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藏族在学术界一般被认为是藏族的一支,主要分布在邛崃山以西的大小金川河流域和大渡河沿岸,在邛崃山以东的理县、汶川和夹金山东南的宝兴、天全、康定、道孚等地也有分布,约有37万人。从地图上可以知道嘉绒藏族的分布,嘉绒藏族聚居区最南分布到北纬30度半,最北到北纬32度左右,西起东经101度半,东至东经103度20分左右。它处于四川的两大藏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之间,同时也位于两个藏语区安多方言和康方言的过渡地带。从地理单元上看,嘉绒藏区处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地区———河谷交错纵横,既有大峡谷也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还有冲积而成的台地与河谷平原。刚好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彝藏走廊”上。藏彝走廊自古就是西南民族北上、西北民族南下的重要通道,历史上众多民族通过该走廊迁徙和流动,是西北、西南各民族交汇的重要场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的民族交融,使嘉绒藏族既具地缘上的边缘性特征,又有族源上的混融性特征,所以,历来学术界对这一民族地区关注较多。关于嘉绒藏族的族源,学术界也多有学者论及:格勒在《古代藏族同化、融合西山诸羌与嘉绒藏族的形成》一文中认为,嘉绒藏族是唐代西山诸羌部落,在吐蕃东进时形成的,其主要族源是羌人;邓廷良在《嘉绒族源初探》中认为,嘉绒(甲戎)即是汉代的“嘉良夷”、隋代的“东、西嘉良(梁)”、唐代的西山八国中之“哥邻”等部;马长寿先生在《嘉绒民族社会史》中认为,汉之冉、唐之嘉良夷即今嘉绒的先民。很显然,嘉绒藏族源于羌人,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即认为嘉绒藏族的先民是羌人,后来与吐蕃发生融合后才形成嘉绒藏族。然而,1985年蒙默先生在《历史研究》第1期上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中指出,在汉代以来的西南地区,除了已为学术界公认的濮系民族、氐系民族、羌系民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民族体系———夷系民族。蒙默先生极有洞见地在学术界“泛羌论”占主导的情况下,从史料出发,提出了这一被其他民族淹没的民族系统。笔者赞同蒙默先生对西南民族系统的划分,认为汉代以来藏彝走廊的确存在着不同于羌人的夷系民族,并且结合藏彝走廊出土的大量石棺葬的考古发掘材料,认为嘉绒藏族是汉代夷系民族的后裔,是藏彝走廊的土著———夷人,在吐蕃东进以后形成的新的族群。
一、汉代史料记载的夷系民族
我国最早记载西南地区民族者当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崔凹、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西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在这里,司马迁对汉代藏彝走廊地区的民族作了分类和划分,但是他明确提到族属的只有“冉以东北”的民族———“氐类”,而前面按照经济生活来划分的各个民族集团的族属则没有明确指明,只是笼统地说“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根据蒙默先生考证,夜郎、滇、笮都三个集团是濮系民族;白马集团是氐系民族;徙、笮都、冉等三集团是夷系民族。如此,夷系民族是不同于濮系、氐系以及羌人之外的另一个系统的民族。马长寿先生早在6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了徙、笮都、冉 非氐，⑦虽然没有提出这三个民族集团的族属，但已经为继续对汉代西南地区的各个民族进行深人讨论留下了空间。而蒙默先生进一步提出徙、笮都、冉 为夷系民族，这为我们了解西南地区的民族状况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笔者完全同意蒙默先生将徙、笮都、冉 认定为夷系民族的观点，并且在汉代史料中找到相关记载。
除了《史记》对西南夷的记载以外，《华阳国志》更是明确提到了“夷”系民族:
