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彭：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

内容摘要

王士禛《分甘馀话》记载，《通志堂经解》书版在康熙年间“收贮内府”，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发上谕宣布内府对此书补刊完成。通过胡季堂等人的记载，发现此书版曾存贮于苏州织造局；更鲜为人知的是，《通志堂经解》在内府补刊之前，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三十九（1774）年间，由胡季堂等人出资进行过补刊整理。

作者简介：

杨国彭，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胡季堂（1729—1800），字升夫，号云坡，河南光山人。初由荫生入仕，授顺天府通判，调至刑部任员外郎，后升任郎中。乾隆三十一年（1766），出任甘肃庆阳知府，旋又升任甘肃按察史。三十六年，调任江苏按察使，次年兼署江苏布政使，三十九年，晋升刑部右侍郎，兼管顺天府。四十四年，升任刑部尚书。六十年，调任兵部尚书，受理户部三库。嘉庆三年（1798），授直隶总督，赏戴花翎。翌年，加封为太子太保，首劾乾隆宠臣和珅二十条大罪，和珅由此被诛杀抄家。

胡季堂作为清代名臣，其事迹多为后人传道，鲜为人知的是，他曾与清代第一部大型的儒家经学丛书《通志堂经解》（以下简称《经解》）产生过密切联系。历史上，此书在刊刻及流布过程中，产生了诸多争论和谜团，其中之一便是其书版的流传去向问题。本文梳理《经解》在乾隆五十年（1785）内府补刊之前的贮存状况，以及胡季堂等人对此书的整理情况。

一、《通志堂经解》书版的流传

（一）《经解》刊成于昆山

《经解》系徐乾学所刻，已渐成为学界共识。笔者又发现一则材料，对于论证《经解》的具体刊成时间、地点具有关键作用。被称为“淮上三子”之一的淮安人戴晟（1659—1735），著有《寤砚斋集》二卷，内有一篇行略是为其亡友刘修所作：

亡友刘君予吉行略（辛未）

君讳修，字予吉，其先吴郡人……（刘君）至辛未八月十一日病几一载而没，距生丙申十二月十八日得年三十有六……君平生无他好，独好书籍。闻人间有未见书，必往借抄刻，期而还，不少爽。方陈莘学说传是楼《经解书目》，便欣然神往，以为得此数百卷，吾手可以神矣。每有昆山人来，必问《新刊经解》何时出。今其书已行世，余购得之，君已下窆，可慨也夫！[1]

此文作者戴晟字晦夫，号西洮，与刘修同乡，他曾从黄宗羲游，并得刘宗周之学，以学行闻于时，根据戴晟的生卒时间，可知文中刘修所卒年份“辛未”指的是康熙三十年（1691）。刘修向昆山人问询《经解》的刊刻情况，表明《经解》的刊刻地点是在昆山；刘氏卒于辛未（康熙三十年）八月十一日，直到去世也没有见到《经解》刊出，而恰巧在他去世之后不久，《经解》刊行于世，戴晟辛未年撰行略一文时称已购得此书。据上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经解》的刊成时间是在康熙三十年八月前后，其地点正是在昆山。[2]

（二）内府收贮《经解》书版

《经解》刊于昆山，印版最初自然储于徐乾学家，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的《分甘馀话》曾记载：

海盐胡震亨孝辕辑《唐诗统签》……康熙四十四年，上命购其全书，令织造府兼理盐课通政使曹寅鸠工刻于广陵，胡氏遗书，幸不湮没。然版藏内府，人间亦无从而见之也。昆山徐氏所刻《经解》多秘本，仿佛宋椠本，卷帙亦多，闻其版亦收贮内府。[3]

