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寅 | 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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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

——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

作者：

王　寅

单位：

四川外语学院

摘要：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解决两者在中国长期分离的两张皮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语言哲学曾为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如语义学和语用学就出自于此),近来有式微趋势。钱冠连教授据此提出“后语言哲学”,并将其视为一种在中国可能的发展之路,我们认为不仅可行,而且意义重大。体验哲学是对传统哲学(包括语言哲学)的批判和发展,将其视为“后语言哲学”顺理成章。我们基于此进行5方面的探索:(1)溯源体验哲学;(2)建立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2)尝试回答物质如何决定精神;(4)提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5)详论语言的体验性。这些当可归属于中国的后语言哲学研究之列。

关键词：

语言哲学;后语言学哲学;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

DOI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08.04.005

刊发信息：

王寅.语言研究新增长点思考之四:后语言哲学探索——语言哲学、后语言哲学与体验哲学[J].外语学刊,2008(4).

1 引言

20年前的昨天,外语界同行们认识到要解决英语界与汉语界两张皮的问题,经过这些年的奋斗和发展,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年后的今天,外语界同行们更上一层楼,艰难地摸索出语言研究的又一新出路,认识到要解决语言学与哲学的两张皮问题,应当提到当今外语界语言学研究的日程上。万事开头难,同志须努力!

外语界很多同仁已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许国璋先生(1991)、钱冠连教授(2002,2005)在外语界首开西语哲在中国研究之先河,真可谓:顺应了语言研究的潮流,踏紧了与时俱进的节奏,引领了学科发展的方向,在他们的指引下不乏后来者,如李洪儒(2001,2006)、隋然(2003)、韩红(2005)、刘利民(2006,2007)王爱华(2006,2007)等积极响应。钱先生认为需要10年就可看出我们今天奋斗的价值,但我们更为乐观,或许更短。

言“只争朝夕”似有急功近利之嫌;说“畏难不前”似缺奋发努力之劲;道“离我较远”却是消极颓废之调,皆不可取。唯当记取Robins(1967:103)之名言: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以身效仿钱教授(2005:19)在此摇篮里打滚的做法,尽快投入到解决“语言哲学与语言学两张皮”(李洪儒2006)的潮流之中,当会有效实现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王寅2007)。

2.语言哲学的成因

19-20世纪之交西方哲学研究出现了语言论转向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那个年代,曾属于哲学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等)纷纷自立门户,用一些学者的话说,哲学被赶出了自然科学的大门。哲学所关心的精神世界,也因实验心理学的诞生而受到侵蚀。至于哲学的核心阵地“逻辑”,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此时,哲学家们感到空前危机,他们的阵地在哪?还有什么值得哲学家研究?难怪要发出“路在何方”的疑问。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到维也纳学派等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之所以“无意义”,皆因“乱用语言”所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当关注语言的意义,借用现代逻辑对其作概念分析。这样,哲学家可做之事当为通过语言分析来透析概念结构,求解哲学老问题。或者说,由于哲学的领地不断被缩小,适合哲学家的工作就剩下概念分析了,可在语言范围内盘旋和思辨,并以此来解释知识的必然性。这好像给哲学家指出了一条新出路,常有学者将其喻为“救命稻草”。除此之外,语言论转向还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1)反思形而上,另辟新蹊径。西方哲学中经验论者,如休谟、密尔、孔德、马赫等认为形而上学是错误的逻(辑)实(证)论者虽继承和发展了经验论,但并不认为形而上学所论述的问题是对还是错,而本身就是“似是而非”、“无意义”的;不是“不能解决”的,而是根本就没有此类问题。因此,逻实论者厌倦了形而上学的研究传统,一味去追寻那些虚无飘渺的绝对真理,离实际太远!去求证永生、上帝、客观外界的存在,至善上帝造出的世界何来的罪恶,这类研究有何意义?还要论证一个针尖上能站多少天使,人们是用手还是绳子将猪迁到市场,天堂中的玫瑰有没有刺等,此类论述谈何价值?因此,逻实论者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聚焦于无意义命题这一研究方向就有误,且不可能有解,难怪持续了2000多年还无统一答案。因此语言哲学家意欲打破这一沉闷氛围主张不能用一般的科学方法,而应另辟新蹊径,运用语言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澄清形而上学中的混乱思想。弗雷格的概念分析和语言研究新范式,运用数理逻辑来证明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途径,使得哲学家们感到眼睛一亮,为长期笼罩于哲学阵地上的形而上学凝固云团送来了一股清新空气,可望能使人们走出哲学传统的老套。后继者也选此作为反思传统哲学观的最佳突破口,将哲学聚焦于语言的本质、意义和理解等问题。因此,哲学家的重大任务就是分析语言,阐明词语和语句的意义。一旦澄清了语言,哲学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正如罗素所说:“我毫不怀疑,只要可能有哲学知识,哲学知识非靠这样的方法来探求不可;我也毫不怀疑,借这种方法,许多古来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罗素1976:395)

