不复细分。因此，古赋、律赋也自然不另分入不同的集中，而均列于开篇。这种改变比较重要，馆臣特通过黄签加以说明。第二条为：“一页后一二行 案：《宋史》敞本传：举进士，廷试第一，编排官王尧臣其内兄也，以亲嫌自列，乃以为第二。此谓使予居天下第一，应指此事。”此条并无校改，只是解释原文之蕴意。
我们知道，校签一般是附贴在底本或稿本之上的，以指明应改动之处及如何改动。但是，四库馆黄签都是贴在进呈本（即定本）之上的，相应的原文已作过改正，而这些黄签只是指明在原书什么地方作过什么改动，依据是什么，似乎有些多余。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在四库馆中，黄签的主要作用是：其一、表明馆臣校对认真，有成绩；其二、表明这些校改的最终裁订权是在乾隆手上（这只是一个姿态，并不表示或希望真正需要乾隆作什么具体的改动）。所以，抄成的定本（进呈本）要附上黄签。
至于黄签粘贴的位置，据“军机大臣等奏将发下《通鉴纲目续编》拟改各字黏签呈览等事片”（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载：“臣等将发下《通鉴纲目续编》，遵照皇上阅定二册，于各册内悉心酌核，谨将拟改各字用黄签注明黏贴，并于书头黏签标识，恭呈御览。”可见，黄签一般是粘贴于相应校改之处的书眉。例如，据光绪年间的官僚王颂蔚入值枢院时所见的列传部分《明史》可知，进呈本为蓝面册《明史》列传，列传首尾略具案语，用黄签粘于书之上方，人名地名改译和修改处用黄签粘在原文上。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底本《大清一统志》一册，正文内容有四库馆臣墨笔圈画手迹，天头眉端有四库馆臣黄签批语，合计十余处。
2、黄签的选定
一般来说，《四库》书经纂修、分校、覆校等校办后，粘贴校签，然后经由总纂、总校、总裁等审核，酌定、认可其中的一些校签，并从中选取一些写成黄签。可以说，黄签是校签的精选。那么，为何要作选择呢？因为：其一、原签太多，不一定都签改得当。其二、签改得当的校签也太多，不可能都抄给乾隆看。其三、原签涉及校书的方方面面，如顺序调整、文字、内容、格式等，不一定都适合在进呈本中出签（因为与底本不同）。例如，《四库全书考证》“唐储光羲诗集”中有考证文字错误十数条，然其中只有“卷二，同王十三维偶然作，黄河流向东，原本流东二字互讹，据《全唐诗》改”一条在翁方纲提要稿中有所体现，其余则不同。这说明，翁氏所签，并非都能入《考证》。
黄签是何人选定的呢？原书的校签中选取何者抄成黄签呢？这应是总裁或总校选定的，而且往往选的是其中考证正确、证据充分、有代表性的校签。
大典本黄签的写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纂修官初拟（一般的校签），总纂审阅（间有修改），总裁阅定（选定何者入黄签），校勘处对选定者作修补，誊录再抄成黄签，贴于进呈本中。
至于非大典本之书黄签的写作程序，可能是这样的：纂修官校正粘签，分校再出校签，复校再核对，并添加校签，总校、总裁对分校、覆校的校签作审订，选取其中的抄成黄签。据叶启发《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来斋金石刻考略三卷（稿本，朱筠签校）”载：“卷上第三十三页右一行有粘签云：‘原本柬讹束，据囗字记改囗。五页后四行。’右二行有粘签云：‘囗喙，原本喙讹家，囗石文字记改囗。十五页后五行。’又第三十七页右九行有粘签云：‘囗囗荧泽令，按《隋书·地理志》作荥。何焯云，荧荥古人囗。姑仍原本。四十页前八行。’卷中第十三页右七行有粘签云：‘开元十四年，原本脱四字，衍月字。据金石文字记增删。十四页前八行。’第十五页右一行有粘签云：‘天宝二年，原本阙二字，据金石文字记补。十六页前五行。’卷下第十页左四行有粘签云：‘曰刚，原本刚讹网，据石墨镌华改。十一页前七行。’各签上均盖有黄签二木字朱记。仲兄定侯谓此书为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福建巡抚所呈进，分由笥河编修校办。