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说】在怀疑中建立起信仰
我们身处信息大爆炸的年代，信息的新陈代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的更加迅猛。信息洪流既是时代的馈赠与恩赐，也是时代的洪水猛兽，正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包罗万象，却也良莠不齐。它们气势汹汹，无孔不入，总是试图左右我们的价值取向。如果没有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我们宝贵的大脑只能沦为信息的贮藏室与中转站。
能够质疑，是社会多元化的思想基础；学会质疑，是杰出人才成长的起点；敢于质疑，是个人发展趋于成熟的标志。质疑的核心是思考，没有经过缜密思考的质疑是没有价值的。只有立足实际，理性思考，并历经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最后才能享受到真理之花的馥郁芳香。
社会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既要有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见解，也要有容得下不同意见的肚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名优秀的教师应该对教育的历史与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应该有摆脱陈旧落后教育观念的勇气。
茅卫东先生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他以特立独行、思想深刻、勇于质疑、敢于批判著称于坊间，常常独具慧眼，见微知著，想人之所未想，发人之所未发，时常令人于莫名其妙之余拍案叫绝，在品读反刍之后叹为观止。今天的推文是茅卫东先生的人生经历分享。情怀君未必认同其全部观点，但敬佩其质疑与反思精神。静观他人之人生，深思我辈之命运。相信本文会给读者带来诸多启示！
（深圳高级中学杨丹瑜 黄元华 微信hyh7261917）
一般而言，人生的关键事件应该不能太多，多了就不算关键了。可我要说的，偏偏有几件事，而且时间跨度还不小。这些事件，曾让我一次次对人性产生严重怀疑，让我陷入深度思考——有时甚至是绝望，但最终也促使我有了自己的价值观，不再人云亦云、亦步亦趋。
小时候，家中六口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在北京煤矿做工的父亲一个人的收入，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在我十岁以前，碗里盛着的总是粥——番薯粥、白菜粥、芋头粥、南瓜粥……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餐白米饭是一件非常渴望的事。在我读高中之前，我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我哥和我姐的旧衣服改成的。后来之所以结束穿旧衣服的历史，不是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多大的转变。而是我后来居上，成为家里长最高的人。因为经济的拮据，成绩优秀的大哥竟然不敢报考本科；而我读师范，多少也与此有些关系。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是教我与人为善、要懂规矩有礼貌，不要招惹别人要信奉吃亏是福。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家里竟然在偷电。我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说小孩子不懂不要问。母亲严厉的口气与严肃的神情让我感到害怕。
不久，我犯了错，母亲责备我。我愤愤不平，认为母亲没资格教训我，因为她偷电。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当时那种恼羞成怒的样子。现在我用这个成语丝毫没有鄙视母亲的意思，母亲当时的确是恼火、着急、羞愧各种表情都有。
很多年后，我为这事后悔，因为我知道自己伤害了母亲，但当时，我只是不再相信母亲的教导。
所谓祸不单行！差不多同时，我也开始不再相信老师。
在学校，我绝对是个循规蹈矩、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经常因为个小体弱被人欺负，每次都得靠姐姐冲下楼来救我。
有一回，我去村里的小卖部打酱油，店面很小，当时已经围了几个老太太，我的班主任也挤在里面。我叫了她一声就站在了一边，想等人少些再买。偏偏后来又挤上来几个人，那情景就象是刮了一阵小小的抢购风。班主任买好东西挤出来，见我还站在一旁，表情非常惊讶地问了一句：“你怎么还没买啊！”然后充满同情地对身边的熟人讲了一句话：“老实人吃亏啊！”
我一下子愣住了，我难道还能与老太太、与我的班主任争购吗？酱油又算不得什么紧俏物资，等一会儿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这么等了一会儿，怎么就成了被怜悯的对象呢？班主任的表情让我觉得自己什么地方做错了，但我的道德观告诉我我没有错。这件事虽然不能说是打击，却完全可以说是一种震撼。
我想不通：为什么在课堂上老师教我们的东西到了外面就不适用了？为什么母亲教我的做人原则轮到她自己就不坚持了？为什么我这么善良却总是被人欺负，甚至老师和母亲都要怪我？
读中学后，这一困惑让我在学校越来越疏远老师，在家里一次次与母亲发生冲突，以至于愤怒时几度想离家出走，抑郁时又数次想自杀。最终，狠不下心，活了下来。
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回高中母校，一所省一级重点中学任教。
工作第二年，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告，放弃计划经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可是，我却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
