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霍洛维茨学钢琴丨“当你的琴弹到一定程度时，你会觉得所有的作品都很难。”
韦丹文丨跟霍洛维茨学钢琴
见到韦丹文，一个略带文弱但很精神的高个子，衣着颇为洒脱，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相信国内大多数乐迷也是如此。15年前（1986年？）他就留学美国，进了新泽西州立大学艺术系，两年后转入位于纽约林肯中心附近的朱利亚音乐学院，师从马丁·凯宁先生。在此之前，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及本科的学生，是一个被师辈看好的少年钢琴手，这一次，他15年来第一次回国来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11月4日晚在北京音乐厅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格里格的《Ａ小调钢琴协奏曲》。
韦丹文最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点大概是：他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的学生。八十年代末，在霍洛维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韦丹文有幸成为他的“关门弟子”，师徒相称，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霍洛维茨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钢琴演奏家，这位老先生一生有诸多的传闻逸事（比如身为托斯卡尼尼的女婿），他还有两个根深蒂固的偏见：一是女人弹不好钢琴，二是东方人弹不好钢琴。前一条，容易让女权主义者们心怀不满，但他绝对是一个尊重妇女的艺术家，只是认为女子们很自然地会为生孩子而牺牲音乐，难于真正投入无穷的艺术。而后一条，他在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终于改变了，最大的原因就是韦丹文的出现。在朱利亚学院有一位教“钢琴文献”的老教授大卫·杜博先生，此君是霍洛维茨的好友，霍老先生晚年有一个想法，希望每隔几周请一位年青的钢琴家上他家去弹琴给他听，杜比先生就给他介绍一些朱利亚学院优秀的学生，老先生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人能够第二次踏进他的家门，然后，轮到了韦丹文，至今，韦丹文还清晰地记得那日的情形。
那是1988年秋天，韦丹文如约来到位于纽约市内的霍洛维茨家，杜博先生已经等在客厅里了，他是引见人，第一次见霍大师照例要出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沙发上，传闻中的霍洛维茨，如此真切地坐在眼前，真叫人不敢相信！哪怕在家中会客，他也遵循着传统的礼节，西服领带一丝不苟。那被无数媒体尽情渲染过的“霍洛维茨的客厅”，果然也不同凡响，客厅十分开阔，附有一个供霍洛维茨放乐谱的小间，右边墙上有个大书架，架上全是大师出过的唱片、奖章、勋章，一尘不染；左面墙则挂着霍洛维茨之前一些伟大钢琴家的亲笔签名画像，巨大的窗帘垂地而下，韦丹文说：“那时觉得自己好似进入一本书里，或是在一部电影里出现，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象整个钢琴的历史就在这个客厅里展览，一条根脉清晰地浮现出来，而且一直连接到自己身上。”
他们落座，霍洛维茨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杜博先生还时不时地给重述一遍，霍洛维茨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哪里来的，喜不喜欢歌剧，都弹些什么曲子，喜欢哪些曲子等等。然后，韦丹文坐到了霍洛维茨那架著名的钢琴前，无论到世界上哪个城市演出，霍洛维茨一定要随身带上自己笨重无比的钢琴，因此，这琴也是个阅历丰富的“人精”，韦丹文反倒镇定下来，在内行人面前弹奏不必特别表现，因为纸包不住火。他记得那天弹了包括巴赫《意大利协奏曲》、肖邦的《谐谑曲第4号》等难度很大的四五首曲子，每弹完一首，就回到沙发上和霍洛维茨聊一聊，霍洛维茨会给他讲一些关于这首曲子他自己的理解，有时还会亲自到琴前做示范。