编修加以考订，粘签后移送黄签考证官王太岳、曹锡宝，二人于编修原签上加盖黄签二木字朱印，以便抄录。时别以黄纸誊录签注，粘于抄本之上，以备呈进御览。后经发还，为编修所得者。余细阅签条上所注文字，异同之处与此稿相合，而所载页数行次则不相符。盖此系福建呈进之原稿，当时于例先缮副本，送校办之人考订签注，后再另缮正本，而以黄纸誊录考订签注之语，粘贴其上，呈进御览。副本及呈览之本行次与此原稿本不同，此签条则为编修移副本上所粘者贴于此呈进原稿本之上，故页数行次互异。签条上端均缺坏不全，其为揭签移粘时所毁损，毫无疑义矣。粘签上所称原本讹脱阙误之处，此稿本无不与之同，是其明证也。……家又藏有明刘锡元扫余之余四本，书首亦有翰林院大方印。书中送徐肩虞守济南序……，均已裁割，粘有黄色粉纸签条云：‘此处抽毁。’系呈缴抽毁禁书可证。此书黄签木印记之来历也。”“慎子一卷（四库馆抄本）”载：“清乾隆三十七年修《四库全书》，各省采辑及私家呈进之本，均由四库馆缮书处先行录副，送纂修诸臣考订粘签，再缮录正本，以黄色纸签钞誊签注按语，粘贴其上，赍呈御览。”笔者认为，以上关于黄签的描述是目前为止最为详细的。上述签条应该不是纂校官最初的出签，而是修改过的校签，因为它们已经非常接近于黄签的内容：包括原文如何，校改依据，校改之处的页、行数。“原文”指原稿本，此校改的是誊清本，故单引号内所标的誊清本页、行数，当然与原稿本的页、行数（在单引号之外）不同。但是，这些校签与一般黄签的内容也有不同：黄签标示页、行数一般是在签条的开头，而这些校签的页、行数在末尾；表述不规范，如《金石文字记》，写作“字记”、“石文字记”。因此，这些校签只是从初次校签到黄签的过渡。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可以据此推断黄签办理的流程：原稿本由纂校官校办后，其中的校签被裁定认可，经纂校官修改，再回贴于原稿本上，加盖“黄签”朱记，然后誊录成黄签粘贴于誊清本（进呈本）上。此外，前引《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所述，还有两点需注意：其一、黄签也用于签记抽毁、禁毁情况。其二、黄签的选定者应该是总裁、总校，而不是黄签考证官王太岳、曹锡宝（参下文）。
一般来说，选取中的校签要加盖“黄签”木记。这些盖印的校签，自然要被揭下重抄成黄签，然后贴于进呈本中，而揭下的原校签可能并不再回贴于原底本之上，所以，目前《四库》底本中所见之校签就很少有加盖“黄签”木记的。进呈本返回之后，黄签考证官将这些黄签从进呈本中揭下，登录入《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之后，再将这些黄签又重贴于原稿上，因而其页数、行数（是针对进呈本而言的）与原稿本就不相符。
3、黄签的加工
在选定之后，有的校签在抄成黄签之前还需经过加工（一般应该是出签者本人作的），主要是补充考证材料，因为原来的校签写得相对较为简单。我们在现存《四库》底本中看到的校签其内容一般较少，但是，《四库全书考证》所收的一些考证内容则较多，如《四库全书考证》卷三十“史部·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李焘撰。原表。案：李焘撰《长编》，先后凡四次表进，此乃乾道四年进建隆至治平五朝事迹所上之表，其余三次原表，《永乐大典》内徧检未得，盖已亡佚矣。”卷三十二“史部·东观汉记”载：“《东观汉记》，汉刘珍等撰。原序。案：罗愿此序载《文献通考》。维时《东观汉记》祗存八篇，至元时遂全佚，今所裒辑者，已与序语不相符合，以其为本书原序，故仍冠卷端。”可见，选定的黄签后来应该作过一些修改，如前述的校勘处修补。