笮，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汉嘉、越西曰笮，蜀曰邛，皆夷种也。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In年)，开笮人居住地为沈黎郡，清代学者顾祖禹和戴震考其地在今四川雅安汉源一带。⑧后世学者多从此说，唯有马长寿先生认为其地在今四川清溪县东南。⑨蒙默先生经过详细考证后扩大了笮人活动范围，认为笮人广泛 分布在今岷江上游的阿坝、甘孜两州，南至雅安地区，以及凉山州的牦牛山以西的辽阔地区。
汶山郡，汉武帝元鼎六年以冉 夷为汶山郡，所以《华阳国志》所记的汉山夷实为冉 夷。冉 夷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传，可见其在当时是比较大的一个集团。
昆明夷是今彝族的先民，林超民先生在其《试论汉唐间西南地区的昆明》一文中对“昆明”的源流作了仔细梳理，认为古代的昆明部落就是今天的彝族。
汉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16年)改蜀郡南部邛为越巂郡，而常璩提到的蜀郡之邛也即后来归入越巂洲郡之邛，也是夷种。
《后汉书·冉 夷传》:
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按这里的记载，羌、氐 、夷是完全区分开的。而同书专门有《西羌传》另记西北地区的羌人事迹，更可证明汉代的民族划分体系中有一个不同于氐、羌的民族，即夷系民族。
在这些夷系民族中与嘉绒藏族有族源联系的部落当是冉 夷。先看冉 夷活动的地域。
《史记》载其在笮之东北，蜀之西。前面提到，笮人居住的中心沈黎郡在汉源县，汉源县东北刚好包括了大小金川河流域和岷江流域以西的地区，而这一地域正是今天嘉绒藏族本部。汉武帝元鼎六年在冉 夷地设汶山郡，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将汶山郡并入蜀郡，此时当地已经有众多的部落(六夷、七羌、九氐)。
冉 夷的风谷习惯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署，返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榖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枚。有牦牛。
在这段记载中冉 夷的基本特征清晰可见:
1、“其王侯颇知文书”，反映了文化程度较高。
2、“贵妇人，党母族”，说明冉 夷中女性地位高，女性在部落中处于领导地位。
3、“死则烧其尸”，言明冉就夷行火葬。
4、冬季入蜀为佣，则冉 夷生活在汶山郡的东部，与蜀郡接壤之地域方才有入蜀为佣的交通便利。
5、冉 夷所居邛笼，系石块垒成。冉 夷传中专门将其居住描写出来，可见这种居住方式是冉 夷特有的，与同书所记西羌之居处有显著差别。
这五点是汉代史家眼中冉 夷的特征，与今天嘉绒藏族的习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详细比较见文章的第三部分)。
从汉代史料可见，汉代藏彝走廊地区已经有众多民族，而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当时西北地区羌人的一支已经迁入到了藏彝走廊。外来的羌人进入藏彝走廊后与当地土著的夷系民族生活在一起，自然会发生相互的交融和影响。下面笔者根据羌族传说《羌戈大战》来寻找羌人南下后与冉 夷的生活状况。
二、羌族传说《羌戈大战》中戈人与冉 的关系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羌无弋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公元前384—公元前362年—引者)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原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广汉种，白马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这是史书最早记载羌人南下的史料，其后都引用此载。《后汉书》中明确提到，越嶲有羌，广汉有羌，武都有羌。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
冉 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
《华阳国志·蜀志》也提到汶山郡有“六夷、羌胡、羌虏、白半峒九种之戎。”
此处提到汶山郡也有羌，而《西羌传》中提到羌人迁入的地方仅有越嶲郡、广汉郡、武都郡，那么汶山郡的羌人是哪里来的呢?
