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与资本主义逻辑：重审法农（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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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得·胡迪斯
这些深刻的见解被充分表现在了《全世界受苦的人》中，这其中的焦点是革命的辩证法——为捍卫民族文化和从殖民主义中取得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它的主题之一是定义殖民经历所引发的“善恶二元分歧”，即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在被谈起时就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一样。种族的分化似乎是决定性的，它将阶级分化的主导地位取而代之。在一些评论家看来，法农对这种善恶二元分歧的讨论表明他已经摒弃或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41]然而，我们不能从此中管中窥豹。首先，法农并不认同赞同这种分歧，而是在对此进行描述。其次，他没有把这种分歧描述为一种不可逾越的稳态。他指出，随着革命斗争的进展，这种分歧将会开始分崩离析。他写道：
于是人民明白民族独立产生各种各样的现实，这些现实有时是有分歧和对立的。正好在这斗争的时候，阐明是关键，因为它使人民从一揽子毫无区分的民族主义过渡到社会和经济的意识。人民的斗争开始时采纳了殖民者的原始的善恶二元论：白人和黑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他们在斗争进展过程中发发现有时有些黑人比白人还要白……殖民主义主体的成员比某些本地民族主义者显出更加靠近，无限的更加靠近于民族主义斗争。双方都丢弃了种族主义的枷锁与包袱。[42]
我们在这里看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如何把人民团结在一起，并打破了界定殖民主义的种族二分法，从而指明了种族划分和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界定特征消亡的进路。
显然，法农在他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中并没有把阶级关系弃置一边。詹姆斯·亚基·赛勒斯(James Yaki Sayles)，一位在最高安保等级的监狱中监禁了33年的黑人政治犯，写出了我认为最为深刻的对于《全世界受苦的人》的研究，他认为：“二元对立的思维并没有将经济关系放置到次要于种族关系的地位，它只是将经济关系掩盖和迷惑了起来，但是这并不改变其真实地位。” [43]他补充说，“当法农说到‘物种’在我们面前分裂时……他说的是‘种族’本身的区隔化——这些‘种族’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部分构建出来的，它们必须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而被解构。”[44]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法农在写《全世界受苦的人》时采用了萨特关于《黑人奥菲尔》中的立场，即阶级问题是主要的，种族问题则是一个“次要的环节”？ [45]这似乎是事实，因为种族问题不是法农所谈论的中心主题，而是被法农看做仅仅是争取民族解放斗争和超越民族主义的过程所需要讨论的工具。然而，这恰恰驳斥了关于他改变了自己在《黑皮肤，白面具》书中观点的看法。法农在书中还指出了推动社会建设的经济因素，从而将种族关系与阶级关系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部作品中，他还将解构种族主义作为新人道主义的基本前提。正如他所尖锐地指出的，“因为这是对他人的系统性否定，是对他人所有人性属性的无情否定，殖民主义迫使它所统治的人民不断地质问自己：‘我到底是谁？’”[46]
最重要的是，法农认为，虽然种族是阶级关系的产物，阶级关系是覆盖在种族问题上的面具，但是种族问题仍然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虽然种族是阶级的映射，但这种映射不是单向的镜像。映射之物在意识中出现，并通过对其本源的回应进行自身的改造，实现了一种双重的作用。反思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的重构行为。而且由于种族主义往往不是上层建筑，而是资本主义逻辑的组成部分，有色人种挑战种族主义的努力可以最终成为锁定革命目标、挑战阶级关系的催化剂。
种族认同是《黑皮肤，白面具》的讨论焦点，而《全世界受苦的人》的焦点则是国家认同。但法农的论点结构仍大体相同。在这两部作品中，通往普世真理的道路——一个互相包容互相承认的世界——都是通过那些同种族、族裔或民族歧视作斗争的人的努力而步步推进的。这将法农的新人道主义与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相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完全的忽略了反抗主体的生活体验。
在法农看来，这种人道主义只有在殖民地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才能出现。他写道：“五十年左右以来，当人们在涉及不发达国家的历史时，提出的那个理论问题，也就是资本主义阶段能不能跳过，应该在革命活动方面而不是通过推理来解决。” [47] 法农这里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国际会议和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第三国际会议上的辩论，即欠发达社会的革命是否必须先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在先前马克思主义者们著作的基础上，[48]他坚决的反对二次革命论，并认为欠发达国家根本不可能孕育出“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定时间内的警察社会和寡头专政有可能如鱼得水，但是资本主义最终还是要一败涂地。[49]永久革命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主张，它不是由任何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领导非洲革命的势力提出的。甚至夸梅·恩克鲁玛和塞库·图雷也没有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过这种对斗争有益的谴责。尽管如此，法农仍然坚持这一点，他预言说，如果他们不“跳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阶段，非洲革命就会回到国家内部冲突、部落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从今天的局势来看，他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他是如何设想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呢?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农民的看法。农民往往被以城市为基本盘的民族资产阶级们所忽视，可他们却是是人民中的多数，数量远远超过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虽然他们没有被列入民族主义政党的议程，但他们却是最具革命性的。法农坚持认为，“很明显，在殖民地国家，只有农民是倾向于革命的。”[50]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因为这句话没有考虑到尼日利亚劳工运动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更不用说南非等国的情况了(在南非，劳工运动后来被证明在迫使消除种族隔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法农的看法过于宽泛，但他对农民的看法并非是错误的。他认为，由于非洲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没有大规模工业化，工人阶级难以表现为一股有凝聚力和纪律性的力量。因为没有资本的集中与集中导致的组织化。工人阶级是分散的、分裂的、相对薄弱的。另一方面，农民之所以组织化而且相对强大，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们的社会传统和社会结构保持不变，因此他们可以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思考和行动。他们正是生活在把他们和殖民者分开的善恶分界线上。因此，革命的消息“总是能在他们中间得到回应”。[51]因此，他们不大可能把收起自己的武器就此妥协，让资产阶级来支配他们。