康熙四十四年（1705）圣祖南巡，三月，“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4]，七月初一日，曹寅在奏折中说：“臣即将《全唐诗》及《统签》按次分与，皆欢欣感激，勤于校对。”[5]可证《分甘馀话》作者王士禛所闻圣祖命曹寅刻《唐音统签》之事正发生在南巡之时。他又听说《经解》书版“亦收贮内府”，审其语意，此事似与曹寅刻《唐音统签》发生在同时。王士禛在《经解》尚未刊成之时，即已得书数种[6]，说明他对徐氏刊《经解》颇为关注，其记载是可信的。考察此次南巡中圣祖的行迹，他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南巡，幸苏州，并亲临徐乾学家之遂园，又追赐徐乾学“耽述古学”匾[7]——此四字显然是在表彰徐乾学的经学贡献。可以推断，王士禛所闻内府收贮的《经解》书版，很可能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圣祖第五次南巡之时，昆山徐家进呈的。

（三）《经解》书版存贮于苏州织造局

在康熙朝的档案史料中，并未见到与王士禛记载相印证的文献，那么，书版从徐家进呈到的“内府”具体是何处呢？胡季堂《培荫轩诗文集》中有一则序文，其全文如下：

补刊《徐氏经解》序

昆山《徐氏经解》刻于康熙十二年，学古之士用藉津梁，以济渊海，偻指周星。仅过百腊，而传是楼中竹素缣缃荡然羽化。此板归织造府，亦复漫漶残缺，不经刷印有年矣。余尝与学使彭公、观察袁公论事及此，念我朝稽古右文，旷轶百代，皇上于制科之外，特征通经之士，优擢侍从，此后德音叠沛，广求遗书，开四库之馆，以成古今未有之钜观。上方赐膳，尚书给札，编纂者百员，缮录者千指，各省督抚承诏购募，凡故家之箧衍，寒畯所传钞，虽郢书燕说，寸纸尺蹏，莫不装潢投献，重埒璜球。而此《经解》一书，以前辈荟萃之勤，艺苑菑畬之助，乃听其零落，不复收辑，岂守土者所以佐文明之治，而奖来学之心哉？乃商于尚衣舒公，发藏板，付书院肆业诸生排比校对，缺者补之，蠹者易之，阅数月竣事，费剞劂银三百两有奇，则吾数人醵俸之所岀也。

夫穷经致用，学问之大源，文章不由于经学则流潦也，政事不由于经术则俗吏也，世之士仅读学官所立之书，以求合有司之尺度，故口耳递嬗而经籍益荒。此书自唐宋以来，治经之家亦存什一于千百耳，犹可以各见其性情而互通其门户，使得广为流布，庶足挽一隅之目，以牖面墙之心，其有补于吾徒甚大也。今者一经厘正，云楮翠烟，满床兼雨，洵足称快。使善加护惜，其板犹足支百数十年，是所望于读书恤士者之常公此好而已矣。[8]

胡季堂此篇序记载《经解》书版归“织造府”，这为我们提供了书版去向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是目前所见到的首次明确提及其去向的史料。此文未署时间，然考察其内容，提及“开四库之馆”，则应该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之后，其时，胡季堂任江苏按察使。故序文中的“尚衣舒公”，当指时任苏州织造舒文（？—1791），他是内务府镶黄旗包衣[9]，于乾隆二十七年被派往苏州协理织造事务；三十三年补授江宁织造，并兼管龙江关务；三十五年三月，调补苏州织造；四十九年闰三月，补授武备院卿；五十一年补授内务府总管大臣。由此可知，王士禛听闻《经解》书版收储内府，实际上是存贮于苏州织造局。

乾隆五十年（1785），内府补刊《经解》书版完成，二月二十四日，多罗仪郡王永璇等奏报此事，内中提到：“又因苏州织造解到《通志堂经解》版片，内有残缺糢糊，应行补刊、全刊者，共计三千五百馀页。”[10]乾隆五十年补刊完成的《经解》书版是自苏州织造解送而来的，说明胡季堂序文与官方档案记载完全一致，由此为我们解开了《经解》书版在康熙间收贮内府之谜，证明了《经解》书版并未随圣祖第五次南巡运回宫中，而是就近贮存于苏州织造局。