在这段史料中提到，汶山郡于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72年)并入蜀郡，为蜀郡北部都尉。据石硕先生推测，汶山郡有羌的原因“可能由于当时设立汶山郡，特别是宣帝将其并入蜀郡之后原汶山郡的范围已较冉 夷所居之地有所扩大的结果。”石硕先生 所言甚是，如此以来，汶山郡有羌也是西北羌人迁徙所致。所以，史书明确提到有羌的地方为四个郡。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现今生活在藏彝走廊的羌族并不是那里的世居民族，而是汉代以前从西北地区迁徙来的。而前面已经论证羌人到达藏彝走廊之前当地已经生活着土著的夷系民族。这不仅是从史料中得出的结论，还可以从羌族地区流传的神话传说中找到证实。
在今茂县、理县、汶川一带的羌族中流传着一则神话故事——《羌戈大战》，大意是:远古时候，羌人的首领阿巴白构率领一部羌人迁徙到今岷江上游的茂、汶，与当地的土著居民戈基人发生资源争夺战争，戈基人身强善战羌人在与其的战争中总是处于战败的景况。后来，阿巴白构在梦中得到天神的指示，教他用木棍和白云石做武器。于是阿巴白构用白云石打败了戈基人，从此羌人就定居在茂、汶，而戈基人则迁往别的地方。
这个传说与《后汉书》记载的羌人南迁历史惊人的相似，而传说作为另类的历史记忆方式有其真实可信的一面，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因此根据史料的记载和羌族的传说，完全可以证明羌人是西汉之前迁徙到岷江上游的，而羌人迁来之前当地的部族是“戈基人”。结合史料和传说，冉 夷和戈基人应该有族源上的联系，或者冉 夷就是传说中的戈基人，那么事实又如何呢?
蒙默先生认为，“传说中的戈基人，应当就是汉文文献所载的冉夷。”蒙默先生以为传说中戈基人居住地“日补坝”与“冉”为同音异写。然而这个证据显得不够充分。笔者以为，戈基人与冉 夷肯定存在族源上的联系，但还需要找证据。这可从近年来藏彝走廊岷江上游出土的石棺葬中入手。
石棺葬是存在于藏彝走廊的一种独特和主要的古代墓葬形式，其特点是用石板或石块垒砌墓室，以一次葬、单人葬为主。关于石棺葬的族属问题，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是南下的羌人，但在史料中即可找到羌人说的谬误:
《吕氏春秋·义赏篇》:
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
《太平御览·四夷部》引《庄子》:
羌人死，播而扬其灰。
由此可见羌人行火葬。童恩正先生据此认为，石棺葬的主人不可能是羌人。“关于石棺墓的族属问题，由于目前掌握的资料过少尚不能作出适当的推断。不过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断言的，即它们与现在居住于当地羌族的祖先似乎无关。”5年后童先 生又发表了《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初探——附谈有关古代氏族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石棺墓的主人认定为冉 夷。笔者虽然不能同意将冉 夷当作氐人的观点，但是童先生把冉 夷和石棺葬联系在一起无疑极有见地的。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居住在藏彝走廊的羌族并不认同石棺葬是其先民的墓葬，羌族称石棺墓为“戈基坟”、“戈基夺补”、矮人坟”等，认为那是其他民族的墓葬。结合《羌戈大战》中羌人迁到岷江上游时与早在那里居住的戈基人发生战争的传说，石棺葬的主人理应是戈基人，也就是冉夷。
罗开玉先生在对石棺葬进行碳14年代探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石棺葬的上限是新石器时代而下限则在东汉，虽然东汉以后也有少许的石棺墓，但是其出现是不连续性的，并呈现渐渐消亡的迹象。结合《羌戈大战》，在羌人与戈基人的战争中羌人取得胜利后占据了原来戈基人居住的地方，而戈基人失败后迁出了原居地。既然石棺墓是戈基人的墓葬，那么戈基人消失后石棺墓也就随之消失，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冉即戈基人，冉是汉人对其的称呼，而戈基是南下羌人对其的称呼。
三、隋唐史料中的嘉良夷与嘉绒藏族的关系
《隋书·附国传》记载: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