永久革命这一议题也是理解法农革命暴力观的背景。事实上他不赞成任何“形而上的暴力”(这点是阿伦特等人反对的)。他对暴力的倡导具有历史意义上的特殊性。他认为，武装起来的人民（在他一些讨论中，他称之为公民）不仅能够更好地驱逐殖民主义者，最重要的是要把革命推向民族资产阶级在独立之后所划定的议程之外。新独立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要求之一就是要求人民放下他们的武器，这并非偶然，因为这些武器的存在可能阻碍他们在此后温良驯服的接受新殖民主义。法农还强调了分权而不是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机构的重要性，分权的上述机构能够顺利地吸引民众直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包括他们当中最受压迫的群体，比如农民。他警告不要采用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模式，并主张支持合作社和其他自治企业。同样重要的是，他极力反对一党专政，理由是，“一党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现代形式——剥去了面具、伪装和顾忌，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愤世嫉俗。”[52]他认为政党是“人民行使权力和表达意愿的有机体”，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一种等级森严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他强调了意识和革命教育在为社会主义转型提供最不可或缺的条件方面的关键作用——克服殖民地主体的去人格化。他对此谈到：
的确，人们经常以一种罪恶的轻率认为使群众政治化，就是不时地给他们举行一次大的政治演说。人们以为一个首领或者一个领袖只需要以教训人的口吻讲讲现实的大事就足以尽到了使群众政治化的不可推卸的职任。然而，使人政治化是开放思想、启发思想、产生才智。就是如塞泽尔所说的“创造人类的灵魂”。[53]
不用说，法农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人的注意，他们在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框架内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舒适的位置，甚至他们会把自己的统治指定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是，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否能够使非洲革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呢?我不是只指经济落后或发展不足的情况，因为如果新独立的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的工人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这些就不会是决定性的障碍。毕竟，马克思在晚年曾认为，如果以农民为中心的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经济落后的俄罗斯就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54]然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非洲革命的背景下，这种援助是很难得到的——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可耻地支持了法国帝国主义镇压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战争 (而法共内部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例如阿尔都塞和福柯始终未能找到时间去谴责这一点)。
这个问题在法农生命的最后几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也成为了法农遗产中最具争议的一个方面。随着法国老牌左翼政党未能支持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1955年，他公开承认自己参与了其中)，他对此发表了一系列尖锐的批评，批评工人阶级未能在此时履行其历史使命。他对此表示，
法国工农对参与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战争表现出来的普遍的，有时甚至是血腥的热情已经动摇了人民统一起来反对主权者的神话。所有的法国人都在积极的参与这场战争，对此提出批评者少之又少，只有一些人提出了关于“快点丢掉阿尔及利亚“的意见。[55]曾经有人说，在殖民地国家，殖民地人民和殖民者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共同体。殖民地人民发动解放战争的历史就是对这一命题进行证伪的历史。[56]
这些声明经常被认为是法农无视殖民者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的证据。然而，仅仅一年之后，法农在为《圣战者日报》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国家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之间的联系有时会被忽视，甚至被遗忘。“[57]，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吧？总之在此时，他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他之前的立场，因为他谈到了“把被压迫人民与殖民主义国家被剥削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内部关系”。[58]几年后写出的《全世界受苦的人》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关闭工人阶级完成其历史使命的可能性之门，尽管他批评工人阶级尚未完成这一使命：
这件再把人类、全人类引荐到世界的巨大工作，将在欧洲群众的决定性帮助之下进行，他们必须承认这个工作，他们在殖民问题上，经常由反对转为赞成我们那共同主人的立场。为此必须欧洲群众决定醒来，动动自己的脑子并停止玩那不负责任的睡美人游戏了。[59]
尽管如此，那些被期望的，来自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工人的援助从未到达——虽然在法国和其他地方有许多人作出英勇的努力，大声疾呼支持非洲殖民地的独立。但是仍然非洲革命没有得到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任何重大支持，如何才能获得维持真正独立所需的资源，更不用说进一步走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呢?