二、胡季堂出资补刊《通志堂经解》书版

上引胡季堂之序记述了《经解》补刊的缘起经过，除了“尚衣舒公”外，文中还提及两人——学使彭公、观察袁公。考察胡季堂的生平交游情况，“学使彭公”当指彭元瑞（1731—1803），字掌仍，一字辑五，号芸楣（一作云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771—1782）间任江苏学政。而“观察使袁公”则是与彭元瑞同年的进士袁鉴（生卒不详），字澍甘，号春圃，浙江钱塘人。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任江苏松太道员。彭元瑞《恩馀堂辑稿》中亦有一篇序文，可与胡序相互印证：

重补《通志堂经解》序

昆山徐相国汇说经家诸书，锓为《通志堂经解》。迄今年久，板日朽佚，计阙者百数十篇，废摹印者二十馀年，坊贾或累数年罕售一帙，盖经学之不讲也久矣。坐肆而鬻，按籍而求，惟讲章、时文二者是骛；词章之士，又以攟摭类书为急计；一二好古之儒，或博览史籍，至经则倦而思卧矣。盖史事新而易识，经学湛而难入，质性所近，其大较然也。予视学三年，每令诸生黙写经文，中鲜讹误者百不得一二，至通注疏者绝无其人，矧诸家之籍乎？作之者与汇而传之者之苦心如是，而仅以听之浥烂脱失，至于不可收拾，可慨也。江苏按察使今刑部侍郎光山胡公，慨然起而任之，取校旧本，残者补之，漫漶者厘之，于是《通志堂经解》复为完书。公先君子少宗伯为天子旧学之臣，邃于《周易》。公少孤，能读父书，胸有根柢，以文学发为事业，是举有功于经学不尠。抑今典学高深，文治醰粹，海内秘籍上四库全书馆至万馀种，多有出于徐氏所刋之外者，诏付开雕，拭目大备，公将以是为扬诩先声，垩素始事也夫。[11]

彭元瑞文中提到他“视学三年”，又记胡季堂官职为“江苏按察使今刑部侍郎”，则可确定彭序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结合胡序，可知胡季堂补板《经解》的时间当在乾隆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之间。

从胡、彭二人的序文来看，《经解》存于苏州织造局之后，至乾隆中期已有二十馀年未曾刷印，而板片阙了百数十篇。胡季堂与苏州织造舒文商议后，耗时数月，与彭元瑞、袁鉴等同僚捐俸三百馀两，将《经解》补刊为完书。具体的排比校对工作，是由“书院肆业诸生”完成的。考察档案，胡季堂曾与江苏巡抚萨载、布政使增福等在苏州紫阳书院设局，专司收掌遗书[12]。此书院创建于康熙中叶，是苏州乃至江苏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书院之一，时任江苏学政的彭元瑞在此书院主讲[13]。可以断定，紫阳书院的肄业诸生完成了《经解》的校对排比，而刻字补刊工作也是在此地进行的。

另外，二人序文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胡季堂认为“昆山《徐氏经解》刻于康熙十二年”，说明他并未对《经解》的真正刊成时间作细致考证；

其二，胡、彭二人若知晓圣祖南巡与《经解》版归织造府之间的关系，必会在文中有所提及，但二人未及一言，说明他们对此事亦不甚清楚；

其三，彭元瑞序中说《经解》书版“废摹印者二十馀年”，证明此书在二十馀年前尚进行过刷印，但内府档案中并未出现相关记录，这说明此前的刷印，很可能是苏州织造私下进行的。

三、胡季堂补刊《通志堂经解》书版之原因及条件

《经解》补刊资费系从胡季堂等人的俸酬中所出，说明胡季堂完全是私人出资为皇家收藏的书版补刊的，他为何要费财费力做此事？而为皇家所藏之书版补刊，绝非一般人可为，他又何以得此机会？