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舟而济。很明显，唐代史官眼中的嘉良夷与汉代西南夷是有族源传承关系的。再看嘉良夷的地域:说其在“蜀郡西北二千余里”。那么具体在哪里?嘉良有水，附国也有水，这就成为我们寻找嘉良夷位置的重要座标。这两条“水”应分别位于嘉良夷与附国的中心地区。任乃强先生认为:“嘉良即今的金川。”格勒先生也指出:“此‘嘉良有水’，一般学者都认为指大渡河及其上游大金川河。丹巴梭波乡一带的大渡河水流缓慢，解放前仍以牛皮船为渡。此外，大金川、小金川也是‘南流’之河。其水势因河床变化而异，有的河段比较平缓，完全可以通皮船，与史载‘南流，、‘用皮舟而济’的嘉良水相同。”嘉良之水指金川河，是得到学界认可的，所以嘉良夷活动在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地区。从上文已经知道汉代冉 夷的活动范围在大小金川河流域和岷江流域以西地区，嘉良夷的活动范围相较于冉 夷的活动范围就有重叠之处。从活动地域看，汉代的冉 夷与隋唐的嘉良夷是一致的。
《北史》和《隋书》都详细记载了嘉良夷的风俗: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余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盗贼。国有二万余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刑罚牛。人皆轻捷，便于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牟甲，覆以兽皮。子孙步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两手掩面。死家杀牛，亲戚以猪酒相遗，共饮橄而瘗之。死后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指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戴幂离。衣多毛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釧。从这一段史料将嘉良夷的风俗习惯可以概括以下几点:
1、居住的房屋为“石巢”。
2、少政令系之酋帅’，，可见嘉良夷进入了酋邦制阶段。
3、善于击剑，好歌舞。
4少妻其群母及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婚姻实行收继婚。
5、丧葬实行二次葬。
这五点是史料记载的嘉良夷的风俗习惯，与前面提到的冉 夷相比较两者之间最大的相同点是居处:冉 夷居住“邛笼”，嘉良夷居住“石巢”，两段史料一对比后可以发现，“邛笼”和“石巢”实际上是同一种建筑风格，都是以石块为建筑材料，高至十余丈。《后汉书》的记载相当简略，而《北史》、《隋书》是对《后汉书》记载的补充，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石巢房的形状及其功能。仅仅从居处上的相似性来看，汉代的冉 夷无疑是隋代的嘉良夷。
而嘉绒藏族也较多地保留了冉 夷和嘉良夷的风俗特征。据《嘉绒藏族调查材料》记，嘉绒藏族的房屋“大都用乱石砌成，屋顶平坦，用泥覆盖，少部屋脊用木板盖，很少用瓦，一般百姓为两三层楼房，土司官寨有高五六层的”。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嘉绒地区进行调查的时间是刚解放不久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所记录的也是当时嘉绒藏族所居的房屋，当地保留了许多古老的石碉建筑，丹巴就是以保留古碉楼最多、最完好而被称为“千碉之国”。
据格勒先生调查，在嘉绒藏族聚居的丹巴县巴府流行一种弓箭舞，当地称“生日舞”，即生日那天跳的舞蹈。这当是嘉良夷“带甲舞剑”的遗留。
嘉绒藏族每家都有大量的“猪膘肉’，被当作财富的象征，而在嘉良夷的风俗中也可以找到猪膘肉的来源:在嘉良夷丧父后，“死家杀牛，亲戚以猪酒相遗”。
关于嘉绒藏族的婚姻，林耀华先生在《川康嘉绒的家庭与婚姻》中谈到，嘉绒的婚姻有妻兄弟婚，即兄死弟娶其嫂，或是弟死兄娶其妇。这是民族学意义上的“收继婚”，而嘉良夷也正是实行这种婚姻。
此外，近代嘉绒藏族在土司统治时代多有女土司，如穆坪土司么么即为女土司，这与冉 夷之“贵妇人，党母族”的记载有一致性。
