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谈“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由该校哲学系教师杨克明起草、由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领导人，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党委副书记。大字报揭发北京大学党委长期推行修正主义，压制群众运动，号召革命人民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控制，打倒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不同凡响的地方在于它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学校党委书记和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提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个指向与口号是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革命精神的，符合毛主席发动文革运动的斗争目标，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派。

　　这张大字报一出来，北京大学沸腾起来了，大字报像潮水一般汹涌澎湃，后浪推前浪。当天跟着贴出的大字报开始多为支持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的，后来反对的大字报逐渐占了多数。争辩对立的双方都情绪高涨，学校实际处于停课状态。看到这种情况，刘少奇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说，北大现在根本没办法管了，再这样下去，吃饭都成问题了，这都是聂元梓大字报惹的祸，整个学校要陷入无政府状态了。可当时我到北大去看了以后，看到师生们都好好的在那里讨论问题或写大字报，食堂也好好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吃饭都成问题了”的情况。

　　那几天，江青经常跟我通电话，询问北大的情况。我把聂元梓等七个人写的大字报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她问，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是什么态度?我说，我们都支持。江青又问，怎样支持?我说，因为还没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组尚没有人出面公开讲话。但小组办事组的曹轶欧带人下去了，他们广泛与学生联系，并公开表态支持广大学生。可江青説，光曹轶欧去还不够，她又不知道多少情况。我说，她知道情况的，康生把北大的情况告诉了她。江青这才放心。这不久曹轶欧就来电话问我，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说，中央文革当然要坚决支持群众大字报的，你是不是再去请示一下康生。曹轶欧说，就是他要我来问你的。因为康生知道，江青和我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那时不用我打过去，江青会主动打过来问我情况，而且问得很详细。

　　我从来没有听曹轶欧说过，是她去参与组织、策划写这张大字报的。杨克明在1966年7月曾给中央文革信，报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经过》，说了大字报写作经过。一开始，是他和另一位哲学系的教师张恩慈，为写大字报的事去找过曹轶欧，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回去以后就由杨克明执笔写了大字报。杨克明在信上还说，他起草的这张大字报的底稿还在他那里。我们派到北京大学的“快报组”记者回来也跟我说，这张大字报是哲学系杨克明等几个青年教师一起写的，写好后，再请聂元梓等人一起签名的。当时大家要聂元梓领头签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组织观念都很强，即使是起来贴党委的大字报，也不能脱离党组织的领导。这恐怕还是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得到的教训。其实按照地位来说，聂元梓在当时应该属于是当权派的。因为她自己认为受到了陆平等人的压制，所以也起来提意见。结果大家就把她当作是领头人了。其实，后来知道，聂元梓原本就是陆平帮忙把她提拔为总支书记的。但在北大四清运动中，聂元梓就成了批评陆平等人的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而彭真保护陆平，打压北大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文革运动前夕，聂元梓、杨克明等人都处于受压受打击的情形。所以，文革结束后又翻过来了，陆平对聂元梓恨得要命，对她报复得很厉害。

　　等到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七人中其它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理想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对北大运动的兴起，刘少奇开始不怎么很在意。他认为这是针对彭真和北京旧市委的。但他还是在5月29日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的会议，来讨论如何对待学生运动。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在攻击党，跟1957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当时倒没说学生就是右派，他只是说，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么不一样。会上的意见也基本上是跟着他们一边倒的。连陈伯达都没有怎么讲话，我们就更说不上话了。只有总理说：我们当年搞学生运动也是有一点偏激的嘛，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总理还具体地说，当年他在天津反对的校长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们的大方向对，校长却不对。实事求是地说，总理当时还是在袒护学生的，他在那个时候能说这话，是很不容易的。他讲这话时那严肃的姿态我现在还记得。当然，总理也讲了，陆平也是个好同志嘛!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些情况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还是总理好。

　　刘少奇还决定派李雪峰到北大去讲话。李雪峰讲话内容，主要是要内外有别，不要乱搞。他的基本调子就是要控制住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控制也难，你一控制，那就势必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了，这样矛盾非但不能解决，反而会更加激烈。李雪峰是来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的。实际上毛主席对李雪峰是不大满意的，他一直都是紧跟着刘少奇的。不过，李雪峰对我们文革小组的人倒很客气，我对他没有什么坏印象。

　　5月27日，我们把登载着聂元梓他们大字报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用急件送去杭州给毛主席。其实在聂元梓这张大字报之前，好多地方已经贴出过很多大字报，其中也有马列主义的。比如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吴传启等人，在5月23日贴出了批判哲学社会科学部政治部主任杨述的大字报，比聂元梓他们写得还要早，但因为影响不大，所以没有登上《文化革命简报》。聂元梓他们批判的是中宣部、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党委，大字报又是贴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大饭厅，这个影响就大了。

　　主席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在6月1日中午就在我们报送的《文化革命简报》上，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高度批示给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还说这样做“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下午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主席这个批示用电话传回了北京。

　　在当晚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时还要配发评论。我跟陈伯达说，这个评论叫王力、关锋一起来起草，他们出手快。陈伯达说，对，对!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王力、关锋过来，我们很快就写好了稿，题目叫《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完之后又马上用电话报告给主席。主席问过江青，《人民日报》的评论是谁写的。江青问我，我说是关锋执笔，陈伯达、王力和我一起讨论的。听江青説，主席说好，关锋能写得这么快!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主席又在文中加写了一段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6月1日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向全国直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关锋执笔的评论。6月2日北京和全国各报都全文刊载了大字报，和作为《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经验证明，要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过往的办法通過党的正常的组织系统开会解决不行，所以，毛主席要寻找一种新的能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打碎走资派掌控的官僚系統，破坏旧秩序，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秩序。聶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一广播、，就点燃了文革运动的熊熊大火，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群众斗争形式就开始形成了。

　　这张大字报的播发，使北京的各个大、中学校都轰动起來，成千上万的大字报象雨后春笋般地在校园中破土而出。几天之后，不仅北京，而且是全中国的学校乃至工厂，各种反对修正主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席卷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