（一）胡季堂补刊《经解》的原因

1、高宗特旨采觅胡季堂之父胡煦著作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高宗诏令各省蒐辑古今群书，汇送京师[14]，时任江苏按察使的胡季堂等在苏州设局收书。是年，河南巡抚何煟将本省购访的遗书进呈给高宗，其中有胡季堂之父胡煦的著作，高宗对此作出批示：

因忆籍隶该省之原任侍郎胡煦平素究心理学，曾有著述，朕所深知。今单内并不见其姓名，则此外之似此遗漏者当复不少。着传谕何煟，令其再行悉心搜采，并饬属实力奉行，不得以书籍无关政要，一任潦草塞责。俟续有购得，即行汇单具奏。钦此。[15]

何煟随即专札胡季堂，问询其家藏刻板抄本情况。十二月二十四日，胡季堂为此专门上折奏谢，表示感激涕零，他“谨将各书大指、目录、卷数缮具清单，寄交河南抚臣何煟先行覆奏，仍一面上紧校订成帙，一俟完竣，即赍送原籍，听候汇奏”[16]。乾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胡季堂将整理好的各书交由何煟代为进呈御览[17]。

尽管高宗在何煟及胡季堂的奏折上仅仅简单的批了“览”字，但可以看出他对此事办理的还是比较满意的，受此鼓舞的胡季堂自然对江苏搜采遗书之事不遗馀力，此事可看作是胡季堂后来出资为皇家藏板补刊的动力之一。

2、“经学之不讲也久”的现状

胡季堂与彭元瑞在序文中都指出了时下经学发展之困顿，即儒学诸生水平之低下、诸家经籍之日渐荒废。从主观上来看，“世之士仅读学官所立之书，以求合有司之尺度”，导致“口耳递嬗而经籍益荒”；客观上来讲，是“经学湛而难入”，导致好古之儒，“至经则倦而思卧矣”。在这种状况下，诸生在学习经籍过程中，“鲜讹误者百不得一二，通注疏者绝无其人”。

《经解》是宋学之集大成之作，其中多世间少见的秘籍珍本，补刊此书，“使得广为流布，庶足挽一隅之目，以牖面墙之心，其有补于吾徒甚大也”，不仅可以开阔诸生的经学视野，亦不枉费作之者与汇而传之者的“苦心”。出于对推动经学发展的考虑，胡季堂等决定出资对书板进行补刊。

3、响应高宗修《四库全书》之号召

《经解》诸书数十年未曾刷印，其稀见程度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对此书“听其零落，不复收辑”，与高宗“广求遗书，开四库之馆，以成古今未有之钜观”的政策无疑是相悖的，胡季堂等人正是在此惋惜的心情下决定出资补刊此书。

此外，结合背景可了解到，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办理四库全书处拟定章程，所收各书分为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中应刊者，即行次第刊刻，镌版通行[18]。彭元瑞是以期待诸书“诏付开雕，拭目大备”。胡季堂出资补刊之举，在彭元瑞看来，是“扬诩先声，垩素始事”，即可视为是开四库诸书雕刊之端。《经解》书版补刊后，将来刷印既多，流传既广，必然人尽皆知，如此扬名出彩的事，自然值得胡季堂等费财费力。由于此前两江总督高晋会同江苏巡抚萨载已经专门上折奏闻《经解》发现之事，又有苏州织造舒文与内府通气，补刊《经解》书版之事一朝为高宗知晓，胡季堂等人无疑会受到嘉奖。

然而搜寻史料了解到，胡季堂并未将自己出资补刊《经解》的经过上报给高宗；而在乾隆四十八年，高宗向业已调入宫中任职的舒文问及苏州织造局处板片存贮情况，舒文回复“记得尚有存贮板片，系何项书板不能记忆”[19]，证明他亦未将此事上奏。另外，从历史上鲜有人提及胡季堂补刊《经解》一事来看，此书在修补完成后并未大量刷印流传，这说明《经解》书版很可能随着胡季堂升任离苏而再次深藏苏州织造局。为何如此一件值得广为称道的事最终落得无人知晓？此问题值得再作深入探讨。

