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曾经历却向往的教育：广州耀华走访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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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说

今年春节前，我接到Ivana的电话，说请我去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看一看，回来写篇稿子。我们相识多年，知道她已经从媒体转战教育界，但我对这个领域还生疏得很，以前做职业记者时也是跑时政为主，唯一一次跟教育相关，还是做留守儿童的报道，对国际学校完全是外行。我笑问：“挑谁不好，干嘛选我？”“觉得你会有兴趣，也能理解。”

听她简单介绍后，好奇心被激发，无数个问题掷硬币一样蹦跶出来：国际学校就是为了学好英语出国吗？既然是以孩子出国读书为目的，岂不和传统公立学校一样也是功利教育？孩子是老师教的，老师们自身又如何保证与众不同？

带着这些疑问，我去耀华国际教育学校广州校区走了一趟。

耀华学校广州校区

撰文 | 语潇（自由撰稿人，旅居香港）

编辑 | 樊素

学校在广州偏郊，从白云机场开车半小时到，一个大操场，两栋教学楼，一栋宿舍楼，看着和普通学校没什么不同。一群年龄参差不齐的孩子在乱跑，有一个捡球经过我，大老远地跟我打招呼：老师好！我吓一跳。要说文明礼貌，大部分孩子都能做到，但这个孩子让我觉得新奇，他好像特别开心，以至于要跟我分享这个喜悦似的。上电梯的时候，碰到的另外两个孩子也是一样的表现。这个学校的孩子都这么开朗吗？这不禁让我对耀华有了更大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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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难道就是为了提高分数吗？

”

在学校里，我认识的第一个孩子叫Ivan，广州耀华学生会会长。三年前创校时入读，现在十二年级，准备申请美国的大学。一米八几的个子，卷卷的头发，一脸阳光自信，果然是低年级口中“大哥哥”该有的样子。然而他告诉我，三年前，他还是一个九十三公斤、吃了睡睡了吃的胖子。

小学毕业后，Ivan以优异的成绩入读广州市一间著名的私立中学，刚进校还没什么不适应，但很快他发现自己无法喜欢这所学校：作业多到无法完成、考试进行年级排名、军事化管理学生作息、头发长度不能超过手指……佼佼者众多，Ivan的成绩排名中下等，对学习也丧失了兴趣，“我就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学习，难道就是为了把分数提高吗？”

Ivan说自己当时已经掉进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出不来。“混时间，也不喜欢运动，因为太累，结果只能吃东西，越吃越胖。”“他变成了一个吊儿郎当的孩子”，Ivan的妈妈余女士告诉我。最让她难过的是有一次Ivan跟她说：“我们老师只喜欢那几个拔尖的同学。”

这样下去不行，Ivan妈妈决定换学校。其实，她很早就打算让孩子念国际学校，但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广州耀华创校时，她去听了简介会，“我觉得比较客观，不是一味地说学校怎么好。”最终决定来耀华，是因为看中了平等待人的理念，“不单纯以成绩论英雄，老师会发现每个孩子的优点，真正的师者就应该是这样吧。”

我和Ivan聊完的第二天，他受老师邀请给中学部同学分享学习经验，英语流利得像本土美国人，大谈特谈自己每日打篮球的习惯。一个孩子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爱打篮球，成绩还这么好的？”他用漂亮的英语回了一句：“To me, basketbal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cademic”。（对我来说，篮球比学习重要）真够率性。我事后问他，那句是真心话吗？他几乎是抢答：“是的啊，学习要努力，但生活很大一部分是运动。运动改变了我挺多的，不仅身体好了，还认识了很多朋友。”

Ivan妈妈也很高兴看到这个转变，那个从小爱运动的阳光大男孩又回来了。“一个人身心自由了，才能把事情做好，因为内心是愉悦的。”

身穿23号球衣的Ivan（前排右三）率学生队跟老师队战了一场，最后学生队险胜

我遇到的另一个孩子Jordon，十年级。他和Ivan恰巧来自同一所私立中学，一样受不了那里的军事化管理，“成绩倒是上去了，但每天很晚睡，身体不好，经常生病”。

来耀华之后，他说自己最大的转变，就是自信了很多。这归功于课外活动的参与、老师的经常鼓励和戏剧课的培养。

戏剧教育在传统学校顶多是兴趣班，在耀华却可以成为主修科目。耀华高年级会采用国际IGCES两年课程，有经济、商学、戏剧等专业可选，Jordon选了戏剧，学生的表演录像会寄去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专业评判，他最近正在排演的是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Jordon说，“演戏能培养学术之外的性格，比如自信，对演讲也有帮助，比较有气质气场。”

去年学校成立首届学生会，Jordon也参加了竞选。在以前的学校念书时，他只是报名了学生会纪检部的部员，“填申请表的时候手都在抖”。现在他要在全体中学部同学面前发表竞选演讲，围绕上任后的工作方向。“他们说要帮学校改善这个改善那个，我说我只想倾听更多同学的意见。因为只是我的想法不行，应该尽量满足更多人的想法。”演讲完，学生们一人一票，他被选为副主席。

