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傅聪在云南丨第二故乡是昆明丨我忘不了许多甘苦与共的友人丨忘不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1948年傅聪（前排左一）与其粤秀中学的同学合影
2001年，傅聪在昆明演出
少年傅聪在云南
云南人中，喜欢艺术的为数颇多。记得1948年我读高三时，就有一批热爱音乐的朋友，大家有机会便相聚，或拉小提琴，或弹钢琴，或独唱、重唱……其乐融融。有一次，聚会中出现了一个名叫傅聪的少年，他弹奏了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首），琴声之动人、技巧之娴熟，令在场者大为惊喜。由于当时昆明相当闭塞，钢琴极少，请老师也困难，更无机会听到名家演奏，傅聪的到来无疑很受大家欢迎，当场还有人赞扬说：“来了个神童了”。
自此，傅聪就不时地参加我们的活动了。据介绍，他在上海曾跟意大利著名钢琴家、指挥家帕奇【梅百器，Mario Paci，1878-1946】学过三年钢琴，是1948年秋随父亲傅雷先生及全家来到昆明的，当时在越【一说“粤”】秀中学借读。
梅百器
1949年至1950年间，昆明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常在锡安圣堂和万钟教堂举行音乐会，傅聪总是既独奏，又伴奏，丰富了音乐会的曲目。1949年底昆明解放后，成立了昆明市委文工团。在其领导下，这伙音乐朋友又筹建了红旗管弦乐队。这是昆明的第一个管弦乐队，由叶俊松先生任指挥，因内战中断了学业的曾祥华任首席小提琴，演出颇为频繁。傅聪也都积极参与其中，和昆明的“音乐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0年秋，我由云南大学文史系转入外语系二年级，适逢傅聪以同等学历考进外语系。据说，他英语考得99分，数学成绩则相当差。但学校还是录取了他——这说明当时云大还真有“伯乐”，这做法也的确利于培养人才。外语系一二年级有的课是共同的，在高大的教学楼会泽院顶层的小教室里上。因此我常有机会见到傅聪。他穿一件浅咖啡色西服上衣，一条牛仔裤，头戴一顶法国贝雷帽，看上去挺洋气也挺帅气。他英语的基础不错，发音准确，接受能力强。可能是由于所学内容有的对他太浅，我曾在上课时见他自画五线谱作曲。课间休息时，他较喜欢扶在会泽院楼顶平台边的石栏上，独自眺望远处的滇池和山峦，不大和同学们说话。那阵子，学校经常组织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党的政策。傅聪也在游行队伍中。他还是穿着那件西服上装和牛仔裤，头上仍是那顶贝雷帽，在人群中一眼就能认出。当时有个别女同学，解放前穿戴得十分考究漂亮，解放后不知从哪儿找来了旧衣服旧布鞋，全身“焕然一旧”，以示“革命”。和这样的同学相比，傅聪的“老一身”给我的印象倒好得多。
有一次云大的同学们在校门口集合，准备去游行。我看见傅聪的颧骨处青着一块，看来是与人打架了。他身边站着一位眉毛浓浓、气色很好的同学，正与他热烈地谈论着什么。有人告诉我，那位同学自告奋勇地充当傅聪的“保护人”，对傅聪极好。上海解放后，傅雷先生携全家返沪，光留下十五岁的傅聪一人在昆，他确实需要一个保护人。
一天，系里要我赶快组织外语系同学练唱一首歌曲，说云大学生会不久要举办一场晚会，各系都要出节目。接到这个任务我很着急，赶快求人、拉人，弄了半天也只有十来个同学愿意参加，其中就有傅聪。我们在校园的一块草地上练了两个多小时，傅聪唱得很认真，而且一直坚持到底。这件事大大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原先，我总觉得他有些傲气，其实，他是很容易接近的，对大家的事也肯出力。
