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分享 | 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 陈丽
导语：12月30日，首届云端教学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北京师范大学陈丽以《在线教学的新知识观和新课程形态》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陈丽教授提到：“如果我们今天仍然用旧的教育理念、旧的知识观、旧的课程形态教育学生，即使我们今天利用互联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也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
本文为《首届云端教学发展大会》系列第3期。
当下，中华民族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破解“钱学森之问”的时期，我个人认为，“钱学森之问”主要问的是高等教育。如果我们今天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则必须要破解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整个科技革命、社会革命的阶段，中国能不能引领人类文明和进步，主要在于高等教育能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是一切改革、一切创新的判断标准和指挥棒。整个高等教育界在教育部的带领下不停探索，但确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抛出我的问题和思考。我们用技术解决了传播手段、智能化、个性化等问题，但如果我们的学位制度、知识观、课程形态仍然是传统的，那么学校在这种体制下，在这样的教学组织方式下，能探索出培养杰出人才的方式吗？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高等教育解决培养杰出人才的难题提供了新空间。互联网不是简单的传播平台，而是一个全新的信息空间，人类的教育正在从原来的两空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支撑向三空间（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信息空间）支撑转变。信息空间有六大特征：时空灵活性、资源共享化、行为数据化、信息众筹化、关系网络化、系统联通化。信息空间独有的特性，其实改变了教育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比如，改变了知识的内涵，改变了人才培养的基本逻辑，改变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学习行为。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其中提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起手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在教育领域亦然，我们要充分利用新的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在整个教育界，信息技术应用更多的是手段，我们可以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学校教育所解决不了的难题，这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觉得，信息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手段，它可能改变了我们最基本的“道”，改变了知识的本质、学习的本质。在这样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整个模式可能都要发生变化。今年11月，经北京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北京师范大学将教育学一级学科下自设的“远程教育”二级学科正式更名为“互联网教育”。经过这一专业的长期研究发现，在互联网环境中，知识出现了回归的现象。在农耕时代，人类生产生活的智慧是在实践中以师徒的方式传播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传播全部的智慧，但是传播的效率低、范围小。文字的出现使知识可以脱离实践用符号表征，印刷术使文字记录的知识得以广泛传播，后来出现了学校，也出现了专门生产和传播知识的知识分子。我们今天的传播便是这个逻辑，但是这一逻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个局限，它比较擅长记录的人类智慧，都是抽象的符号智慧。第二个局限，它传播的内容是公共的内容，无法满足个性化的需要，而且知识是由专门的学校传播，由专门的知识分子生产的，普通大众的很多经验、智慧，都无法变成学校里传播的内容。互联网出现之后，随着个人移动终端的普及和应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类音视频工具和知识平台分享各种经验和智慧，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个人没有能力写一本书，但是依然可以通过音视频贡献他的经验智慧，且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个经验智慧在网络中呈动态变化，是全部的智慧，由群体智慧汇聚，在生产过程中传播完成。我觉得，互联网环境所带来的知识变化，高等教育领域应该特别关注，它在带来教育人才培养挑战的同时，更为我们破解“钱学森之问”提供了新的机会。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一个重要报告：《反向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提出，“要重新定义知识：信息、理解、技能、态度、价值观等都是知识。”其实有很多学者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研究，但我觉得高等教育领域的关注不够。知识载体的改变使得知识传播突破局限，在互联网环境下，知识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任何智慧都可以通过知识的方式传播，这为我们破解教育难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知识的存储与生产呈现网络化特点。互联网的知识是一种网络现象，不再是静态的、书本的内容，它可能是由人产生的，有可能是由机器产生的，也有可能是由组织产生的。所以知识生产不再是由小团队进行，而是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知识生产网络。知识生产不仅仅是个体的，而可能是群体智慧汇聚产生的。知识的生产起源于问题或者分歧，特别重要的是，知识生产和传播是同一个过程，在生产的同时就完成了传播。