(2)经验兼理性,相得益彰。仅在形而上学框架中作理性思辨,远离生活世界毫无意义。现代科技的进步充分说明人类不断通过实证研究(不一定仅靠理性推导)也能获得必然性知识。但是若像传统实证主义那样,仅局限于经验范围也是不够的。这些认识使得传统哲学的核心观念发生动摇。

在“实证主义”前加上“逻辑”两字,一方面降低了证实原则(经验上证实)的标准,同时也可包括逻辑上的可证实性,这就使得经验论与理性论两者有效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我们知道,数理逻辑并非针对具体的实在,它仅在思想领域内活动,在语言内部从定义上作出判定即可,这就为从句法研究来确定意义找到了根据。因此,将证实原则、谓词演算、命题演算等逻辑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将可表达的东西说清楚,以摆脱那些形而上的毫无实际意义的无味争论。这使得哲学发生了一次革命,让哲学家有了“一种解放的感觉”(罗素语,见陈嘉映2003:17)

(3)新符换旧桃,人工语言登场。若要消除哲学中许多因语言混乱所致的假命题和混乱,必先消除语言中的含糊,故而开始转向关注语言的意义,进而演化出拟构人工语言的思路。

在西哲的三个转向之间存在一种逻辑关系:本体论追问世界的本原和毕因(being音译),而认识论认为在没有理清认识问题(含来源、本质、能力范围等)之前作此追问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认识论后期又发现在解释认知论的语句中,有关概念、命题、语言等的论述在内容上显得空泛,在逻辑上存在混乱,在表述上言词不清。此时很多哲学家认识到,无论是研究“毕因”还是“认识”都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这样就可用命题意义的研究来代替认识能力的研究,进而用语言论代替了认识论。逻实论者发现自然语言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不利于弄清楚语言的意义,可依据现代形式逻辑,设计形式化的人工语言,就能有效地帮助人们达到澄清语义的目的,破解形而上学中的假命题,解决现存哲学命题的混乱,判断是否为必然性知识,这也是诱发语言论转向的一个重要契机。

(4)顺应研究趋势,纳入科学化轨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指出:自然科学、逻辑学等都已走上了科学可靠的阳关大道,唯独哲学还未实现这一目标。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范式来研究哲学,这也促使分析哲学家们从数理逻辑入手来建立哲学形式化的研究方法,促使其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哲学家的这一研究也为语言学界开启了一个新思路。

用精确的人工语言代替模糊的自然语言,同时也可达到排除哲学中心理主义、主观成分的影响,从此哲学就可走上“客观的”、“科学的”、“康壮的”大道,使得哲学和语言学进入一个形式化的新时期。因此,现代形式逻辑和人工语言是哲学危机背景下的产物,两者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

(5)现代语言学功不可没。20世纪初索绪尔建立了现代语言学,使其成为一门科学,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对哲学家很有启发,也为西哲中语言论转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抑或是相互推动),坚定了他们从语言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的信念。

索氏反叛语言工具论,将“自然语言”(相对于弗雷格和罗素等的逻辑语言、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直接视为一个“本体”和“系统”,本身就可作为研究对象,走“关起门来打语言”的研究之路,并以此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语言的本质和内部结构。这对哲学家很有启发:似乎可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有关世界的问题,从而看到了语言研究在哲学中的价值。