至于黄签修改的内容，可以从目前所见《四库》校签与黄签的区别得知：其一、黄签已根据总纂、总裁的意见对校签内容作修改。例如，纂校官出签时，有时会使用拟改、疑、酌改等商量性的表述，其用意即是希望总裁等作裁定。黄签是经过认可的校签，这些商量性的表述当然就不需要了。其二、黄签一般会标明校改在进呈本的位置，方便乾隆检阅。在编入《四库全书考证》时，这些位置信息均已删去（因为没有必要）。而一般的校签是粘贴在相对应的原文之上的眉端的，所以不用标明位置。其三、黄签增加了校改的依据。如：某字讹，据某某改为某。一般的校签只指出需改动之处及如何改动，不出依据。但黄签是为了让乾隆看的，所以要补上校改依据。其四、黄签是为了进呈御览的，故书写工整。原校签书写较草，这从《四库》底本校签可以明显看出。其五、黄签是用黄纸条写的，而一般的校签是用白纸条写的。
可见，黄签是精选的校签，而且是经过加工的校签。
二、《四库全书考证》的编印
如前所述，《四库全书考证》是《四库》编修的副产品，是在修《四库》过程中顺带编纂的。据“谕内阁着总裁等编刊《四库全书考证》”（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载：“昨四库全书荟要处呈进抄录各种书籍。朕于几余披阅，见黏签考订之处，颇为详细。所有各签，向曾令其附录于每卷之末，即官板诸事，亦可附刊卷尾。惟民间藏板及坊肆镌行之本，难以概行刊入，其原书讹舛业经订正者，外间仍无由得知，尚未足以公好于天下也。前经降旨，令将四库全书总目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并着该总裁等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刊流传。既不虚诸臣校勘之勤，而海内承学者，得以由此研寻。凡所藏书，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钦此。”乾隆的意思是，所有的考订（进呈本中所贴之黄签），写得非常好，之前曾要求附于各卷卷末，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这些考订，以便改正民间的传本，要求编辑这些考订为《四库全书考证》，和《总目提要》一并刊行。可见，《四库全书考证》是汇编上述的黄签而成的。
武英殿四库馆有专门办理抄录黄签的地方，即黄签考证处，又可称为黄签处、考证处。具体负责编辑这些考订的是四库馆中的编次黄签考证官。《四库总目》职名表中开列的黄签考证官有两人，即：王太岳、曹锡宝。不过，《四库全书考证》（聚珍本）全书总目后开载：“纂辑官：王太岳、曹锡宝；原纂官：王燕绪、朱钤、何思钧、仓圣脉、杨懋珩、缪琪。”可知，编辑《四库全书考证》一书，除王太岳、曹锡宝外，还有王燕绪等六人。据《四库》职名表可知，王燕绪等六人均为武英殿四库馆总校官。那么，纂辑官与原纂官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笔者推测，这些总校官应该是最初选定黄签之人（原纂官），而王太岳、曹锡宝只不过是将进呈本中的黄签搜集起来，编成《四库全书考证》。据“大学士于敏中等奏请将《荟要》覆校改为分校并添设总校二员折”（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载：“……臣等公同商酌，应请添设总校二员，专司其事。凡各分校已校之书，汇交提调登册，由提调分发两总校，细加磨勘，分别功过，改正舛误，登列黄签，并各书衔于上，以专责成。”可见，选定（登列）黄签是总校的工作。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乾隆要求将来《四库全书考证》编成时，将其与《四库总目》一起置于《四库》之首：“此次所进《总目提要》，并王太岳、曹锡宝所办黄签考证，将来书成时，俱著列于《四库全书》之首。钦此。”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四库全书考证》编成，据“质郡王永瑢等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告竣呈览请旨陈设刊行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载：“……又《四库全书考证》，亦据纂修官王太岳、曹锡宝等汇总排纂，编成一百卷，装作十函，理合一并进呈。……其《总目提要》及《考证》全部，臣等均拟缮写正本，于文渊阁中间东西御案上次第陈设。此系全书纲领，未便仍分四色装潢，应请用黄绢面页以符中央土色，俾卷轴森严，益昭美备。”随后，《考证》一书被抄成七份，与《四库全书》一起分储七阁。