霍洛维茨 在家中弹肖邦“英雄”波兰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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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霍家后，过了几天，韦丹文在学校练完琴，已经是深夜，一回到公寓，室友就惊怪万状地冲他叫：“你小子干了什么了，霍洛维茨要你回电话！”
从此，韦丹文成为霍府座上的常客，除了有一段时间，霍洛维茨闭门谢客，为自己的一张唱片录音（也是最后一张唱片）外，他几乎每星期都到霍家去上课，有时侯星期二刚去过，星期四又去，每次上课都花四五个小时，弹两个完整的曲子，中间讲解一下，有关肖邦的讲得最多。下完课就已经将近凌晨一点了，霍老先生是一个典型的“夜猫子”，下了课，他还常常要上楼去看个电影什么的。
大概有两个晚上，霍洛维茨夫人万达也在场，她就是那位声名赫赫的托斯卡尼尼之女，他们相识时，霍洛维茨认为自己得到了一位“天使”而万达得到的却是个“魔鬼”，霍洛维茨无论到那里演出，都要有夫人陪同。老太太与霍洛维茨年龄相仿，却是个“社会活动家”，晚上经常在外面忙于应酬，她很懂音乐，是霍洛维茨当仁不让的批评权威。他们上课时，她就在旁边听着，偶尔也出出主意，比如弹哪首曲子，怎么样处理更合适等等。
那时侯，霍洛维茨的身体状况很好，而早在他三十岁时，他的医生就曾经警告过他，如果再不顾一切超负荷运转，就可能再也上不了台了，他一生退隐过四次，1936-1939、1954-1964、1968-1974、1983-1985，几乎每一次都是激流勇退，让世人无从掌握他的规律。第一次因身体原因离开舞台开始，他对健康就十分看重，八十五高龄的人了，除了视力有些不济，胃口还很好，脑子也很活络。而随着年事的增长，霍洛维茨养成了一些人所共知的“怪癖”：比如前面提到的他的斯坦韦大钢琴得随他周游世界，调琴师和厨师也是贴身的，有时侯还得带上他的滤水器。他不喜欢坐车，所以必须住在离音乐厅最近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慢慢地走着去音乐厅，他住的饭店也有讲究，有时侯还得挂上和家里一样的窗帘，总之，一切都是为了让他感到舒舒服服，没有一丁点儿不对劲的地方，直到上台的那一刻为止。“作为一个独奏大师，在台上，灯光底下，四周那么安静，无疑会感到格外孤独，他得承受得住一切压力，以保证演出的每一个细节都无懈可击，所以他那些看似荒唐的要求都可以理解，也是必须的。”韦丹文这么为乃师说话。
韦丹文本人呢？他还年轻，刚过了而立之年，艺术生涯还处于上升阶段，回想起自己当年和霍洛维茨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一个二十岁来岁的毛头小伙儿。而霍洛维茨是出了名的率性的演奏家，他的一生，在张扬个性与飞舞音符中度过，从来不因为哪个名乐队或大指挥委屈了自己，哪怕是自己后来的丈人托斯卡尼尼。和这样的老师在一起，每天，韦丹文都处于极端兴奋的状态，发了疯似地练习，惟恐跟不上大师授课的进程，至今，他还心有余悸，上霍洛维茨的课，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把他可能拿出来当教材的曲子尽可能地准备好，如果他发现你对这些曲子一无所知，他会理都不理你，相反，也就算是打开了他的话匣子，他会给讲出来一些精彩绝伦的东西，将他多年积累的经验精华和盘托出，霍洛维茨善于在众多的声音中挑出最合乎自己个性的那部分，而这，往往能够充分地抓住观众的心。韦丹文忙不迭地记住大师所教授的细节，他知道，这可能是一生中唯一的机会，但是，和这样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这样一位个性鲜明、极富人格魅力的人物在一起，总会不知不觉地被他吸引住，总不可避免地要去模仿他，在霍洛维茨事业最颠峰的时期，世界上有不少年轻的演奏家在表现方式上会不知不觉地走入霍洛维茨之路，甚至去模仿他奇怪的姿势，比如指头平放在琴键上的，琴凳调得很低等等，往往是舍本逐末。所以，作为他的弟子，常常得有一种警惕，防止自我被霍洛维茨那种巨大的吸力吞没掉，我们只羡慕像韦丹文这样身为大师弟子的荣耀，却往往难于体会他的一些深沉的忧虑，这大概是局内人才会有的忧虑吧。