索氏还指出语言符号不是一个命名集,它可使模糊不清的观念澄明,该论述导致了语言哲学家颠覆了语言作为客体的传统地位,开始将其视为主体,成为人类生存所必须依赖的家园。索氏还区分了语言与言语,这影响了维氏的语言游戏论、奥斯汀的言语行为论,其“关门打语言”的内指论成为乔姆斯基自治论的直接来源,其形义不可分离观也是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简称EP)和CL(Cognitive Linguistics)相关观点的出处,本文略。因此,索氏在书中所透射出的哲学思想是西语哲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来源。当然了,索氏也有可能是受到当时语言哲学家有关观点的影响而提出上述观点的,其语言内指论可能直接受到弗雷格和罗素等语言分析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索绪尔是与当时的分析哲学家享有某些共同的关键观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主张将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哲学基础定为分析哲学的主要原因(王寅2001:7)

我们还知道,欧洲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与语言研究交织在一起,到了19世纪还有此传统,如德国的哲学家赫尔德(为康德的学生)、洪堡特等十分强调对语言的研究,这也诱发了当时的哲学家有意无意地将语言与哲学交织为一体来研究。

(6)倡导语言分析,走出心理主义阴影。19-20世纪之交,欧洲哲学刮起了一股心理主义的研究风潮,如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心理哲学、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弗洛伊德(为布的学生)精神分析心理学等。对于他们来说,认识论似乎就是关于心理(感觉知觉、心理行为的意识、内省、心智运作等)的问题,于是倡导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这显然有悖于哲学家的夙愿(传统哲学属非经验学科,而心理学属经验学科),而反对这一倾向的首选方法就是进行概念分析和语言研究。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语言论转向被视为现代哲学界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可以说它挽救了哲学,使其走出了危机。

3.主要代表和观点

下文主要论述西语哲初期4个主要代表人物和学派的观点,以作为铺垫解释“后语言哲学”。

(1)弗雷格认为世界结构很难在世界中找到,而只能通过表达世界的语言结构来发现,故而将关注重点从世界的特征转向语言的特征。他首先分析语言中the morning star和the evening star的同一性问题来解决意义指称论的失误,认为meaning可被分为sense和reference,从而开创了意义研究的新方法。这也证明了思想内容没有表达它的方法更重要,提出了语言对于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哲学要能论述清楚思想与世界的关系,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极力主张转向研究表述思想的方法,或者说要研究哲学(包括逻辑)就要研究语言,从而开启了哲学中的语言论转向。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胆想法。

要能保证通过考察语言来了解世界的前提就是,语言与世界同构,据此他进一步提出真值对应论,将语言的意义视为与世界紧密关联的真假值,这成为分析哲学重要的理论基础。

弗雷格还改造了传统的形式逻辑(亚氏的形式逻辑还用了部分自然语句,如“所有人都有一死”等),开数理逻辑之先河,使其走上了形式化之路,从而诞生了现代形式逻辑。由于数学具有非经验性、抽象性、规律性,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使得逻辑能像数学一样高度形式化、科学化,这样就能用数理逻辑来代替自然语言,可达到消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解决哲学中命题意义不确定的目的。据此,他设计了一套概念符号和逻辑语言,设定规则以保证各表达式之间关系能得到确定性解释,可使每一表达式具有精确性,这样就能通过解决语言问题来保证意义的单一性、稳定性、科学性、可计算性,开启了意义形式化研究之路。

保证语义形式化成功运作的理论基础是笛卡儿的“二元论”,意义与身体相脱离,也就是说,意义的可计算性是建立在没有人的主观因素干扰,不受个人偏见影响,排除一切价值污染的基础之上。这一客观主义哲学理论历来受到很多哲学家的青睐,此时依旧很有魅力,从而逐步形成了西方20世纪初一种新的哲学研究趋势:“分析哲学”潮流,弗雷格的观点和设想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

(2)罗素接受并发展了弗雷格的思想,也认为日常语言不完善,要用逻辑分析方法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和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运用形式化的数理逻辑来准确表征语言的意义,以解决哲学问题。他反复所说的一句话“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逻辑分析”就是这个意思。他从分析语言的专名(为摹状语的缩略形式)和摹状语(为专名的扩展式)入手来解决指称论问题,以确保语言能与世界同构,并提出了区分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这一重要观点。他所举的典型例句是:

①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

根据语言与世界同构的原则,当一说到该句主语时,就当存在一个“当今法国国王”,而法国已是共和国,无国王。罗素认为有此理解是受到句法形式的影响,而此话在深层上的逻辑形式含三个内容:

②p至少存在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

③q至多存在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

④r这个人是秃头。

根据命题演算的合取规则,整个句子的真值(逻辑形式)为p∧q∧r,只要其中一个是假,则整个命题就为假,故此句无真值(或真值为假),也就无实际指称,但可有意义。产生该问题的关键在于:“语法形式掩盖了逻辑形式”导致了这一悖论,他为解决此类问题而提出了摹状语理论。

一个语句的语法形式为何能掩盖其逻辑形式,例①语法形式是对的,但逻辑形式有问题。混淆两者间的区别导致了怀疑分析哲学的基础:语言与世界同构的原则。有了摹状语理论,就可用一种可以理解的方法来谈论那些实际不存在的事物。解决的办法就是:化解含无实际指称物的摹状语,将其置于原子逻辑命题的谓语位置上(如上文②-④)来加以验证。另外,例①不管是肯定式还是否定式,都不正确。这样,亚氏形式逻辑学中的“排中律”就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将例①化解为三个逻辑形式之后,就可消除没有实际指称的主词(当今法国国王),将其转述为谓词,以解决指称论问题。又如Golden mountain does not exist其逻辑形式为:有一个对象X,它既是“金”又是“山”(There is an object X which is both golden and which is mountain,通过分析原句,将主词化解为两个谓词,使原来主语位置上的摹状语(Golden mountain)分开拆散,放到两个并列的谓语位置上(两划线部分),也就化解了原来没有实际指称的“金山”,将其改写为“谈论X所具有的属性本身”,就可使原来那个虚假的事物不出现。也就是说,原来那个虚假的事物变成了从这些属性得出的一个逻辑结构。这样,就可用分析自然语言中逻辑形式的方法来消除关于“存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ontology commimtent”),这也是摹状语理论的最大意义之所在。

弗雷格通过分析语言中的晨星和暮星,区分出sense和reference,并以此来解决指称问题(意义不是其指称对象)。而罗素则通过分析语法形式与逻辑形式的区别,并用摹状语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艾耶尔(Ayer),卡尔纳普(Carnap),赖尔(Ryle)等所评价的:摹状语理论为把逻辑分析法用于语言哲学研究作出了典范,对其后的分析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涂纪亮1987:98)。有了摹状语理论,也就进一步论证了弗雷格的研究思路,确定了分析哲学的价值和地位。

(3)维氏前期理论,通过分析语言与世界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提出著名的“语言图象论”,进一步论证了语言与世界同构的问题。世界不是由对象(或物质)构成,而是由事态(事实)构成,事态可反映出世界的状态、性质和关系,对象(或事物)的相加反映不出世界的面貌,而只有事实的组合才能反映世界的面貌。事态是由命题(或句子)来表述的,因此世界就是由事态、命题、语言构成的总之,世界由语言建构出来。语言中的名词对应于世界中的实体,谓词对应于世界中实体之间的关系,语言就像图画一样反映了世界的情况。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了解世界。另外,世界不存在否定的事实,而语言既包含肯定事实又包含否定事实,且虚拟的概念也只存在于语言中，显然,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会更全面,因此研究如何描写事实的方法(语言)更为重要。

他还主张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来讨论语言,即通过分析语言的方法切入到思想层面,并以此来了解世界。因此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澄清语言,医治语言疾病,从而进一步将哲学导向了语言论方向。

他的后期理论为“语言游戏论”,认为词语的意义取决于具体情景,并将其等同于词语用法,也是通过分析语言意义来解决哲学问题。“意义用法论”和“语言游戏论”对哲学转向研究日常语言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从两个方面论述:1)尽管日常语言本身有不完善之处,也没有必要建立理想化的人工语言,传统哲学中的问题是因为哲学家不了解或违背日常语言的多种用法而造成的,只要仔细研究其用法,正确了解概念的不同用途,就能治疗哲学问题;2)语言的功能不仅是描写,不仅在于反映世界,更主要是一种行为,是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奥斯汀(1962)将其发展成为“说话就是做事”,语言除描写之外,还有施为的功能,后来塞尔和格赖斯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因此,维氏为语用学奠定了基础,倡导从语言使用和语境角度来研究真理和语义。