在《四库全书》编修期间，四库馆应刊之书（除初刻四种外），原计划都是用活字印行的，但是，有的书太大或有图，摆印太麻烦，馆臣提议将这些书改用雕板印刷。据金简等“为奏闻事”（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载：“窃查办理四库全书处交到应用武英殿聚珍版排印各书，其卷帙浩繁如《旧五代史》、周必大集等书，摆印需时，必致多刻木子。前经臣董诰奏明拟刊整板，业蒙允准在案。查自乾隆三十九年起扣至本年十二月，其摆印过书七十种，现在陆续交到者约计四十余种，内中除有图者五种应刊整板，其篇帙在四、五十卷者，现俱交总校彭绍观随校随摆，此外有自六、七十卷至百卷以上者十余种，即交总校刘跃云专司校阅，刊刻整板。如此分别办理，则应摆、应刊各书，自可与缮写处《四分全书》后先蒇事。”《四库全书考证》有一百卷之多，而且是在乾隆四十七年才编好，自然应用雕板印刷。不过，据“军机大臣和珅为奉旨垂询《通鉴辑览》《全书考证》刻板刷印事致四库馆总裁函”（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载：“……王太岳等所办《全书考证》，曾否刻板？如尚未动工，即用聚珍板排印。钦此。”可知，乾隆五十一年此书又临时改用活字印刷（此活字本后收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这是为什么呢？笔者推测，其时四库馆已闭馆，需要活字印行的书已不多，聚珍馆任务不重，所以可以承接摆印一些大书。
三、《四库全书考证》的主要内容
《四库全书考证》将所收的一千一百多种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分别对其进行考证，包括文字、顺序、内容等的辨误订正。其所收的考证，是广义的校勘，既包括讹、衍、阙、倒置等一般问题的校正，也包括史实、观点等的校正。兹分述如下：
其一、讹错。这种改动最多。例如，《考证》卷三“御纂周易折中”载：“卷二，同人于野集说与人同者物必归焉。刋本焉讹之，据序卦传改。”卷五“书集传纂疏”（元陈栎撰）载：“（卷一）方命圯族集传楚辞言鲧婞直。刋本婞讹悻，据蔡传及楚辞改。”卷六“毛诗注疏”载：“卷三，报我不述。笺云：不循，不循礼也。刋本上循字讹述，据宋本改。”
其二、缺、脱。例如，《考证》卷一“易小传”（宋沈该譔）载：“卷二，上泰六五，坎中男。刋本阙男字，今补。”“厚斋易学”（宋冯椅撰）载：“上古结绳而治。注，龚氏曰、郭子和曰。案：二条原本缺，今据《义海撮要》及《传家易说》补。”卷四“书传”（宋苏轼撰）载：“（卷五）雷夏既泽。传，雷泽在济阴城阳县西北。原本脱阳字，据孔疏増。”
其三、衍。例如，《考证》卷三“叶八白易传”（明叶山撰）载：“（卷九）明夷卦。传，浊世不可以富贵也。原本贵下衍乐字，据《文选》删。”卷四“尚书要义”（宋魏了翁撰）载：“卷五，宗彝条以五采，成此画焉。原本采讹色，又成下衍采字，并据孔疏改、删。”
其四、倒。例如，《考证》卷一“横渠易说”（宋张载撰）载：“附录，‘横渠先生行状’：变化气质之道。刋本阙气质之三字，据《张子全书》补。”“易小传”（宋沈该譔）载：“卷三，上噬嗑六五。传：位尊民服。刋本位尊二字互倒，今改。”卷四“书传”（宋苏轼撰）载：“卷十七，皆布乘黄朱。传：陈四黄马朱鬛。原本黄馬二字互倒，据孔传改。”“尚书全解”（宋林之奇撰）载：“（卷八）阳鸟攸居解意雁之南翔所居故取以为地名。刊本所居下衍地名二字，以为下脱地字，今删、増。”
