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私有化，到底便宜了谁？

　　我们可以通俗地给经济危机下一个定义：所谓经济危机就是底层人民想花钱却没钱可花，富人有钱花却不知道该花在哪里，不管拿钱去做什么生意都做不起来，因为生产的产品底层人民实在太穷，买不起。

　　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喜欢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来作为例子：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海里，也不愿送给饥肠辘辘的无产阶级去消费。

　　今天，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一边是贫困的北漂、沪漂、深漂在大城市无立锥之地，另一方面则是地产商宁可让房子空着也不愿降价卖给需要住房的人。

　　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不是我今天想要讨论的话题，我今天重点想要说的是国企的问题。

　　一部分人指责国企利用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垄断了某些行业。关于垄断问题，我在另一篇文章《西方经济学真的认为私有的都是最好的吗?》已经陈述过了，国企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垄断是由于这些行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即使这些行业彻底私有化也会形成垄断的局面。

　　还有一部分人说国企缺乏效率。其实不仅国企缺乏效率，大型的私企也同样缺乏效率，国企的低效率不是因为国企是国有的，而是因为国企太大了，患上了“大企业病”。既然“大企业病”是国企还是私企都存在的问题，显然改变国企的所有制并不能解决国企低效率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人指责，国企内部吸收了大量的国企员工的子女，而这部分人在企业中都是冗员，占了国家的便宜。对于这样的指责，我想说的有两点：首先，国企员工作为劳动者，给他们创造体面的生活条件是应该的;其次，就算国企员工“揩”了国家的油，也比把这部分好处转移到某些私人手里要好很多。

　　国企员工的生活再好，顶多也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这部分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很高的。他们领到工资以后，去市场上买菜，农民就赚到钱了;买车，汽车厂的工人和工厂主就赚到钱了;出去旅游，开旅游中介公司的商人和工人就赚到钱了;去打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和经营出租车公司的商人就赚到钱了;给孩子聘请家庭教师，教育行业的老师们也赚到钱了……这样一轮下来，也就给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

　　相反，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很低的，把国企员工“揩”国企的油转移给他们，他们并不会再去买菜、买肉、出去旅游、打出租或者给孩子聘请家庭教师(因为这些他们都已经有了)。他们得到钱以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寻找更好的投资机会，让自己的钱增殖。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期，社会上的投资机会少了，因为老百姓普遍都没钱可花。资本是逐利的，如果在本国没有增殖的机会，就会到海外去寻找投资的机会。

　　一个社会，富人吃肉，穷人能跟着喝口汤，那这个社会就是个良性的、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社会。相反，一个社会富人既吃肉又喝汤，老百姓只能吃屎，那这个社会迟早要出问题。

　　建国67年来，我国国有资产的规模已经很庞大。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例，作为世界非金融机构中资产最大的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坐拥天量资产，市值超过中石油、中石化、壳牌，营收超过苹果。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在国内是找不到合适的买家的，我国的民间资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这么大的公司接盘，盲目私有化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优质资产被贱价卖给私人，造成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这其实是重蹈了苏联解体前夕休克疗法的后尘。最终得益的只能是参与其中的官员和商人，与一般老百姓并没有什么关系。

　　国企私有化还有一些潜在的恶果，国企养着大量的国企员工，其实也从另一方面维护了体制外员工的利益。设想一下，如果国企私有化以后，为了盈利就必须裁汰大量的冗员，这些人失业之后到市场上与民营企业的员工竞争，也会增加后者就业的难度。所以国企私有化，不仅恶化了国企员工的生存状况，也恶化了民营企业员工的生存状况。失业问题还会导致犯罪率上升，间接地也会伤害雇不起保镖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此外，国企私有化还会使得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涨价(例如铁路票价、水价、电价等)，导致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加剧，而这又会使得底层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坚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

　　一位曾经被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称赞为“曼德拉级别”的人物曾经说过：“坚持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任何一个中国人，不管抱有什么样的政治信仰，只要是为了让国家越变越好的，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念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