(4)维也纳学派深受上述三位学者的影响,成为逻实论阵营中的主力军,认为语句的意义取决于客观外界,取决于使其成真的条件,提出了意义的证实原则。同时依靠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建构了一套精确的人工语言来取代含混不清的自然语言,以能确保意义解释可像严密的数理逻辑推理一样,从根本上消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该学派过于强调语言对于外界的依赖关系,而否定了人的作用。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还包括欧陆的解释派哲学。现将语言论转向基本情况总结为下表(此处的逻实论取广义理解,它又叫逻辑经验主义、逻辑语义学、形式主义语义学、人工语言学等)(见图1)。

图₁ 

语言学中的语义学主要是以英美分析哲学中逻实论为理论基础的(这可从其别名“形式主义语义学、逻辑语义学”可知),语用学主要是以日常语言学派为理论基础,这两个学派与欧陆学派三者在“人本性”上呈渐增性连续体,即从人本性角度来说,欧陆解释派>日常语言学派>逻实论。

4.后语言哲学的思考

钱教授(2007)在《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中分析了西语哲在西方和中国的近况,认为西方分析哲学的大潮已经过去了,只有星星点点的遗迹,因此设想出了一条在中国的可能发展之路,即“后语言哲学(简称后语哲)”,将其基本思路设想为:充分挖掘与利用西语哲资源中的营养和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挖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而要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他还在结束语中将其概括为三个含义:一是吸取西语哲的营养;二是不炒作它的老问题,而当节外生新枝;三是产生以新“问题”为中心的新理论。他还认为,新枝当落实在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所有领域内。我们认为,当前的EP和CL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当可视为西语哲的新枝。

在学术界将“后”加在传统学科前,大多带上了“批判”的含义,如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同样,“后语言哲学”中“后”也有批判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EP和CL就具有了“后语言哲学”性质。

5.体验哲学对语言哲学中客观主义理论的批判

分析哲学所倡导的用逻辑语言解决哲学问题,为哲学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方向,也为语言学注入了一种新理念,其历史意义必须得到充分肯定,但其理论局限性也十分突出,它是基于客观主义理论、经典范畴理论、二元对立论等之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正如陈嘉映所说,这种分析方法“没有认清逻辑语言的实质,大大高估了逻辑的功能”(陈嘉映2003:179)。它必然会面临一大堆难题,如语言表达的细微差异、感情色彩、故意双关、模糊辞令、丰富含意、隐喻转喻、表达多样性等,都可能被形式主义语言理论视为大敌而当以排除在外,特别是(后)现代哲学大力倡导回归生活世界,强调人本性因素,这就是哲学家们转向日常语言学派的初衷。

非客观主义哲学(主要为EP)明确表明,客观主义理论是行不通的,人的主观因素不应当被排除,语言是“惟人参之”的产物,何来的绝对客观,哪来的“笛卡儿范式”?人的因素当予充分考虑和重视,因而出现了意义的概念化理论和识解方案。

笔者(2003)曾根据Lakkoff＆Johnson(L＆J:1980,1999),Lakoff(1987)的论述,将EP与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之间的主要差异概括为5条,现将标题对比摘录如下(详见笔者2007:54-56)

图2客观主义哲学理论与

非客观主义哲学理论(EP)的主要分歧

6.对后语哲的思考和发展

西语哲的主题是“世界”、“毕因”、“人”和“语言”,基于EP之上的CL将它们融合为一体,作贯穿性综合处理,提出了“现实-认知-语言”的基本研究思路,这也足以证明EP与西语哲之间的批判与发展关系,将其视为“后语哲”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下文综述我们从后语哲的EP 和CL角度作出的5方面思考和探索。

(1)溯源体验哲学,理清与西语哲的关系。EP源自对西方2000多年传统理论的反思,它将传统的重感性和重理性的理论(包括近代哲学史上认知论,如经验论和唯理论,以及现代的分析哲学和理性研究方法,参见王寅2007:39)都归结为客观主义哲学理论,因为它们都承认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客观外界和客观真理,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这客观真理(或终极真理)寻找出来,这才有了哲学的核心内容“形而上学”。L＆J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非客观主义哲学理论,认为不存在什么独立于人的客观真理,他们接受了哈贝马斯的共识真理观(the 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同时提出了EP的三条基本原则,可简述为“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它们既是区分第一代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也是CL的哲学基础,也为语言符号象似性提供了理论支撑。