其五、纠正事实、史实之误。例如，《考证》卷一“周易窥余”（宋郑刚中撰）载：“（卷二）九二。注：李鼎祚谓坤为户，乾为百，三爻故为三百户。案：《易集解》，此系虞翻说，今竟作鼎祚，似误。”“卷四，大有初九。鼎祚《易》谓：比初动成屯。案：此系虞翻说，非鼎祚。”
其六、解释文意、书旨，或对文中的观点提出纠正、批评、补充或解释等。例如，《考证》卷一“读易详说”（宋李光撰）载：“卷一，乾彖，说圣人作易之意，首立乾坤两卦，以明君臣之大分。案：光《易说》专引史事明《易》，此二句已括全书之旨。”“六四，说盖坤之六五，非女君则摄主也。案：六五爻象，文言皆无贬辞，李氏拘于君臣之说，故曰非女君则摄主。本爻实无此义，此盖本程传。李氏舜臣曰乾之九五，尧舜之君也。坤之六五，皋陶稷契之臣也。斯为得之。”“周易窥余”（宋郑刚中撰）载：“卷一，屯彖，注：荀爽謂屯本純坎，初升二，二降初，是皆刚柔之变。案：李鼎祚《易集解》载荀爽曰：此本坎卦，下有案字，则初六升二九，二降初，係鼎祚之説。今概冠以爽謂云云，似欠明晰。”“易说”（宋赵善誉撰）载：“卷二，临卦。说：惟九二之象，曰未顺命也。最为难解。案：未顺命也，苏轼曰：四阴在上，负其强而未顺命，故咸临之则吉。梁寅曰：四阴党盛，尚未顺命于阳也。此所载诸说俱不如二说为安。”“易传灯”（宋徐氏撰）载：“卷一，三代制度篇。文王作《易》该三代制度，以为《易》象，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驱，兹见玉田，不合围之礼。案：《易》爻辞，孔颕达以为周公作，今徐氏以为文王作，盖用《参同契》之说。宋儒若李过、李舜臣、冯椅皆主此义。”卷二“易学变通”（元曽贯撰）载：“卷四，恒卦。恒之六爻，无有能尽恒之道，何也。曰：不特恒也，虽咸亦然。尽咸之道者，惟圣人感人心而和平，乃为咸之正。尽恒之道者，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乃为恒之至。案：此义前儒皆未之及。”
另外，《考证》中的每条考订一般都会标明校改依据，但也有个别没标明，大概是得之理校之故，例如，《考证》卷三“易义古象通”（明魏浚撰）载：“卷二，蒙，六二。注：三动则成巽。原本巽讹兑，今改。”“卷三，随上六。注：上体兑，西方之卦。原本方讹山，今改。”“卷六，损初九。注：犯天下不韪而损其名。原本韪讹讳，今改。”“卷七，革九三。注：二已日至于三，已经三番筹划。原本画讹害，今改。”“周易像象述”（明吴桂森撰）载：“卷一，乾九二条。注：然内外总一体。原本外讹卦，今改。”“易用”（明陈祖念撰）载：“卷五，健顺章吉，事必有禨祥。刊本禨讹机，今改。”
关于《考证》一书的内容，我们还应注意如下几点：
1、在抄入《考证》时，编辑者应该又对黄签作过一些修改。例如，黄签上所标的某页某行，对《考证》一书而言无意义，在抄入《考证》时就均删去，而改标原文的卷次、篇名及原句，据《考证》卷一“周易注疏”载：“卷首上，伯授太山毛莫如，案：毛，《前汉书》作屯。卷一，乾卦文言疏或在事后言之，刊本言讹者，据毛本改。”因为《考证》不附原书，只有这样标示才能让读者清楚其校改对象。
2、进呈御览后，黄签被揭下来抄入《考证》。考证官在删去黄签标示的页、行数的同时，要补充上原书的篇名等出处信息，所以考证官必须看原书。有时，考证官为方便核对，可能会将黄签贴回原稿本或底本（但绝大部分没有贴回）。因为黄签的页、行数是针对进呈本而言的，所以其与原稿本或底本的页、行数就不相符。
3、编成《考证》一书，本意是为了让民间可据此参考改正相关书籍，但是，该书又不收每条考证，因此，《考证》的参考价值是颇有限的。例如，某一书，《四库》本改动了数十处，而《考证》只收其中的十数条考证，那么，民间可参考的就只有这十数条考证。