那是1989年的9月底，他们上课时，霍洛维茨拿出录制好的新唱片，把唱片上的全部曲目单独给韦丹文整个地弹了一个晚上。还十分高兴地向韦丹文说他的演奏状态很好，还计划再录一盘。而他们会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因为他有些事情要忙一阵子。谁料想，这一简单的告别竟是永别。11月5日那天，老两口在一起聊家常，站起身时，霍洛维茨忽然说他肩膀有点疼，刚一坐下，就离去了。
这之后漫长的岁月，在大师辞世之后，韦丹文在追忆和回想中逐渐明白过来，太像霍洛维茨，是危险的。大师是什么？是这样一个人，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一下子抓到最重要的东西，能够从高处看问题。作为大师的弟子意味着什么？最劣等的是欺世盗名，次之是亦步亦趋，最好的是学得精髓。这精髓可不是大师那些不可模仿的演奏技巧，更不是每一个乐音简单的复制，而是隐藏在声音之后更大的东西，是大师所以成为大师的方法。在霍洛维茨那里，声音的变化无穷无尽，因为在他漫长的演奏生涯中，他已经探索过多种可能性，有过各种各样的乐曲处理方式的记忆储存，他的功夫已经醇厚之至。而正如西方人所说的，离开森林后方能看到森林，韦丹文正是在大师谢世后才真正受益的，没有了霍洛维茨那巨大光芒的照耀，一切细节才慢慢地重现出来，一切思考才成为可能。
韦丹文是幸运的，1992年，他刚刚从朱利亚学院硕士毕业，就与一家著名的国际艺术经纪公司签约，先是在走遍美国本土三十多个州作演出，而后又到欧洲亚洲各国。欧美的艺术市场要打进去并不容易，尤其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但他发现哪怕在西洋音乐鼎盛的欧美，少的不是音乐家与观众，而是音乐会。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古典音乐，1998年，他发起组建了一个非赢利性的国际音乐会同盟（INTERNATIONAL CONCERT ALLIANCE），现在已经有四位音乐家加盟，他们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四场独奏音乐可同时在三地进行，这样，可以大大地缩减成本。
“一个男人，穿着黑衣服，坐在黑钢琴前弹奏一些莫可名状的曲子，谁愿意为这付一笔价格不菲的门票钱呢？”韦丹文说得很实在，的确，而今古典乐坛的“美女风”锋头正健，不够“美”的人靠什么来吸引观众呢？只有实力，一切外在的东西只是装潢，从广告到音乐厅购票点，观众拆开层层的包装，最后暴露无疑的是演奏本身，此事无法回避。当然，像韦丹文这样有头脑的人不会仅仅局限于弹琴，他还善于“给咖啡加点糖”，比如在他们举行的一次纪念肖邦的音乐会上，他们在演奏之前介绍一下肖邦的生平，中间还插上了肖邦与乔·治桑情书的朗诵，音乐会后，给听众们准备一些红酒和小点心，让他们和演奏家一起聊聊天，大家皆大欢喜，而高雅艺术也变得可亲起来了。可见，霍洛维茨的时代过去了，新生的音乐家对事业已经有了新的理解。
在霍洛维茨的晚年，大卫•杜鲍为他引见了一批当时在朱利亚学琴的年轻人，其中就有来自中国的韦丹文。杜鲍之所以把韦丹文引荐给霍洛维茨是因为："韦丹文技艺不凡，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弹肖邦的三音度练习曲【练习曲op.25 no.6】。他瘦高，长发齐眉，弹琴时脸部表情总是狂喜或痛苦状，并时常哼吟轻唱。我确信霍洛维茨一定会欣赏他。"
作品25号第6首:《升ｇ小调练习曲》它又是一首优雅的、带有伤心的“触键练习”。西方音乐评论家说是:“透过眼泪而微笑。”关于这首练习曲,有这样一个传闻。说肖邦在写作它的时候,心里想象着一个波兰流亡者在雪撬银铃声中,沿着茫茫无尽头的冰雪小道,流放到远方去的情景,这个传闻不一定可靠,但乐曲中那连续不断的、3535的三度和弦,确实有些象雪撬前进时送来的铃声。作品25号第7首:《升ｃ小调练习曲》。这是一首著名的三度练习曲。它带有忧郁的情绪,很象是一首“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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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丹文第一次见霍洛维茨，在为大师弹完斯克里亚宾的第五号钢琴奏鸣曲後得到霍的" not bad"的好评（霍的not bad就是很好的评价）。从此霍收韦为徒，直到霍去世。