Jordon（后排右一）和同学们在戏剧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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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学习，不是为了纪律好

”

随意走进一间耀华的课堂，孩子们叽叽喳喳几乎是常态，有的还会到处跑，每个孩子手、脚、嘴起码有一个在高速运转。发言的时候不需要举手，任何时候都可以提问，往往几个人一组，完成老师布置的练习。

我去听了一节三年级的语文课，贴满彩色图画和创意剪纸的教室里，老师正带孩子温习新学的字词。虽然喧闹，老师发出指令的时候倒是很乖，正文讲完后，另一个老师上台来教孩子摄影，教他们怎么才能拍出好看的花，这和他们新学的课文有关。自己动手时间一到，几个女孩哗啦一下把小脸集体凑到一朵花跟前，有秩序地你拍完给我拍。另一边的男孩则炸了锅，坐着躺着侧卧着各种姿势都有，一个男孩举着相机，弯下腰对着同学的鼻孔咔嚓一下。“哈哈哈哈……”几个人笑得在地上打滚。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上课模式，惊讶之余，也怀疑这种教育方式是否奏效。见到校长，开口就问：“这样混乱的课堂秩序，怎么保证教学成果？”校长尚尔娜心平气和：“课堂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学习，不是为了纪律好。坐得板板直直，学不进去没有用。三年级的孩子活泼好动是天性，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下孩子常常会开小差，我们的课堂其实是最有效的，孩子的思维一直在跟着你。”

尚尔娜介绍说，耀华的幼儿部是“游戏式”教学，孩子每天的任务就是玩。公立幼儿园刚转来的孩子一开始会问，老师今天做什么？老师说，玩啊。玩什么？随便玩啊。过段时间不问了，因为也开始学会玩。“你会看到幼儿园的孩子非常浓厚的学习兴趣。”

边玩边学

尚尔娜的女儿三岁半，在耀华幼儿部上学，有一天回家后一直在书柜里翻，“我问她翻什么，她说我要找一首春天的诗，今天学了春天。找到之后呀呀呀在那读。”尚尔娜说，“孩子的学习是基于兴趣和爱好，不是灌输式的。学习本就是愉快的一件事。”

我还是跳不出传统思维：“可是我看到有个孩子几乎在地上打滚……”尚尔娜立刻说：“你见过哪个三十岁的大人还在地上打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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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是产品

”

在我的学生时代，寓教于乐几乎是一种幻想。每天除了背书就是听写，如果本子上红叉叉太多，一整天都会垂头丧气，因为免不了要挨骂。在耀华，我第一次看到不给学生压力的教育，几乎不适应。然而脑子里紧随而来的问题是，又要学习知识又不束缚孩子天性，如何做到？

跟Ivan聊的时候，他跟我提过，刚来耀华的时候，最不适应的是课堂上的小组讨论。一个问题抛出来，三四个人分成一组，桌子也不是从前一排排地整齐摆放，而是围成半圈。有的时候，小组讨论甚至可以进行一整节课，“一开始觉得，这不是浪费时间吗？不是一堂课什么都没学到么？”不明白为什么讨论、怎么讨论，于是经常十分钟讨论，只讲一分钟，九分钟大家各自坐着。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班里有一个美国的同学，由于背景不同，彼此观点大相径庭，因此互相修正、补充，能够更多元地看待问题。“现在上课，我甚至会主动说，老师我们能不能先讨论一下，”Ivan说。

Jordon的感受也很接近，“传统学校就是老师给你一个任务，你完成就好了。现在是跟国外很像，自己研究预习，上课反而是讨论你的研究成果。”

语文教师叶萌萌说，“我们把知识性的传授放在比较次的位置，更看重方法性的学习。”

我还是不太理解，就问校长：“你们和公立学校比，特色之处在哪？”尚尔娜想了一下，“特色这个概念可能不太合适，大家都在共同研究。全人教育，是我们的理念，但也不断有新的教学机构在探索，双语教育也是。”她稍稍停顿，“教育不是一种产品。”

尚尔娜介绍，有很多种教学方法是正在实行的，比如Project Based Learning（项目式学习），围绕一个主题，跨学科调动多名中外教师参与，最终达到综合运用语文、地理、历史等学科的目的。

还有正在尝试的“翻转课堂”，培养学生成为独立的学习者。“我们其实是推崇去掉老师（teacher）这个名词，老师和学生之间不是教与学的关系，而是facilitator（促进者）和learner（学习者），我指导孩子，同时我也向孩子学习。”

尚尔娜（左一）在用差异化的教学方式给二年级同学上语文课

“教本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尚尔娜说，“教育策略的发展研究跟科学是一样的，日新月异，永远没有固定的方法。”

有家长提出异议，批判耀华不看重学习成绩。“我们不是精英学校，不是选拔成绩高低，而是看综合素质，”尚尔娜强调，“传统思维里，孩子有好中差的优劣之分，如果说达到一百分就是优秀的人，我不同意。人是全面的，现在的教育体系仍然是基于工业时代的，你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部分，只需重复加工。而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未来的人要有创造力、合作精神、批判性思维，这些有多少是能在卷面上体现的？现在是后工业时代，我们看重的是孩子如何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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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蚂蚁教育，要蜜蜂教育