象牙塔一般的学校在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变化时，出现了落后的现象。这是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中，知识生产和传播同时完成，智慧快速迭代。每一个人用低价值的经验进入社区后，通过过滤、确认、综合、展现、差异化的过程，分享出高价值的经验。个人知识增加的模式和学校的教学特别不同，周期非常短。比如在学习编程的过程中，学生向老师学习的很少，大多是自己在专心学习，更多的知识是从社区学习到的。知识的生产、检验都由知识的使用者判断，这不同于过去由知识分子生产，再传播到学校的链条。通过研究，2019年我们提出了新的知识观。除了有限的书本知识、静态的客观知识、普遍的抽象知识、分科的系统知识，在互联网环境中产生了新的知识观，即海量网络知识、动态主观知识、境域操作知识和综合碎片知识。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传播平台，更是一个全新的人类生产生活空间，这个空间里的规则、身份都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空间不一样。更重要的是，这个空间里的知识类型、生产、传播也跟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同。我们如果没有清楚地研究这些，很难培养出适应这样社会空间的人才。如何掌握海量的知识？如何动态学习？如何评价境域化？如何交叉综合？这都是高等教育不能回避的，如果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视野只局限在学校，没有关注新知识观，那么我们很难培养适应社会变化的杰出人才和创新人才。在互联网环境中产生了新的学习理论：联通主义。联通是学习的本质，一个学习者跟有价值的信息源（机器、人、网站、资源等）建立连接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学习。联通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第一，学习是三个网络相互作用的过程：神经网络、概念网络、信息网络；第二，学习是连接信息网络的过程；第三，网络比内容更重要。学习是三个网络相互作用的过程。神经网络是天生的，概念网络是过去拥有的知识，过去学校的组织形态决定了学习者之间的信息网络差别不大，但是在互联网世界中，个体之间的信息网络差别非常大，信息网络决定了人的发展，帮助学习者跟有价值的信息源建立联通，就是人类的一种学习，这对人的发展至关重要。联通主义学习跟行为、认知、建构、联通等理论是并列的，都是对人类学习现象的揭示。我带着我的团队研究这一学习的规律，探索开发了一门基于联通主义理论的社区型课程，名为《“互联网+教育”：理论与实践对话》。“互联网+教育”领域日新月异，我们深感学校教育不能适应“互联网+教育”实践的发展，课程遵循的逻辑是为学习者构建一个促进信息联通的环境，我们为学生寻径、意会、沉淀、建网提供支架。《“互联网+教育”：理论与实践对话》课程已经经过了六轮迭代，学习者数量不断增多。特别重要的是，在这个课程中，学习者身份类型多样，有大量一线的老师、产业从业者、教育管理人员参与，当然也有在校的学生。我们发现，在互联网环境中，学习者自组织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内容话题不断生成，这跟传统课程的线性关系不同，呈现的是系统科学的复杂逻辑。学生自组织出现的现象，跟课堂完全不同。拿到证书的学习者是成功学习者，第六期的成功学习者比例不足30%，但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学生确实能感受到这种学习的力量，能获得跟以前学习经历不同的价值。“我感受到了联通的力量……”
“整个学习过程就是‘联通——分享——讨论——反思——沉淀——创新’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资源分享者、问题解决者……”
“这门课程的内容是生成的，而不是提前预设好的……”
“我认识了许多同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我们通过数据的方式对这门课程做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六个结果：整个教和学的网络是学习者自组织形成的多中心、复杂的网络结构。刚开始“我”还是中心，后来就没有“我”了，我们有很多出色的学习者，为课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甚至于现在的课程平台便是出自学习者之手。学习者的个体网络地位与其概念网络特征直接相关，联通促进概念网络的发展，促进学生的认知。管道和内容对于以知识创生为目的的联通主义学习而言同等重要。寻径交互和意会交互的达成更依赖于“管道”,而创生交互则更取决于“管道中的内容”（田浩，陈丽，黄洛颖，王瑞雪，2020）高层次交互的发生不一定依托低层次交互，但高层次交互的开展能够促进低层次交互的发生。（黄洛颖，陈丽，田浩，王瑞雪，2020）通过基于数据的跟踪，我们进一步发现，网络结构和网络内容对学生的成长有重要影响，内容非常重要。联通主义学习中的学习者类型多样，最好的学习者不是传统学校意义上的学习者，跟传统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不尽相同。我们跟踪了网络中生产出来的知识，跟出版社、知网中呈现的知识有所不同，网络化知识的特征是：多视角、鲜活动态、实践导向，出版类知识的特征是：学术视角、理论导向、系统思辨。所以，当我们强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时候，非常有可能的是，我们原来的知识观、组织形态制约了发展。研究联通主义学习者的能力特征，让我们特别惊喜。学习者不仅提高了数字化素养、认同联通主义学习价值、发展了很多种能力，而且获得的知识是个性化的、跨学科的、碎片的、经验性的、动态性的。通过开展《“互联网+教育”：理论与实践对话》这门课程，通过近5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互联网环境下的新的知识，认识了新的学习类型，也探索了新的社区型课程。我经常跟很多同行说，我们需要正视学校传统的组织方式、学科门类、知识观，以及延续了一百多年的、我们已经习惯的课程形态，这些可能都对破解“钱学森之问”有一定的限制，如果我们只在这一模式里改变，我认为就算把信息技术用得很好，也不一定能解决这一难题。我们首先要改变高等教育的制度、知识观、课程形态等“道”的问题，因为最本质的问题不改，“钱学森之问”就更难以回答。约翰·杜威是美国的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对美国教育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曾言：“如果我们今天仍然用昨天的方式教育学生，将剥夺学生的未来。” 我想将他这句话拓展，如果我们今天仍然用旧的教育理念、旧的知识观、旧的课程形态教育学生，即使我们今天利用互联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也无法回答“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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