通过对冉 夷、嘉良夷与嘉绒藏族风俗习惯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汉代冉 夷、隋代嘉良夷与今天的嘉绒藏族在族源上是一脉相承的。
四、嘉绒藏族的最终形成
前面三部分主要论证冉 夷—嘉良夷—嘉绒藏族的发展序列，但是嘉绒藏族是一个混融性的族群。那么嘉绒藏族是如何形成呢?这就成为这一部分要解决的问题。
《北史》和《隋书》都记载有嘉良夷，但在唐代史料中却消失不见了，其消失的原因在学术界也曾引起讨论严石硕先生在《附国与吐蕃》中探讨了嘉良夷在唐代消失的原因。石硕先生认为，嘉良夷在唐代的消失是因为唐代吐蕃王朝的兴起，使嘉良夷走向藏化。石硕先生所言甚是,事实上在嘉绒藏族的神话传说中可以找到嘉绒藏族的来源。
在嘉绒藏族中流传着一则“大鹏鸟卵生土司”的神话,现采用马长寿先生在嘉绒藏族地区调查时于绰斯甲土司官厩处所见的一则为例:
远古之世,天下有人民而无土司,天上降一虹,落于奥尔卵隆仁地方,虹内出一星,直射于嘉绒,其地有一仙女,名喀木茹米,感星光而孕,后生三卵,飞至琼波山上,各生一子。长子为花卵所生,年长东行为绰斯甲王,其余二卵,一白一黄,各出一子,留琼波为上、下土司。绰斯甲王出三子:长曰绰斯甲,为绰斯甲土司;次曰旺甲,为沃日土司;三曰葛许甲,为革什杂土司。
这则神话隐含的信息是,嘉绒土司不是嘉绒地区的土著居民,而是从琼波迁来的。那么琼波究竟在何处呢?马长寿先生考证:“琼波在拉萨西北18日路程,其地有日乌嵫朱、格日那日诸山。居民尚多,传说古时有三十九族。” 任乃强先生考证三十九族指今西藏索县、丁青、巴青、比如等县地方。也就是说,嘉绒土司是从西藏迁来的。
嘉绒地区的地方志《直隶理番厅志·边防志·土制》:杂谷安抚司,其先吐蕃维州刺使悉怛谋裔也。唐文宗太和五年,请以维州内附。西川节度使李德裕闻与朝。宰相牛僧孺谓中国不可失信夷狄,命换之。吐蕃遂戮怛谋,据维州如故。后德裕入相,白其冤,赠怛谋为右卫将军,官其子孙。大中时,复内附,节度使杜倧纳之,世授职为土官。前明授安抚司土司同知,国朝康熙十九年,桑吉朋归诚,仍授职领印信。吉朋没,次子良儿吉袭,没,子板地儿吉袭,没,子色丹增袭,没,弟仓旺袭。乾隆十四年,以从征金川功加宣慰司。
杂谷土司先祖是吐蕃维州刺史,很显然不是嘉绒地区的土著,而是以外族来统治当地的土夷人。唐代史料中也能找到关于藏彝走廊地区其他民族的相关记载。
《旧唐书·东女国传》记有:
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女至薛尚悉囊、弱水国王董辟和、悉董国王汤息赞、清远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董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其哥邻国等,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国,在弱水西,故亦谓之弱水西悉董王。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蕃所役属。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至是悉与同盟,相率献款。哥邻、白狗、逋租、南水、弱水、悉董、清远、咄霸等八国部落被学界称为“西山八国”, 皆为羌人部落,曾吐蕃与唐的战争中这些羌人部落也卷入,但由于其叛服不常被唐代史官视为“两面羌”。而吐蕃军队对羌人活动区域的寇略,史书是有记载的。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
“(永泰)十一年正月,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故洪等四节度兼突厥、吐浑、氐、蛮、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十月,吐蕃率南蛮众二十万来寇:一入茂州,过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过方维、白坝;一自黎、雅过邛崃关,连陷郡邑。
吐蕃自论钦陵兄弟专政兵马,钦陵每居中用事,诸弟分据方面,赞婆则专政在东境,与中国为邻。三十余年,常为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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