”

回到香港，我又进一步去问耀华国际教育的课程总监吕子德博士，他是耀华课程的主要设计者。“我们不要蚂蚁教育，要蜜蜂教育。怎样提炼蜜糖，转化为更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你的资源来处理其他问题，而不是简单搬运。”吕子德说，“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想法，可能是一段很长的路。”

吕子德说，因为国际学校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让孩子有接受国外优秀大学教育的机会，因此主要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训练学生的英语水平，不止日常口语，更重要的是academic（学术），二是培养学生的价值观。我追问：“什么样的价值观？”他给我举了个例子，有一次耀华的课堂上，讨论国内环境污染问题，一个学生说，发达国家如今批评第三世界国家排放污染，但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了污染阶段，现在的污染一部分是由他们造成的，因此是全球的责任。老师听了说：还是别讲那么远，咱们回到这个问题……“学生已经用世界公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是老师把他拉回来了。”

吕子德非常重视教师的培训，他有一套独门秘籍，叫“知性之旅”。每年把耀华的老师请来香港“旅行”，不过不是去逛街，而是参观高等法院。十年前一次培训，他挑了一个谋杀案的审判，带耀华的老师们去旁听。“他们都很惊讶，啊？可以进去听？不会吧，政府请律师帮被告打官司？”那次出来，有个老师对他说，“我从小到大都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直不明白，到今天明白了。”

除此之外，还会参观廉政公署、为少数族裔提供支援的非政府组织。“我说，你们不是来香港购物旅游，而是来看另一种社会形态。我希望带给他们的是生命的冲击而不是技术或认识的冲击。”吕子德说，“一个老师，对于公民社会都没有多角度深入的理解，我怎么期望他能教育出一个世界公民呢？”

在吕子德的理想中，耀华应该是一个learning community（学习社区）。在一个社群里面，每一个主体都是一个资源中心，每个人都可以向其学习。“老师”“学生”是人为的标签，应该都拿掉。“学生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比如电子的东西，我输九条街啦。”他用广东话笑说，随后引了一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语出《论语·子罕》。孔子一生以此要求自己，不拘泥固执、不自以为是。“人很难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所以我说开放很重要，如果做错了，即使是老师，能不能有勇气说一句，对不起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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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你自己好啊

”

在耀华听到的故事中，印象最深的是Ivan跟我提过的一件影响他的事。耀华每年会组织学生去偏远地方支教。来耀华的第一年，在广西桂林一个他叫不出名字的村子，他第一次看到连风扇都没有的学校，“他们的桌子都是烂的木头，铅笔都已经削得这么短了”，Ivan说着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我当时就想，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我们呢，上课都是用iPad，还有空调。”

去年暑假，他又去了云南昆明的偏郊，担任一个小学班级的助教，带他们两个星期。临走的时候，四十几个孩子里有三十几个给他送了画，画中孩子和他手牵手，旁边写了一句我爱你。“毕竟从小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下长大，那次支教回来，他跟我说他挺震撼的，”Ivan妈妈说。

孩子们送给Ivan老师的画

“我还想再去一次，这是最大的感受，”Ivan说。以前参加这样的活动，多半是因为会对申请大学写履历有帮助，而这一次，他是从心底里希望的。“今年如果去，会多帮助他们，教他们多一点东西，影响他们。”Ivan觉得，钱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因为只是物质的改变，陪伴和建立长久关系之后，才可能影响和改变他们，包括对人生的看法。”说到这个，Ivan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这个国家这么大，很多人还是特别特别穷，没有办法接受教育，社会资源也用不上。我现在能看到的都是好的，不愁吃不愁穿的。但中国发展的同时应该把他们也带上一起发展，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Ivan在云南支教

这个思考也影响了他未来的选择。因为很早就确定，出国念大学会读商科，Ivan现在想着，一定要再读一门跟商科完全无关的人文科目。“然后去想想怎么帮助这个世界的穷人，其实西方国家穷人也很多。”今年暑假，他还要去美国华盛顿一个夏令营，去教那里的难民说英语。

“可能因为我从小家里条件比较好，没有愁这个愁那个，但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你自己好啊，穷人那么多，不能永远让他们困在贫苦当中，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还处在这样的环境。说实话，有点不公平。”Ivan说，“有钱人其实应该有义务去帮助贫困的人。你的钱都是从社会赚来的，难道不应该回馈社会一些吗？”

“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些想法，”Ivan妈妈只知道儿子的目标是考上常春藤名校，却不知道他还有更远的思考。对孩子的未来，她说她的要求并不高。“我没有要求他一定要上名校，只希望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身心健康就够了。”

写这篇观察的那天，刚好是Ivan18岁生日，我在微信上祝他生日快乐。他礼貌地回复我：谢谢！一个健康、有抱负的年轻人即将展开生命的画卷，想来是令人高兴的事。在他和他的同学们身上看到快乐、自信和自由这些已经在很多孩子身上缺失的特质，让这次耀华之行是值得且愉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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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华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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