那时，与我同一老师学钢琴的恩光女中学生童永和与我来往较多。她告诉我，傅雷先生到昆后，从朋友处得知她家有钢琴，便带着傅聪拜望了她父母，希望能让傅聪到他们家练琴。她父母欣然允诺。故傅聪与她家挺熟识。还听永和讲，傅聪用钱没有计划，有时钱花光了，就典当一些生活用品，直到收到父亲的汇款再去赎回。这期间他便饱一顿饥一顿，还饱受蚊子的叮咬。永和的母亲看到傅聪的胳膊被叮得红一块紫一块，很是同情，便给他购置了铺盖和蚊帐，也常约傅聪去家中吃饭。有两次，永和把我也约上了。于是我们在饭后就能聆听傅聪的弹奏；高兴时，傅聪还边弹边唱自己作的曲子《春天》和《船夫曲》。虽然是小曲子，却很有创意。
据傅聪少年时的朋友徐振东回忆，约1949年初，锡安圣堂请傅聪担任赞美诗的伴奏，徐的家就住在教堂对面，他常去听赞美诗，后来又参加了唱诗班，于是就和傅聪相识了。傅聪经常在下午放学后到教堂练琴，徐便悄悄坐到最后一排椅子上，静静地欣赏傅的弹奏。整个教堂就他们俩，一个纵情地弹，一个尽情地听。徐认为，傅聪演奏的最大特点就是富有感情。不论是贝多芬、肖邦、李斯特还是其他大师的作品，他都投入了那么多的理解和热情，因此异常动人。傅聪有时也和这位忠实的听众交谈对乐曲的一些看法。徐振东还记得，傅聪对他讲过：李斯特曾和安东·鲁宾斯坦探讨过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究竟要表现什么内容？也许是受到这个问题的启发，傅聪在弹奏《月光》时，对每个音符、每个乐句都琢磨得很细，乐曲在他手下弹得既哀婉又充满激情。不管这样的诠释和作曲家的初衷是否相符，但他从小对乐曲就能如此深入钻研和认真思考的精神，却是极其可贵的，这也是他后来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那会儿，徐振东已学了几年小提琴，特别练了几首曲子请傅聪给他伴奏。傅聪伴奏后，一一指出了他的毛病，如哪些地方节奏不对，哪些地方感情处理得不当等等，使徐感激不尽。他们的友情也更为加深了。
徐知道傅聪手头不宽裕，于是劝说母亲，让傅来教他弟妹钢琴，以增加点收入。教了几个月，徐的母亲坚决不赞成孩子们学琴，徐又只得硬着头皮请傅聪不必再来了。十分重感情的徐振东说，他“为此事在心里内疚了半生”，但傅聪却毫不在意。徐还说，在他们结识的两年中，他发现，“傅聪最大的特点是为人善良、真诚、有正义感，对音乐具有极大的热情”。
这期间，傅聪的生活中起了一阵涟漪。一个女孩热烈地爱上了他。他本无任何想法，但他那少年人的心终被对方的热情点燃了。据徐回忆，傅聪开始讲究起打扮来，有一次还向徐借领带，并让徐教他打。很快，傅就与女孩相爱了。一次，圣乐团和唱诗班组织郊游，吃饭时不见了他俩。一个伙伴去找，竟在一丛树后看见他们正在接吻！之后，大家练习《弥赛亚》时，唱到“King of kings， Lord of lords”时，大家便开玩笑地改唱：“kiss of kiss， love of love”……傅聪恋爱了一段时间后，决定终止这一感情。他很认真地向女孩告别道：我现在的生活正进入《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四卷，这段时间的克里斯朵夫没有谈恋爱，而是接受着生活的更多磨炼，我的生活也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1950年的圣诞节，锡安圣乐团和恩光女中歌诗班在锡安圣堂演出亨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傅聪担任钢琴伴奏。由于曲子很长，不记得是谁推荐我分担一部分伴奏。我勇敢地承担了，傅聪也很高兴与我合作。现在想来，那时我虽学了几年钢琴，但只不过能把谱上的音符较准确地弹出而已。与傅聪真正理解、深刻表达乐曲的内容及其高超的技巧相比，差别就太大了。不过，当晚的演出很是成功，反响十分热烈。把这部大型世界名曲首次介绍到昆明，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全体演出人员和傅聪功不可没。
