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讲利益不讲原则的国家没有前途
生活中有一些人们已经见怪不怪的现象，比如说一套做一套，比如不守信用不守规矩，比如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比如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等。以上几种现象其共性是凡事不讲原则，只讲利益。凡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就拥护就去做，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就不去做。
此种现象历史悠久、范围宽广。现今的人有许多都是这个德行，但凡有几个特立独行总是坚持原则的人，往往都会被贴上怪人、不食人间烟火、傻子、异类的标签，被排挤被打压被边缘化。对于这种流传久远，毒害当今的社会现象，我们自然也要从历史和当代两个维度去寻找原因。
从古至今，中国人活得都比较累。笔者说的这个“累”不是辛勤劳动导致的身累，而是被各种权威压制导致的心累。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一向等级森严，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中国几千年集权专制社会的粘合剂。整个社会是封建独裁的集权统治，人群聚居的村落是封建宗法族权的集权专制，家庭是父权的集权专制。父为子纲就是在家里父亲是一家之主，儿子对父亲要绝对顺从。老子天下第一，老子的话就是真理不对也是对。不听父亲的话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家法伺候。当然，父为子纲在本来的意思里也有父亲要以身作则先做出表率的意思，但在实际当中更加突显的是父亲的权威以及两者间不平等的地位。
在古代，子不肖父亲有权将其处死。在这样的淫威之下，哪个儿子敢不孝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就是挑战父权，就是忤逆不孝，不但在家庭中要受到父权的打压，在邻里社会中还要遭受舆论的非议，乃至族规的惩罚，其代价非常人所能承受，有害而无利。贾宝玉和父亲贾正之间正是这种父子关系的真实写照。贾宝玉最怕的就是见父亲贾正，贾正一叫他，他脸色立刻苍白，如同老鼠见猫一样。贾正对贾宝玉也从来都是声色俱裂，吓得宝玉声都不敢出。一旦贾正放他走，他总像是得了大赦一般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因此，中国人还没迈入社会之前，执着求真、坚持原则这些美德就被阉割掉了。要么成了只知道服从权威，唯唯诺诺的庸人，要么成了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奸滑之人。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原则不原则，只有保住自己的利益才是最实惠的。
这样的人走出家门入仕做官，还要遭受皇权的进一步修理和打压。所谓君为臣纲，君为主、臣为从。君金口玉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忠君要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殿前当官尽管位极人臣荣华富贵，但是，伴君如伴虎，早晨去上朝中午能不能带着脑袋回家吃饭都不一定。所以，丹墀之上多谄佞之徒，媚上邀宠、明哲保身，只管山呼万岁，哪管世态炎凉。遍览两千多年专制社会历史，象唐朝魏征那样敢于直言进谏的正直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还亏得是赶上了唐太宗李世民这样能够虚怀纳谏的开明皇帝，才成就了魏征的千古英名。即使如此，李世民也曾因为魏征的直言而感到难堪动过杀魏征的念头，亏得长孙皇后的巧妙劝解才帮魏征躲过了杀身之祸。
春秋时齐国的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公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死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这个非常著名的典故，一方面表现了古代中国最辉煌的年代——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坚持原则、不惧杀头秉笔直书的美德与气节；另一方面也告诉后人们，坚持原则讲实话是有掉脑袋的风险的。以目前中国历史多有被篡改的情况看，后人们更多是吸取了此事的教训而明哲保身了。
隋文帝时期的司徒高颖，文武双全、德高望重，帮助文帝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隋炀帝继位以后，荒淫无道，高颖多次劝谏，隋炀帝因此怀恨在心，在奸臣杨素和宇文化及的撺掇之下，找个理由就把高颖给杀了。中国历史上皇帝杀大臣可谓司空见惯，只要皇帝看谁不顺眼都有可能杀念顿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大臣被杀还要谢主隆恩。在这种惨无人道的封建集权专制之下，坚持原则的正直之人就像被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被割得越来越少。
这里还要特别写一下“文字狱”，因为文字狱对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有特别大的影响。文字狱是指统治者在人们的言谈和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并施以极刑。宋朝时朝廷派出特务混迹于市井之间，一旦听到有人说诽谤朝廷的话或者仅仅是对朝廷不敬的话，就“执而刑之”。还张贴布告悬赏告发诽谤朝廷的人。明朝洪武年间，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就被斩了。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明太祖视为阻碍纳贤，也被斩了。清朝是文字狱最严重的朝代，乃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将文字狱定义为“清朝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满族统治者特别偏好发起文字狱，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是为了打击汉人对满人的不满，打击反清复明势力；在清中期则主要是源于皇族内部为了争夺帝位清除异己之目的。