Scriabin Piano Sonata No.5 In F Sharp Major Op.53
在大卫•杜鲍的书里有他与韦丹文的一段对话，简述韦从霍学艺的经历以及韦对霍钢琴造诣与教学的印象。其中韦提到霍的幽默，比如有一次韦想为大师弹普罗科菲叶夫的第七号奏鸣曲，但霍却坚决地说：“I don't know it。What is that，how does it go？”当韦哼了其主题后，霍仍坚持说：“No，I have never heard that。”但众所周知，该曲的美国首演就是霍洛维茨所为，并得到作曲家本人的好评。
普罗科菲耶夫
《降B大调第七号钢琴奏鸣曲》，作品83号，始于1939年完成于1943年，作者是苏联作曲家、音乐大师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f ),他是20世纪初最不协和的巨匠之一，在他《第二号钢琴协奏曲》演出时，由于不协和，甚至引起支持者和反对者的骚乱。这首钢琴奏鸣曲和同一作曲家的第六号、第八号共称为《战争奏鸣曲》，由里赫特于1943年1月18日首演于莫斯科。此奏鸣曲曾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奖，所以有人称其为“斯大林格勒奏鸣曲”。作为二十世纪经典作曲家之一的普罗科菲耶夫，一生共创作了九首钢琴奏鸣曲，其中《第七钢琴奏鸣曲》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一首。该作品以二次大战为创作背景，用普氏个性化的创作手法和音乐语言，真实深刻地再现了残酷的战争场面，集中地反映了战争中人们的思想活动和内心世界。
这首奏鸣曲共3个乐章。
第一乐章：坐立不安的快板和小行板（Allegro inqueito—Andantino—Allegro inqueito—Andantino—Allegro inqueito），奏鸣曲式，以七个片段组成。开头先奏动机1的音型B，引出动机2。敲击的动机节奏1引出动机4，动机4的半音阶进行音型C将节奏改为逆行，形成动机5。与动机5前半部分的半音型相对的是后半部大调化分散和弦D，在与动机1中不安定音程导出动机6。最后出现的是动机7，以无调性构成。
第二乐章：热情的快板（Andante caloroso—poco più animato—più largamente—un poco agitato—Tempo Ⅰ）开头内声部展现美妙的主题后转调发展，改变速度后形成一种新旋律，主题和新旋律变奏后达到高潮，从高潮滑入低音部的顽固低音静下来后终结。
第三乐章：急促地（Precipitato），以八分音符为单位，奇数小节2-3-2节奏，偶数小节2-2-3节奏，曲式为A-B-C-C-B-A型，最后以艰难的技巧排山倒海的音量构成灿烂的终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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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因韦曾为霍弹李斯特的“Benediction to God in the Solitude”【孤独中上帝的祝福】，霍便把一册Siloti整理的该曲的谱借给韦。但后来韦总忘记还，霍就幽默地说：“You forget to bring it back because you want to come back next time。You always want to see me，so you don't want to return the music。”