1951年初夏，傅聪一心想回沪继续学习音乐。为解决路费问题，经他的好友曾祥华、徐振东等的倡议和组织，傅聪举行了一场募捐音乐会。昆明的音乐朋友和云大的同学们都慷慨解囊，结果音乐会的收入大大超过了路费所需。音乐会上，傅聪激情满怀地演奏了肖邦、李斯特和约翰·施特劳斯等大师的名曲，还同青年小提琴家曾祥华【云南艺术学院教授】合奏了一曲。不少听众热泪盈眶，依依惜别……
多年后，云大的一位老同学和我谈起已成为国际著名钢琴家的傅聪时，还对我说，那次音乐会让他生平头一次看见了钢琴，才知道在钢琴上能奏出那么美妙的音乐，令他大开眼界！他认为，傅聪对普及和提高云南的钢琴艺术水平是有贡献的。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抗战后期，马思聪等著名音乐家虽曾来昆明演出过，但可惜仅是两三场公演。能在近三年的长时间内，把真正的钢琴艺术传播到昆明的许多角落，傅聪还是第一人。
从傅聪方面来讲，当年在昆明虽不像在上海那样有条件学习钢琴，琴艺较难得到提高，但他来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领略到了与上海截然不同的祖国边疆的风貌，开阔了视野，认识了那么多真诚爱他、对他实心实意的朋友。他离开了一切都能指点、照顾他的父母，饱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各种困难的艰辛，锻炼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些对他后来的成功应该说是颇有助益的。傅聪十分怀念云南。1983年他重返昆明演出时，曾说：昆明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忘不了许多甘苦与共的友人，忘不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一同来昆的傅聪的弟弟傅敏也说，“没有当年昆明的朋友的支持，怎么会有傅聪的今天——‘当今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之后，他还多次到昆明访演过。不论是到昆明还是到北京演出，傅聪总是高兴地会见云南的故旧。童永和的哥哥上英国，傅聪在伦敦家中招待他食宿；1985年10月，傅聪担任华沙国际肖邦钢琴赛的评委，适逢我在我国驻波兰大使馆文化处工作。当他来使馆看望我国选手时，还向我问及昆明老友的情况。傅聪深深地爱着云南，云南的友人们也深切地关注着他的一切。（本文承原云南省文化局的徐振东先生和女儿徐洁提供不少可贵资料及全部图片，特致谢忱！）
关于本文作者 姚曼华
2011年12月18～22日，波兰共和国总统科莫罗夫斯基访华。21日晚，在波兰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总统为6位中方人士颁发了“波兰共和国勋章”，附中49届学友姚曼华也在受勋者之列。她获得的是“波兰共和国骑士十字勋章”。给姚曼华授勋是为了表彰她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向中国读者译介有关波兰音乐和音乐家的书籍及文章，为促进波中文化交流作出了显著贡献。
据悉，姚曼华和她的老伴梁全炳曾在我驻波使馆文化处工作多年，因此近距离地接触和了解了波兰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自1996年退休后，他们就选择了此项翻译工作作为退休生活的重要内容。日积月累，竟也出版了下列8种书籍（儿子梁镝参与了其中的数种）：1，肖邦专辑：《弗雷德里克·肖邦》，2，《肖邦：青年时代》，3，《肖邦：旅居国外的年代》，4，《请用肖邦的钢琴演奏》；以上四种均由波方约稿并在华沙出版。