清朝200多年间就先后有大大小小近200起文字狱事件。雍正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的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两句诗，前一句被雍正视为大不敬，后一句有怀念明朝之意，被判斩立决。乾隆年间有个叫李一的，其所作《糊涂词》有“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糊涂”的词句，被一个叫做乔廷英的告发，指其大不敬。在审查该案时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中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一句，日月二字合在一起是个明字，乾隆据此认定该诗有谋反之意，随将检举人乔廷英和被检举人李一一同凌迟处死，两家的子孙也全部被斩杀。
文字狱是统治者用血腥手段控制人们的思想的一种方式，以达到其维持统治的目的。在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白色恐怖之下，谁还敢著书立说发布自己的独到见解，谁还敢议论国事批评朝政。结果就是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智慧和创造力，人们说的全是阿谀奉承之词，人们写的皆是溜须拍马之文，文人的风骨变形，知识分子的脊梁塌陷。人们都变成了利益动物，坚持原则就是跟自己的命过不去。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是历史上改变民族性格的又一件大事。汉族人有重视头发的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妄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打击汉人的精神，强令汉人象满族人一样剃发结辫。“剃头令”一下，激起各地百姓的不满，他们喊出：“宁为束发鬼，不做剃头人”的口号。最典型的是江阴，江阴人为了捍卫头发而起义，他们坚守城池81天，6万多人战死。城破后清兵屠城十日，全城近10万人惨遭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江阴八十一日”。最后，汉族大部分人都不得不剃发结辫了，不愿意剃发结辫者要么被杀，要么逃到海外去了。
历史上的中国人就这样要么被父权族权皇权压制，要么被杀来杀去。你不要不理解那些奸臣贼子、贪官污吏们怎么那样的无耻、那样的丧尽天良，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狗熊。那样的历史环境，那样的专制制度，好人也被逼成坏人。说中华民族正直的基因一直在退化也不为过。
时间走过1949之后，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虽然动辄杀头的野蛮行为已经越来越少见，但是对人们的思想管制却不见稍有松懈。反右先让人提意见，然后把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加以惩处。彭德怀以元帅之尊，对大跃进中的问题讲了真话就受到打击，最后不得善终。文革更是开启历史之先河，全国七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一个声音、一本书。敢于表达不同观点的张志新、林昭、史云峰等都惨遭杀害。
一路血雨腥风地走来，中国人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原则、信仰、底线这些东西都跟危险密切相连，最好别去触碰。辨风向、看脸色、听招呼、不妄议是官场新三字经。谁官大听谁的，谁拳头硬听谁的，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利益为导向，有利益就上，没利益就撤。
于是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有答案了。
中国的专家有许多是“解释型”专家，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给领导的讲话找出合理性。只要是领导的观点领导的决策，不管事后被证明多么荒唐可笑，专家们在当时永远是十分正确、非常及时、切中要害等等赞美之词，并绞尽脑汁罗织概念进行论证。而当该领导下台以后，其观点或决策也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他们又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条分缕析那为什么是错误的。
近些年，官民矛盾、警民矛盾事件多发并有日益恶性化趋势。在这些事件的处理当中，无论行政处理还是司法处理，都有对民严对官对警松的现象。得罪于民似乎无关紧要，得罪官方或者警方似乎不妥。
国家的政策也跟着利益走，从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到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到养老不能靠政府，最后再到延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勾画出了一条清晰的利益变化曲线。
国家间交往也可以只讲利益不讲原则。菲律宾开展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扫毒行动，受到全世界许多国家的谴责，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公开表态支持的国家，并因此改善了与菲律宾紧张的关系（当然钱也没少花）。
诚然，不讲原则只讲利益让某些人某个部门甚至国家获得了眼前的好处。但是坏处恶果更是触目惊心。
蔓延整个官场的以权谋私现象是其中一个恶果。当下成为国人关注焦点的治理雾霾不利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某些环保部门的官员收了乱排放企业的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作为。
让国人深恶痛绝的食品不安全问题，不讲原则没有底线只有利益的不良商人，为了赚钱可以伤天害理。
加入WTO15年，我们享受了入世的好处，经济大发展，但却没有兑现开放通信市场、降低关税、开放银行业等承诺。到现在美日欧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使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
例子有千条万条，归根结底，不讲原则只讲利益，国家没有前途，民族没有前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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