我常常杞人忧天般猜度那些老教师的心态：讲了一辈子的计划经济，突然说现在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了；一年前还在为计划经济做宣传，一年后却对学生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他们的内心痛苦吗？不是我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市场经济，因为对这个问题早就开始了讨论，在大学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计划经济去日无多了。我感到困惑的是，从教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弯转得是如此之急，如此之大，然而，我的同行们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教材怎么说，课就怎么上，哪怕现实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可无动于衷。教材变化了，过去的观点被否定了，政治教师摇身一变由旧观点的诠释者转变为旧观点的批判者、转变成新思想的传播者。这难道就是一个政治教师必然的选择？
有前辈说，咱们是教师，让教什么就教什么；考试考什么就教什么；特别是政治教师，是“喉舌”，怎能有自己的声音，怎么能有自己的思想！你考虑这种问题是不对的，是没用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我知道，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还只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把“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话改成“工作着是安心的”可能适合更多的人。但教师的劳动难道能够仅仅停留在谋生这一层面上？当一个教师——特别是文科老师——在课堂上宣讲的内容仅仅是贮存在大脑中的知识的机械输出，而不是源于自身心灵的感悟，这样的教育教学活动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这样的教师能够有人格魅力？这难道真是对教育对学生的负责态度？
屋漏偏逢连夜雨！
工作第一年时，新教师要上汇报课，记得那天我讲的是“按规律办事”，课上完照例要有老教师点评。有位老教师说，这课上得不错，内容很丰富，气氛很活跃，如果能够用一个例子就把几个知识点串起来，会不会效果更好些？
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把一个例子讲透，学生印象应该更深。第二年还要上汇报课，我又选了同一个内容，用了一个例子就把几个观点串连了起来。评课时，那位老教师说，这课上得不错，一例到底，分析透彻，如果材料丰富一点，会不会效果更好些？
倒，我做方的，他说圆的更好；我做了圆的，他又说方的不错。下次我做成外圆内方，他会不会说外方内圆更好啊？我当然知道同事没有恶意，决不是故意为难我，评课嘛，总要提出一点批评、希望和建议。
但这两次评课让我明白了两点：一、不要去追求完美，永远不可能有完美，差不多就行了；二、不要太在乎别人说什么，关键是自己心里要有谱，我的课堂必须我作主，不能让别人的指点牵着鼻子走。
如果说同事的评课只是让我有些不以为然，那么北师大进修的经历则让我惊醒。
1996年下半年，我参加了由教育部委托北师大举办的为期半年的“全国思想政治课骨干教师进修班”。进修班规格高，授课教师自然不含糊。当时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主要是两拔人，一拔是全国知名的中学思想政治课特级教师，可以说是特级中的特级。另一拔是大学教授，每一个人的名字那时候可都是响当当的。只有一个年轻人，大概是情急之下临时顶岗的，课上得不错，人有点青涩，后来成了国内德育研究的专家，一个国内最著名师范大学的某学院院长。
这两拔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大学教授们不论是严谨型还是豪放型，课上课下都显得非常大气，有学问没架子。几位中学特级教师虽然名声很响，可是和教授们相比——恕我不敬——居然显得有些猥琐。有一位特级在最后一次讲课时和我们分享了“辨析题的十种类型及答题技巧”，很实用的东西。特级神秘而又自豪地告诉我们，有一家电视台出价数千元请他去做电视讲座，他拒绝了，这是他的研究心血，轻易不外传，这次看到年轻的优秀同行很高兴，所以愿意无偿和大家分享。
我和进修班的其他同学一起鼓着掌，心里却在想：这就是中学政治特级教师？我以后也会是这等模样吗？又听名师严肃地说：“我愿意和大家做朋友，不过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泄露给其他人了。”
一个著名的政治特级教师，努力了一辈子，临近退休了，最得意的竟然是“辨析题的十种类型和答题技巧”。我知道，这辈子自己无法再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老师了。我又想起了韩愈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多年以后，我在拙著《心平气和当老师》中提出，一名优秀的教师应该对教育的现实和历史有清醒的认识，并因此抱有同情之理解，能够有勇气摆脱陈旧落后的教育观念束缚实现美丽的转身，并微笑面对各种世俗的评价温和地坚持自己的选择。这一观念的形成，其实是我多年思考的结果。
很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和同学上了街。最后，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课堂，也没影响毕业。但就是这段经历，让我不再相信年轻人的热情与正义。
后来，看到一段轶事：