5，《如何演奏肖邦》（上），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6，《如何演奏肖邦》（下），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7，《我的青年时代》（波兰大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的自传，上册），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2011年再版，8，《我的漫长岁月》，（波兰大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的自传，下册），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姚曼华表示，她只是把译书撰文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对能获得勋章实感意外（他老伴已两次获得波兰政府授予的文化功勋章），但这对她仍然是个不小的鼓励！她还追溯说，自己今天之能翻译点东西，还要感激附中的培养：她是在附中的那架小钢琴上，请音乐老师冯文元教会弹琴的；联大教授张清常通过“附中合唱团”给她传授了许多音乐知识并激发了她对音乐的更浓厚的兴趣；她自幼喜欢文艺，这个爱好又得到国文老师钱闻和级任导师吴大年的指导和鼓励。她也忘不了英语的启蒙老师杨保康（杨绛的姐姐），她的谆谆教导为姚后来学习外文打下了可贵的基础！
从昆明起步丨傅聪走向大师之路
傅聪当年的同学杨若璠、沙占清回忆往事
■ 都市时报实习记者 许德荣
■ 都市时报记者 张小梅
他是享誉国际的音乐家、钢琴诗人，著名学者傅雷之子——傅聪，现年78岁的傅聪依然活跃在全球钢琴演奏的顶级殿堂，而他的音乐演奏之路，正是从昆明起步。
1948年11月，傅雷携家人从上海迁到昆明 。此时傅聪年仅14岁，至1951年初只身返回上海，傅聪在昆明度过了近三年时光，这三年成为其投身钢琴演奏事业的关键节点。
在位于昆明西山区后新街的粤秀中学，傅聪度过了大段快乐时光。
从被迫、反抗练琴，到开始意识到音乐重于生命、甘愿成为“钢琴的奴隶”，傅聪在云南的独立摸索中结束了混沌的青春期。
在傅聪回应“终身情人”钢琴的呼唤、决心重返上海的告别时刻，是昆明市民支持了他为筹集路费所设的人生首场专场演奏会。此后，傅聪折返上海伏案练琴，用音符敲开世界大门，驰骋于五大洲成为备受美誉的“钢琴诗人”。
讨厌数学 考试时写下“X+Y=头痛”
解放后一度改名为盘龙一中，现在恢复原名的粤秀中学是当时昆明顶尖的私立中学，为粤籍商人合办，学生多为富商子弟，流落昆明的外地学者亦多将子女送往其中就学。傅聪同学杨若璠记得，当时二十余人的班级里，云南人仅有4人。
当时校长均为文化名人，继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语言学家王力（校歌歌词亦出自王力之手）之后，作家许地山胞兄、原籍台湾的画家许敦谷担任粤秀中学校长多年，一向崇尚开明风气。而学校教师多为海外留学归来者或西南联大毕业生，如民主人士张天放之妻顾小姐即为傅聪语文老师。
1948年底抵达昆明后，傅聪全家安顿于巡津街上的商务酒店。傅聪全家在此一住7个月，因练琴条件荡然无存，傅雷认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要不得，便筹备送傅聪入读粤秀中学，让其认真学习。
此前傅聪仅断断续续上过几年小学，在发现幼时傅聪的音乐天赋后，傅雷制定了特殊计划，每天让傅聪练琴外，自己亲自施教文化课，傅聪的第一课内容就是《论语》。实际上，傅聪从未获得过小学、中学学历证书。因此插读粤秀高中部的傅聪极偏科。傅聪同桌沙占清后来入读云南大学化学系，为了傅聪不交白卷，理化科目考试时“照顾”傅聪成了常事。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妇产科退休主任喻翥生当时是班长、考试永远第一名，因此被派给傅聪补习数学。一次数学考试中，傅聪干脆在试卷上写下“X+Y=头痛”。老师看到后大为光火，直接向校长投诉，表示不愿再教这样的学生，一定要开除严惩。
这次事件后，同学们得以目睹名人傅雷真容，拄着文明杖、头戴毡帽的傅雷一脸严肃，来到学校向许敦谷求情。虽然不得而知，但猜想傅聪因此又得挨一顿暴打。