（二）胡季堂等得以出资补刊《经解》之条件

1、《经解》的重新发现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高宗发布上谕命两江总督高晋等于江浙购访昆山徐氏之传是楼等藏书家之遗书。闰三月十五日，高晋在查访后，奏称“徐乾学家之传是楼，已于雍正十二年间，不戒于火，书籍悉遭焚毁”[20]，但仍不遗馀力的进行搜罗。六月二十八日，浙江上元县知县曾曰琇发现一部《通志堂经解》，高晋会同江苏巡抚萨载特上折奏闻：

兹据上元县知县曾曰琇觅得已故尚书徐乾学所刻唐宋以来经学各书，共一百三十八种，计一千七百九十卷，呈送前来。臣查徐乾学昔年刊刻此书，原系采借秀水朱氏之曝书亭及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并各藏书家流传秘本，荟萃成编，其为传是楼遗籍无疑。今钦奉特旨，纂辑《四库全书》，以经学之书为第一库，则此书有裨经学，似亦足备采择。理合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仰恳勅交总裁大臣核定饬取，即行解送。[21]

在高晋等人看来，此书采各大藏书家流传秘本荟萃而成，对于修《四库全书》之经部是有裨益的。而据前引胡、彭的序文可知，《经解》已经数十年未刷印，坊间罕售一帙。因此，此书的重新发现，无疑使众人惊喜非常，为此高晋等专门开列清单，恭呈高宗御览，并准备解送至京。

当时在苏州紫阳书院设局收书的胡季堂等人，对此部《经解》的发现必然知晓，而其书版的重现，当与这部书的发现有直接关系。

2、胡季堂与舒文等人的关系密切

胡季堂在苏州任职三年期间，广结宾朋，据袁枚《随园诗话》记载：

近日中州胡云坡司寇秉臬司苏州，继二公而起，政简刑清，屡开文宴，一时名士如平瑶海太史、顾星桥进士，时时从余至吴门，必招赴会。[22]

平圣台、顾宗泰及袁枚等人在当时都是一时名士，通过胡季堂的《培荫轩诗文集》可以发现，他不仅广结汉族士人，与满族官员关系也非常好。如诗集中多次记他与“增履庵方伯招同”、“舒尚衣䌹斋（斐章）”等一同游览胜迹、联句作诗[23]。前文已指出，舒尚衣是苏州织造舒文，通过胡季堂的诗文记载，可知他字斐章，号䌹斋。“增履庵方伯招同”是江苏布政使增福（生卒不详），字招同，号履庵，满洲镶蓝旗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热河道员，三十四年十月，升任安徽按察使，三十七年二月，调补江苏布政使，四十四年出任福建巡抚。

舒文与增福是胡季堂得以发现并接触到《经解》书版的关键人物。乾隆三十八年，增福作为胡季堂的同僚，二人共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响应高宗修四库全书的号召在苏州设局收书。因此，当上元县知县曾曰琇发现《经解》并呈送前来之时，首先见到此书的正是此二人。而根据舒、增、胡三人密切的往来关系，舒文当也不难知晓《经解》发现之事。另从舒文的履历来看，他已在苏州织造供职十馀年，自然对本衙门所藏之书版情况非常清楚，胡季堂等人得以知晓《经解》书版贮藏于苏州织造局，应当正是舒文告知的。

胡季堂在苏之时，不仅与二人经常游赏赋诗，在他离苏之后，亦常与二人写信寄诗，如《过淮南柬吴门诸友》三诗中，其中一首曰：“一从北去已三秋，每上金台忆旧游。今到淮南更南望，长江烟水隔苏州。”另一首提到：“雅度每怀宣化使（谓增履庵方伯），清襟常念尚衣卿（谓舒䌹斋尚衣）。”[24]诗文虽不乏恭维之意，但能看出来，胡季堂十分怀念与增福、舒文二人的昔日旧游，并且对二人的品行颇为称道。另在《邗上舟次答舒䌹斋尚衣寄怀原韵》一诗中，胡季堂写道：