抗战时期，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夫人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
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回身，说了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想起大学的经历，很是赞成宋美龄的这句话。
当年，风向有利于学生时，大批同学上了街。风向转了，许多人也就转回了学校。对这些同学来说，谁赢他们跟谁走，在哪里都可以，重在参与。
活动的策划者们也在变化。开始时只有几个人，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事情多，人手少，大家按照各自所长分工协作。慢慢地，活动规模大了，策划人数也多了。于是，有了新人与老人的不同，有了苦差与肥缺的区别……
短短几天时间，大家看到是的轰轰烈烈，我却看到了轮回。
这不就是鲁迅先生说的“城关变幻大王旗”吗？这不就是钱钟书说的“革命实践成功之际，就是革命理论破产之时”吗？我们所做的，如果只是让历史重演，这又有何意义？
工作后的一堂课，进一步印证了我的看法。
在学校时，我上的是政治课，高三有一堂课，内容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的多党制”。有一次，同事觉得这个内容太难讲，我自告奋勇去了教室。因为不是自己的学生，也就没有按套路出牌，上来就问学生：
你们认同这个观点吗？
学生的反应你们肯定想得出来，不需要脑补。
再问学生：那应该怎么办才好？
答案也不需要我重复，你们肯定又知道了。
接下去，我选择了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向学生征询解决方案。学生提出处理意见后，我再分析可能出现的后果。在学生认可后，再让他们思考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这样一步一步往下走，一节课下来，学生傻了。
他们发现，自己开始时的选择与最终作出的决定之间完全是两个极端。他们以为自己是喜欢民主的，事实是他们最终选择了独裁，因为民主很麻烦，独裁很高效。
这一课，简直就是中国版的《浪潮》。可惜，当时我没有记录课堂的习惯，细节都想不起来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有正义感。我们以为自己嫉恶如仇，追求公平；与人为善，热情好客。其实，那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恶人——碰上杀人不见血的魔头，我们早吓得腿发软心发颤，哪有力气伸张正义；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如果有大笔的钱可以任由自己支配，大批的手下可以任由自己支使，我们哪还记得自己曾经多么痛恨腐败。所以有智者说，有的人之所以痛恨腐败，只是因为没有使坏的机会；有的人之所以显得善良，只是因为没有作恶的条件。
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谓的理想与道德、所谓的正义和善良，统统只是一时荷尔蒙旺盛的结果。
人不只是会分泌荷尔蒙，人还有大脑，会思考。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他们都强调，人要学会思考人生而不仅仅是感受生活。
但在中国，思考自古就是不受欢迎的，独立思考更是危险的。
因为所有爱思考的人最终都会发现，感恩父母和长官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看上去那么高大上的所谓正义与公平其实就是非常现实的利益平衡，而理想在现实中都成了“有利就想”，善良则几乎是“无能”的同义词。
所以，中国式教育，从来就是一场清醒催眠，中国的孩子从小被告之“要听话”，小时候是大人教三字经，弟子规之类，长大了作八股文章自己教育自己如何听圣人言，为君王谋。
这种现象至今没有得以改变。我们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被要求“时刻准备着”，弟子规已经大规模杀进校园。作业压力、考试压力、升学压力、就业压力、买房压力、结婚压力……这么多压力之下，还有多少人有心思去审视自己的生活？能活着，已然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了。而且，轻易还不敢死，因为死不起。
只是，一个不会思考的人，能有什么与猪不同的理想？又怎有摆脱愚蠢之后的善良？
怎么办？
我无法告诉你答案，因为人生的路，需要自己思考后选择。所有别人为你指明的康庄大道，最终会把你带入深渊。
已经有太多的人一辈子没有说过自己的话，一辈子没有走过自己的路。你，还要重复这样的生活？
有人说，真正的英雄，是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这话也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英雄，是发现了自己的迷茫与懦弱后，依然选择前行。
（作者自负文责。未经授权，他人不得转载）
作者简介：茅卫东，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高级研究员。
17年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从教经历，7年教育媒体从业经历，2016年2月加盟上海百特。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职业指导师，著有《重寻教师尊严》《心平气和当老师》《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区》《怎样的爱才合适——做一个不过分的家长》，业余时间打理微信公众号“教育自由谈”（maowd121）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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