我们基于L＆J的论述,对上述三条基本原则进行了溯源性探索,发现它们也是基于前人研究之上综合而成的。单就心智的体验性来说,两位学者(Lakoff为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Johnson为美国著名哲学家)就受到了下列理论的影响,如杜威(1925)的经验自然主义、海德格尔(1927)的人文哲学、梅洛·庞蒂(1945)的知觉现象学、施密特(1980)的新现象学、普特南(1981)的内部实在论,以及马列的唯物辩证法等。至于认知的无意识性和思维的隐喻性,也有很多学者作出了论述,L＆J的贡献在于将三者整合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以其批判西语哲的理论根基,挑战西方传统思想,开启了一条新的语言哲学的研究进路(另文论述)

同时,我们还将他们所说的体验性从以下三方面作进一步细化理顺:1)我们靠什么体验,主要靠身体和大脑;2)我们首先体验什么,首先体验空间和运动;3)我们如何体验,主要通过互动方式。这一基本出发点就决定了CL必将要走向与传统语言理论不同的进路。对哲学基础的反思必然要决定对语言学理论的反思,我们也沿着上述所理顺的进路作了初步探索和论述。

(2)提出“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新模式”,以避免单向或双向理解之不足。根据EP基本原理,传统语文学、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描写语言学、思辨语法、普遍唯理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等当算客观主义语言学理论,其共性主要是忽视人的主观因素,排除个人见解,消解人的价值观念,都将追求客观真理视为其终极目标。特别是形式语言学,只注重纯符号的运作和演算,以及符号表达式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纯粹对应关系,忽视人的主观性、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理解客观世界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当今人文思潮明显表现出“呼唤人因素的回归”(李洪儒2006),回归生活世界,EP则与此思潮合拍,因此基于其上所形成的CL,也与上述种种非客观主义语言学理论相反,充分考虑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尝试建立语言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统一和辩证的整体关系。因此CL就是要研究语言背后的人性特点和人文精神,着力寻找人们如何通过体验和认知形成语言的方式和过程,揭示语言表达背后的心智表征机制,透析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象似性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发展而成的。

从古希腊到19世纪末漫长的2000多年中,西方哲学家为追求客观真理而竭力排除人的主观因素,遵循着单向性思考的方式,强调主体向独立客体的单向运动:要么强调感知经验的作用,要么强调理性思维的作用。到了现代和后现代,学者们发现这种单方向思考存在很多缺陷,开启了双向思考的研究进路,皮亚杰提出了主客互动的观点。伽达默尔觉得人本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将理解直接视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对话。哈贝马斯在其理论体系中重点论述了“主体间性”。我们基于EP对“单向理解、主客互动、主体间性”进行反思,提出“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其中既有主客互动,又有主主互动,更重要的是两者的结合,以修正后现代学者过于强调“接受美学”、“读者反映论”、“意义不确定论”所产生的偏差。在主体两者之间有一个“客”,就可有效约束主体之间在理解上的偏差,基于此我们对语言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作出如下论述:语言之同,是因为人们面对相同或相似的客观世界,具有相同的身体结构和功能;语言之异,是因为人们认知方式有差异,看世界的角度和立场有不同。将体验性和人本性整合为“体认性”,可为“理解”作出了更加切合实际的辩证解释,既强调理解的客观性,也充分注重理解的主观性,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思维和语言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之原因。

(3)细化“现实-认知-语言”,回答“物质如何决定精神”的问题。如上所说,CL的基本思路为“现实-认知-语言”,既批判了指称论所主张的语言与现实直接相联的观点,也继承和批判了弗雷格的“符号-概念-外界”三角关系论(王寅2001:34),批判语言天赋说和自治论,坚持认为语言是人类对外界通过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而形成的,这就解释了语言主要源自后天习得的问题。

我们还对CL基本原理中的“认知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在研究语言如何形成时,也顺便解决了哲学上的一个问题:物质如何决定精神的(唯物论者虽强调物质决定精神,但未能详述前者如何决定后者)。这或许仅是许多方法之一种,但也算是一种尝试,详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图3详解了认知过程:从感觉、知觉到表象,再到意象图式、范畴、概念和意义,当人们用语言形式将这一思想揿住,这就是词汇化或语法化。通过语言分析顺便思考了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唯物主义者强调物质决定精神,但少有论述决定过程,图3也可明显表明意识形成的大致过程,也算是对唯物主义决定论的一点细化解读。(见图3)