衔命赴江南，感荷何能已。驿骑在星驰，风帆期顺驶。行行历淮扬，隔江来一纸。郑重故人书，殷勤询近履。淋漓发长歌，缱绻复何似。深情宛转间，恍若亲音旨。往事动追回，光阴惜弹指。北上黄金台，南阻沧浪涘。怀抱各一方，良时徒望美。冉冉吴山云，澹澹秋兰茝。三载黯然思，一朝跫然喜。那知金阊门，咫尺难涖止。南望低徊闲，薰风时过耳。行笥贮朵云，邗水深无底。[25]

胡季堂于乾隆三十九年离开苏州，四十二年（1777）四月，他以刑部左侍郎的身份被派往江苏兴化县，会同督臣高晋审理案件，以上诗文中都提到“三载”、“三秋”，可知以上诸诗都作于此行的途中。当舒文得知胡季堂南下赴苏后，特意来信问候，通过“郑重故人书，殷勤询近履”、“深情宛转间，恍若亲音旨”等句，可见舒文信文内容之情切；而胡季堂亦表达了老友不能相见的遗憾，并写下“行笥贮朵云，邗水深无底”等句，以示二人友谊之深。从目前所见这些资料来看，二人在苏州供职期间形成的良好情谊，当是舒文同意胡季堂出资补刊《经解》书板的主要原因。

3、彭元瑞对《经解》补刊的支持

彭元瑞早年曾随胡煦学习，二人具有师生之谊，他与胡季堂应当很早便结识了。胡煦入葬之时，墓志有阙，“越二十五年，其孤季堂官江苏，以长洲彭芝庭先生旧从公游，请为志”，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一月十七日，高宗特旨追赐胡煦易名之典，予谥“文良”，胡季堂又请彭元瑞为之作补志[26]。二人关系亲近如斯，彭元瑞自然会极力支持胡季堂补刊《经解》。

《经解》补刊所费资金系胡季堂“数人醵俸之所岀”，说明彭元瑞亦曾出资；此外，彭氏时任江苏学政，又在紫阳书院主讲，因此书院肄业诸生对《经解》的排比校对工作，离不开他的支持。《经解》补刊阅数月竣事，彭元瑞对此颇有贡献。

四、胡季堂补刊《通志堂经解》的意义

胡季堂补刊《经解》，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研究新视角。

其一，胡、彭二序解开了争论多年的《经解》版藏之谜，不仅间接证明《经解》系昆山徐乾学所刻，还展现了其书版自康熙年间收储苏州织造局之后近七十年间的存藏情况。而胡季堂补刊《经解》，不仅推动了经学之发展，延续了书版的寿命，还使得此书重新回到世人视野，并为高宗将来下旨补刊做了铺垫；

其二，众所周知，《经解》之编刻，可视作纳兰成德与徐乾学满汉学者通力完成的作品。而胡季堂补刊此书，离不开苏州织造舒文的支持，《经解》的补刊，实际上也是满汉官员合力完成的，这对于探究清中前期江南地区满汉关系具有非常典型的参考价值；

其三，《经解》的再发现及其印版的补刊，是在高宗修《四库全书》的号召下促成的，这为探讨《四库全书》在辑佚、保护和整理传世文献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正面例子；

其四，《天禄琳琅书目》前、后编作为我国第一部官修的善本书目，出现了颇多版本误判的情况，尤其在嘉庆二年（1797）彭元瑞主持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有6种《通志堂经解》零本的书，被列入宋版诸部[27]。尽管此6种书都被抹去通志堂及成德的信息，但是通过前文梳理，可知彭元瑞与《经解》的早期补刊极有关系；而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二十七日，高宗颁赐《经解》七十部给各阿哥、大臣及各省督抚，其中胡季堂和彭元瑞也赫然在列[28]，说明彭氏对此书是非常熟悉的，当不至于将通志堂刻本误认作是宋刻本。这直接证明《经解》零本被堂而皇之的编入《天禄后目》，极有可能是官方默许的一种作伪行为。