霍洛维茨夫妇都很欣赏韦弹的《对上帝的寞祷》【这是首啥曲子？】。一天霍对韦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听电台里播放的某著名钢琴家弹的《对上帝的寞祷》，它又慢又干巴巴，我便对自己说：我有一个中国学生，他弹的比这强多了。”自读了大卫•杜鲍的书，我就多方打问这位韦丹文，一次在波士顿遇某吹圆号的谢先生，问及韦，谢操着地道的北京腔说：“奥，韦丹文啊，我们在和平里住楼上楼下，他太太邓洁上海来的，也在朱利亚学琴。” 读者诸君有知韦丹文者乎？做为一名音乐爱好者，祝韦君好运！
知道霍洛维茨这个本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的人，都对韦丹文能在他去世前成为他的关门弟子而肃然起敬。但是韦丹文自己却并不恃才傲物，因为他永远记得大师的教诲：“当你的琴弹到一定程度时，你会觉得所有的作品都很难。” 他被1997年10月31日的《纽约时报》音乐评论专栏赞誉道：“令人惊异与珍贵的是韦丹文那均匀而水晶般清澈透明的右手演奏，音乐线条之均衡，以及他在慢乐章结尾部分表现出的高贵典雅气质。”
那么，韦丹文到底从大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韦丹文当然无法用一、两句话概括。回首往事，他沉浸在对大师的怀念之中：“从1988年秋到1989年秋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按约定的时间到他纽约的家中，我首先弹两部完整的乐曲给他听，然后听他评点、讲解。每次四、五个小时。”韦丹文与大师广泛交谈，涉及时事、历史、人生，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音乐和音乐家。那是韦丹文生命历程中最浓缩最收获的时期：他疯狂练琴，生怕下次上课时让大师失望；他拼命学习，生怕跟不上大师的节奏。在大师以及他的妻子万达——音乐巨人托斯卡尼尼之女的影响和教诲下，韦丹文无论从音乐到人格都受益无穷。最后一次见到大师，是在1989年9月30日，他兴奋地为韦丹文弹了所有他最后一张唱片上的曲子，一个多月以后的11月5日那天，老两口在一起聊家常，站起身时，霍洛维茨忽然说他肩膀有点疼，刚一坐下，就离去了。
韦丹文四岁开始学琴时，父母只不过是想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家里。第一本教材，是父亲自己编的：几个练习音阶，旁边形象地画着小鸡啄米，他至今还悉心地保存着。在父母不经意的培养中，韦丹文居然有了成才的苗头，他九岁登台演出，12岁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师从李其芳教授，17岁获全国钢琴比赛第一名，同年赴莫斯科、布拉格、索菲亚等城市演出。1984年，他赴美留学，之后，走上了一条艰难然而通向成功之路：他还在朱利亚音乐学院读书时，就被祖宾•梅塔选中与著名的纽约爱乐乐团合作，在林肯中心举行的纪念莫扎特逝世200周年系列音乐会的开幕式上演出。他先后在蒙特利尔、玛格利特•朗等世界著名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他在美国各大城市开独奏音乐会，他在欧洲巡演，他与著名乐团和著名指挥家合作演出。
李其芳教授
毫无疑问，韦丹文已成为他这一代音乐家中最杰出的钢琴家之一。今天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清秀的男孩子了，脸上明显地多了几分沧桑。在世界各地的演出中，他不仅提高了艺术修养，也愈加深刻地体会到音乐对于人生的意义。韦丹文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接受考验，早上一醒来，就面临着枯燥的练琴，钢琴文献，浩如烟海，你练多少，都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这就是做音乐家的艰辛。但一进到音乐里，我就忘掉了一切。”“音乐是一个需要一生追求而永无止境的事业。选择音乐为职业，就既不能为名也不能为利，音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音乐，这就是信仰。”这，大概正是韦丹文从霍洛维茨大师那里继承的精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