4、《四库全书考证》是修《四库》的副产品，所考证的书应该都收入《四库》，但是，据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钦定四库全书考证”条载：“谨案：……考此书体例，本按《四库》所收经史子集各种，考证异同得失。乃经部载有《易韵》、《增修书说》、《仪礼经传通释》暨《续编》、《春秋条贯篇》、《春秋遵经集说》、《中原音韵》、《古音骈字》既《续编》；史部载有《季汉书》、《闽学源流》、《水经注释、附录》、《史义拾遗》；子部载有《小心斋札记》、《问学录》、《广治平略》、《余冬序录》、《戒庵漫笔》、《广事类赋》、《玄学正宗》、《简端录》、《天官翼》；集部载有《琼琯集》、《双江集》、《三易集》、《鬲津草堂集》、《哄堂词》、《后村别调》。共二十八种，皆出《四库全书》之外。虽其中亦有《总目》附存其目者，究非《四库》著录之书也。”可见，《考证》所收之书，并不都在《四库》及《总目》中。此外，该条还谈到《考证》与《总目》归类不统一、书名不一致等情况。
5、《四库全书考证》所收只是校签中的黄签，但也不是所有的黄签均收。前引叶启发《稿本华鄂堂读书小识》“来斋金石刻考略三卷（稿本，朱筠签校）”所提到的那些加盖了“黄签”二木字朱记的校签，只有“开元十四年，原本脱四字，衍月字。据金石文字记增删。十四页前八行”一条在《四库全书考证·来斋金石刻考略》中有反映，其余均未见记载。另外，前述天津图书馆藏《公是集》有两纸黄签，但《考证》根本就没有收《公是集》，当然也就没收这两条黄签。
6、《四库》本书末或卷末所附之考订与《考证》一书所收的考订均是来源于黄签，但两者所收多有不同。换言之，《四库》本书末或卷末所附的考证，一般都不收入《考证》一书中。既然都是对同一书的考订，而且均出自于黄签，为什么《考证》所收绝大多数条目与《四库》本所附“考证”不同呢？笔者推测其原因是：编纂者有意避免《四库》本所附“考证”与《考证》所收黄签重复，例如，《四库》本《缘督集》只有卷六末附考证一卷，而《考证》收《缘督集》的考证却是从卷七开始，前六卷均无考证。又如，《考证》所收《灊山集》三卷均有考证，其中卷一共六条，而四库本《灊山集》原书只有卷一末附“考证”四条，而且两者所收的条目只有一条是相同的。这相同的一条，《考证》为：“次韵胡明仲见寄：去年玉笋班，仰视见櫑具。原本櫑讹礧，据《汉书》改。”《四库》本所附“考证”为：“第六页前八行，櫑具，原本讹作礧具，按：櫑具乃剑首之饰，出《汉书·隽不疑传》，今考正。”两者的考订略有不同。它们所参考的黄签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其考订会有不同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黄签在抄入《考证》及《四库》本所附“考证”时分别被加工过。
可见，《考证》一书所收是非常有限的，不但对黄签是如此，而且对一般的校签更是如此。因此，乾隆虽然将《考证》与《总目》并列在《四库》之首，极为推重，但其影响并不大，根本无法与《总目》的影响相提并论。不过，笔者认为，《四库全书考证》尽管不能涵盖馆臣所有的考证成果，但仍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一、将一千多种《四库》书的考证汇编在一起，方便检阅和利用。其二、《四库全书考证》所收的考证多经加工过，往往较详细（如加入校改依据等）、可靠。其三、《四库全书考证》与四库本书后或卷后所附考订多不重复，两者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
综上所述，四库馆开馆期间《四库》书的考订，经历了从校签到黄签再到《考证》的过程：先经纂校官签改，再经总纂、总校、总裁裁定，选定黄签，粘贴于进呈本之上，再由编次黄签考证官将这些黄签编成《四库全书考证》一书。在每个阶段，校签都有可能被加工、修改过。可以说，《四库全书考证》中的考订，是众多馆臣合作的成果。因此，尽管相对于所有《四库》书的所有考订而言，《四库全书考证》所收很有限，但其文献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编辑：鄙人琚琚 排版：方圆）
选自 | 《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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