此外，通过了解胡季堂对《经解》的补刊，可以发现此书与清代皇家内府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时至今日仍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例如《经解》完成于康熙三十年，最早是以何种途径流入宫廷的？康熙间官方为何要收贮《经解》书版？此书版又是如何从苏州织造局运至宫中的？相信随着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深入，这些问题会被一一解开。

注释

[1] 戴晟：《亡友刘君予言行略》，《寤砚斋集》卷一《学文》，清乾隆七年（1742）戴有光等刻本。

[2] 关于《通志堂经解》刊成时间的详细论述，参见拙文《〈通志堂经解〉刊刻问题新探》，《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2期。

[3] 王士禛：《分甘馀话》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道光）苏州府志》卷首之一《巡幸上》，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

[5]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第32页。

[6] 王士禛曾于康熙二十九年“得昆山新刊经解又数种”如《补传》、《指说》、《集解》等（王士禛：《居易录》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首《临幸》，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

[8] 胡季堂：《培荫轩诗文集》文集卷一，清道光二年（1822）胡鏻刻本。

[9]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十八《各地方阿哈觉罗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 《多罗仪郡王永璇等奏缮签处费振勋等请旨分别议叙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867页。

[11] 彭元瑞：《恩余堂辑稿》卷一，清道光七年（1827）刻本。

[12] 《江苏巡抚萨载奏遵旨查办遗书及违碍书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53页。

[13] 胡季堂：《接奉先兄嫂貤封诰命至署时幕中诸友同星桥顾子咸称贺留宴琴月山房星桥即席赋七律二首志喜诸友人皆和之大司马彭芝庭先生亦赠长句依韵俸酬》，《培荫轩诗文集》诗集卷一，清道光二年胡鏻刻本。

[14] 《清高宗实录》卷九〇〇，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15] 《清高宗实录》卷九二一，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甲寅，中华书局，1986年，第356页。

[16] 《江苏按察使胡季堂奏谢特旨征取先父胡煦遗书暨现在办理情形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42页。

[17] 《河南巡抚何煟奏呈续得遗书清单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42页。

[18] 《办理四库全书处奏遵旨酌议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4页。

[19] 《军机大臣奏询明苏州织造衙门存贮〈通鉴纲目续编〉并无刷印翻刻等情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15页。

[20] 《两江总督高晋等奏查无〈永乐大典〉佚本及访得马裕袁枚家书籍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8页。

[21] 《两江总督高晋奏觅得徐乾学所刻经学各书开单呈览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36页。

[22]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一，乾隆间刻本。

[23] 胡季堂：《除夕前二日增履庵方伯招同舒尚衣斐章保参戎砺堂游灵岩至高义园作》、《次增履庵方伯牡丹诗韵》、《冬至雪后五日增履庵方伯招同舒尚衣䌹斋保参戎砺堂讌集虎丘寺后山即席联句》，《培荫轩诗文集》诗集卷一。

[24] 胡季堂：《过淮南东吴门诸友》，《培荫轩诗文集》诗集卷二。

[25] 胡季堂：《邗上舟次答舒䌹斋尚衣寄怀原韵》，《培荫轩诗文集》诗集卷二。

[26] 彭元瑞：《胡文良公墓补志》，《恩余堂辑稿》卷二。胡煦于乾隆元年（1736）去世，胡季堂官江苏的时间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因此文中的“二十五年”，当为“三十五年”。

[27] 这六部书是《尚书详解》、《周易辑闻》、《东岩周礼订义》、2部《三礼图》、《大广益会玉篇》。详参刘蔷：《“天禄琳琅”版本鉴定错误及其原因探析》，《图书馆杂志》2011年第9期，第73页。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9页。

该文原刊《文献》2019年第1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杨国彭先生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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