图 3 认知语言学基本原理

(4)提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语言哲学也与语言世界观密切相关,两者都关心语言与思维(认知)、与现实世界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都述及了语言在人的世界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当前,语言世界观主要有4种基本观点:1)反映现实论;2)认知假说论;3)语言决定论;4)语言思维二元论。前三种观点具有明显的单向论述的倾向,且这4种观点都没能将社会文化因素考虑进来。为此我们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认为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这4要素之间存在着“多重相互作用”,在此框架中提出: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言的决定关系;语言影响认知,认知影响现实的影响关系。我们近年来基于EP和CL的理论重点论述了语言体验性,一方面为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作了理论铺垫,另一方面语言世界观多元论也为语言体验性提供了证据,详见《重庆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2期(部分转载)。

(5)提出语言新性质:体验性。国内语言学著作和教材都谈到了语言的很多性质,如交际性、社会性、符号性、系统性、全民性、民族性、任意性、生成性、超时空性、心智性等,且不同学派常强调了语言的不同性质:结构语言学更强调其符号性、系统性、任意性;功能语言学更强调其社会性、功能性和交际性;TG学派更强调其天赋性、心智性和生成性;CL则更强调其体验性、认知性和象似性。CL认为,语言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感觉器官在与现实世界互动体验之上通过认知加工逐步形成的,是主客观多重互动的结果,这就必然要得出语言具有体验性这一结论。我们近年来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系列文章(现已发到“之十二”),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证。

L＆J(1980,1987,1999)在他们的论著中虽论述了范畴、概念、心智、推理以及语言的体验性,但对其并未作重点强调和专题论述。我们在其基础之上专门论述了“语言体验性”,并分别从语音、词汇、词法、句法和语篇等层面进行了论证,同时还提出了确定语言性质的基本原则。

7.结束语

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许多营养和智慧,同样,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语言哲学,也为语言学注入了很多研究思路,如语言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就出自于此。但当前西语哲在西方哲学研究中虽已不是主流,但学术要发展,研究要继续,人类要进步,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钱教授提出“后语哲”,强调利用西语哲有关资源关注如何将语言与世界和人息息相关起来,并将这一研究思路视为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我们所从事的EP和CL研究,基本上就是沿着这一进路思考行进的。

体验哲学在严厉批判分析哲学时指出,研究语言意义是对的,但将意义视为客观外界的镜像反映,归结为纯粹形式,与人的身体毫无关系,这就陷入了二元论的泥坑,将哲学研究导入了错误的方向。EP认为我们的概念出自身体,意义基于体验。又由于绝大部分概念具有隐喻性,意义就不可能完全是字面的,传统的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在此遇上了麻烦,我们主张将“镜像”修改为“折射”,将“同构”说成“拟构”,因为对客观外界的认识必定要打上“人”的烙印,因此人类思维不能用形式化方法来框定和演算。L＆J在批判分析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EP,其中有很多论述实际上也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据此,将EP和CL视为“后语哲”的研究“新枝”,顺理成章!

我们基于EP和上述思路,对后语哲的研究进行了以下5方面的探索。

(1)溯源体验哲学,论述EP与西语哲的渊源关系,说明EP是对西语哲的继承和发展。

(2)建立“主客主多重互动理解模式”,为哲学界研究人类理解提出了一个新模式,强调主客观性的多重互动结合,可纠正后现代哲学中“读者反应论”、“意义不确定论”、“译者自由论”的偏激倾向。这实际上是笔者在论述语言翻译认知观时导出的哲学探讨,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解模式。

(3)详解和细化CL的基本思路“现实-认知-语言”,在回答语言如何产生时,也顺便思考了哲学上的问题:“物质如何决定精神”。

(4)语言理论也与语言世界观密切相关,我们基于西语哲主要内容和CL的基本观点,从哲学角度论述了现实、认知、语言和文化这4要素之间的“多重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语言世界观多元论。该观点形成于英汉语言的对比研究中。

(5)重点论述了“体验性”这一语言的全新性质。认知的体验性决定了语言的体验性,语言的体验性也支撑了认知的体验性,这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完全吻合。

哲学和语言学研究中既有批判,也有继承,充分体现了人类对过往知识的反思和认识的进步,对既有理论的消化和吸收,后语哲是对语言哲学的一种发展,EP是对传统客观主义哲学的反思,我们的上述探索是对后语哲的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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