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精编 | 黄晨：场域决定思想——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知识社会学逻辑（197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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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思想变迁，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因和逻辑？这个问题是理解中国政治转型和文化启蒙的关键，也是探索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的一个突破口。当代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在于：市场化和全球化并未带来自由主义主导的政治思想，甚至见证了民本主义、集体主义等前现代思想的回潮，呈现出一种保守性；而知识界引进的新思想有时能改变社会，有时却得不到其他阶层的回应，呈现出一种不同步性。这两个特点正是当代中国思想研究的待解之处。

海内外关于现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思潮的论著虽多，但多数仍属于传统的人物和文本梳理。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有哪些思想”“在怎样变化”，却无法回答思想“为什么这样变”。与之相对，由曼海姆开创，并由福柯和布迪厄等人的社会研究发扬光大的知识社会学范式，有助于我们走进思想的背后，对生产思想的场域和群体、权力塑造这些场域的过程、思想的社会影响等关键问题做出系统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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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界”与思想的一致性

在1978年以后的权力转型中，依次诞生了三种基本的场域，这些场域又决定着政治思想的生产和变迁，最终形成了我们在21世纪看到的场景。

当代中国所谓的“理论界”和“理论家”（official theorists），其核心特点就是知识与政治权力高度嵌合，因为理论家们都在行政—官僚系统内有级别和任务。全能主义官僚制的强制性权威既是理论界形成的原因，也是其生产、传播思想的主要逻辑。在改革开放前的全能主义社会中，理论界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场域。而且，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并不会随着政治领导人的更新换代而立刻瓦解，而是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甚至更晚。

理论界如何生产一致性的思想，可以从出版资料和话语体系中看出。统计历年全国的书籍、报纸和期刊的“印数/种数”比值后，我们可以看出，1967年是出版物种数的波谷，又是印数上的波峰。这使每个人接触到的知识更加一元化了。而改革初期思想的多元化程度仍然不高，主要是因为理论家的会议讨论使用的是同一种话语体系。这也影响到了那些没有行政级别的大学和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也没有独立于理论界的思想，因为能接触到的知识资源和进行研究的机构平台都没有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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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知识界”与新思想的传播

如果说理论界是政府和知识界间的桥梁，那么“公共知识界”和“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则是知识界影响社会的渠道，也因此倾向于生产接近社会热点、远离政府意识形态的新思想。1983—1984年左右，中国开始接近其他第三波国家中“国家—社会”分化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强制手段的软化，给了他们活动的空间。在组织上“挂靠”于一个理论界单位，可以让新团队在单位制下取得半合法地位；在人际关系方面请支持改革的领导或者理论界前辈挂名，也会让知识分子获取资源并避开政治风险。从出版风格和思想流派中，都可以看到公共知识界与理论界的巨大差异。1989年平均每种书发行7.8万册，这个数字是1967年的1/14、1977年的1/3。也就是说，很难再有一种读物及其思想能垄断整个场域。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除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笼统的现代化思想乃至各个小思想流派都开始兴起，并塑造着社会运动。除了政治思想，大众对物质和文化生活更为关心。因此，当时兴起的电视栏目和畅销书，它们的文化批评在学术上并不深刻，社会影响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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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学术界”与政治思想的边缘化

“专业学术界”与“专业学者”（professionals）是独立于政府和社会的场域，他们的知识生产是学科内部的问题驱动的。正如经典民主化理论描述的那样，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扩张带来了更多的学术平台，出版了更多的知识读物。正因如此，很多观察者以为他们将再次影响政治改革乃至推动“自由民主化”。然而，市场化改革也重塑了权力对专业学术界的管理方式，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思想生产，开始受“国家—院校—专业—项目”这套系统的绩效考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治思想出现了“讨论越深刻，影响越微小”的悖论。虽然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左右论战”为标志，模糊的现代化思想深化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理辨析。然而从国家项目的数据中可知，类似的讨论并不受外界鼓励。经济类学科（25%以上）的项目一直远多于政治类（10%以内），而在政治类学科中马列和党建项目又多于政治科学（3%上下）。公共知识界领域的畅销书也发生了转变，读者关心的“社会科学”基本由经济法规读物组成，而“青年读物”则变成了应试教辅书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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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解释，一种范式

有观察者断言，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在商业社会中占据了“统治性地位”。实际上，自由主义只在改革开放前中期的公共知识界占主流；如果算上理论界和专业学术界，情况就更为复杂；如果将视野拓展到整个社会，可以说各个流派的政治思想都居于边缘。大众、政府与知识界的政治思想，因场域逻辑的不同而不同，这就是思想变迁的不同步性。20世纪末各场域对经济实用知识的追求压倒了对政治参与的关心，成为此后“中国模式”思想占据主流的基础，这就是思想变迁的保守性。

展望当代中国以外的案例，知识社会学的场域分析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范式。因为无论我们想解释哪个国家、哪个时段的政治思想变迁，都有必要放眼于“文本”之外。一本《论语》或者《政府论》固然伟大，但它们直接改变的只是一群读者的思想，要改变某个国家的思想——或者被这个国家所改变——就一定要凭借场域性的变化。这就是以知识社会学重书“宽的思想史”之意义所在。

注：原文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全文约12700字，以上内容为文章节选，仅代表作者本人学术观点。如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平台并注明来源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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