追逐美女 弹琴时常有女生围坐
但在喻翥生的印象中，傅聪在逃脱了父亲的贴身管教后，曾一度调皮得无法无天。一次，傅聪在教室大门顶放了盆水，上课的老师推开门，马上被淋了个透心凉。到周六时，学校惯例上作文课，总是最早写完作文的傅聪早退后，会偷拿起同学们的书包扔到房梁上，每次都惹得喻翥生一顿好找。傅聪曾在采访中将自己的昆明岁月总结为反抗期的浪子生涯，逃学、闹学是家常便饭。
应同学之邀，傅聪时常将父亲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高老头》等巴尔扎克名著带到班上传阅分享。傅聪最爱《约翰·克里斯朵夫》，在喻翥生看来，他也颇有小约翰的风采。虽然年幼，傅聪很爱追逐漂亮女生；在沙占清和杨若璠印象中，傅聪和女生往来更密切。少年时期的喻翥生清秀可人、身材纤细，接受记者采访时，喻翥生称当年傅聪曾邀约她一起私奔。去到喻宅时，傅聪总会站在墙外对喻翥生吹口哨，惹得她哥哥对这个“小流氓”下了逐客令。高年级的李姓漂亮学姐堪称校花，慕傅聪之名请他弹琴，傅聪又提要求：“必须你亲自给我翻琴谱。”
喻翥生家住崇善街巷尾，拐过街角就到了学校所在的后新街。喻家有台风琴，傅聪几乎每天都会去弹奏，后来因为用力太大，毁在了他脚下。傅聪弹琴消遣时，经常会有女生三五成群围坐旁边，或聆听或唱歌。有时，大家会交流读书心得，傅聪侃侃而谈总是焦点。因父亲是洋务公司经理，喻家条件尚可，中式四合院的厢房搭载落地玻璃窗，偶尔抬头看窗外满院春光，庭院正中的天井里，一口深井旁两株樱花树花开正艳，少男少女在此弹琴唱歌讨论文学，是一段逍遥快活的无忧时光。
但傅聪的生活随着父母离开变得窘迫。将傅聪交付给一位保护人后，1949年6月，傅雷带着全家离开昆明奔赴香港寻找机会，傅聪因此搬至校舍中生活了半年。到香港后，傅雷并未谋得理想工作，又转道北京，虽有吴晗邀约去清华做法文教授，但只中意美术史教学的傅雷婉言谢绝，而返回上海时变卖家产所得资财亦已散尽，此后终身靠翻译稿费供养家庭。傅雷经济告急，傅聪亦不懂理财，家人留付的生活费迅速消耗殆尽。
朋友众多 “商演”音乐会助其回沪
在昆明三年，傅聪练琴时间稀少，但仍时常活跃在各类演出场合。当时昆明音乐界的青年朋友都认识傅聪，几乎每场音乐会中都有傅聪的身影。
而对男生热衷的体育项目，傅聪多会跑得远远的，沙占清说，傅聪如此是为了保护弹琴的手不受运动损伤。
学校每个月的月光晚会会播放世界名曲唱片，傅聪是积极听众。粤秀中学学生经常义演进行募捐来资助贫困学生，傅聪也多参与其中。而自卢汉起义后，慰问部队的演出活动渐多。学校里没有钢琴，只有一架风琴，傅聪就成为御用琴手，为歌舞活动伴奏，热心于当时昆明的进步活动。
1950年，还是高二的学生傅聪以同等学历身份成功入读云南大学外文系。当年圣诞节，金碧路锡安圣堂演出亨德尔的《弥赛亚》，傅聪受邀担任。这场演出后，傅聪开始担任唱诗班伴奏，重燃起心里的音乐火花，发现“只有音乐才能让我投入”。在教堂里，经常能听到傅聪弹奏《命运交响曲》，有时亦弹奏自己作曲的《春天》、《船夫曲》。
傅聪对钢琴的渴望一发不可收拾，但据弟弟傅敏回忆，当时沉迷于打桥牌的傅聪让傅雷觉得不可救药，彻底放弃了他。为给傅聪回上海弹琴筹路费，朋友们帮助在锡安圣堂举行了一场傅聪独奏音乐会，这也可能是昆明最早的“商演”独奏音乐会。用一把美军留下来的绿色的直立小破琴，傅聪照着一本《101首世界名曲集》弹了一遍，听众们热烈响应。靠这笔捐款，傅聪辗转一个多月回到上海。后来，傅雷得意地对朋友楼适夷评价傅聪回程之旅：“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脱下翻过来，大家帮帮忙，这孩子就这样回上海来了。”
从此，傅聪每天练琴不辍，即使酷暑中也保证每天8小时。次年，傅聪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平生第一次登上乐坛，时年1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