法农的回应是将他的精力转向整个非洲。这反映在他决定成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的流动大使，前往十多个国家推动建立“非洲军团”来帮助阿尔及利亚的斗争和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革命。这也反映在他通过从加纳、几内亚、马里和尼日尔获得一条运送武器和其他物资的路线，从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中建立“南方前线”的努力上。他担心法国可能会与民族解放阵线达成一项糟糕的妥协，而使阿尔及利亚保持在新殖民主义的轨道之内，因此他试图通过加强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斗争之间的密切关系，使这一切变得激进化。
正如亚当·沙茨(Adam Shatz)最近所言，法农的努力可能是相当不切实际的，因为南撒哈拉从来就不是FLN的重要战场，阿尔及利亚人和沙漠部落之间也没有什么互相信任。[60]然而，这不应使我们忽视他更广泛的努力，即把阿尔及利亚斗争的战斗性传达给“非洲的四角”，以此作为拒绝与资本主义妥协的行动的一部分。正如法农所言，他的任务是“将那些荒谬和不可能的事物成为现实，使整个大陆开始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后堡垒。”[61]这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的宣言，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直在努力协调非洲各种革命运动之间的活动。他直率地说：“近三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把非洲统一的模糊理念从大多数支持者的主观主义泥潭中具象化出来。非洲的统一是一项原则，我建议在此基础上不经历中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而实现非洲共和国。”，他在同一页中说，为了防止人们对这种永久革命的观点有任何疑问，我们必须再次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中：毕竟，胜利的中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冲动、最进取、最主张吞并的阶级。而这种沙文主义恰恰是非洲共和国的威胁。
对法农来说，斗争不再可能按地区逐步推进，因为(非洲的)斗争必须全面推进。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刚果，因为“一个统一的刚果，其领导人是一名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这对南非构成了真正的威胁”。[63]因为，如果把非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南非，拉进革命的轨道，物质条件就可能满足将整个非洲大陆推向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尽管新独立国家——包括其中最激进的国家——的口头承诺是泛非主义，但实际上所有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更关心如何能获得大国的接纳和援助，而不是促进泛非统一。尽管法农在很多方面都与恩克鲁玛关系密切，但他仍然对加纳未能向刚果的卢蒙巴提供物资援助感到不满，而且对非洲军团未能实现越来越感到忧虑。很明显，对于新近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前进的道路是也只能是与全球资本的一极或另一极结盟——要么是帝国主义的西方，要么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东方。可是法农却恰恰反对这种做法。
通常人们会认为对于世界，特别对于第三世界，是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做选择的时候了。不发达国家已经利用这两种制度之间存在的残酷竞争保证了自己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然而他们应该逃避处于这种竞争之中。第三世界不该满足于通过与领先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关系来确定自己。相反，不发达国家应该努力把一些适合自己的社会准则、方法、自己特定的风格公布于世。我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做选择，就如同各大陆的人和各不同时期确定的选择那样。[64]
法农显然对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定义感到不满。他非常清楚这一切的缺点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分析，或者说，承认了该制度的阶级基础和压迫性。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它导致法农的一些追随者粉饰他们的罪行，这只会让左派的声誉蒙羞，因为有时他们支持的政权和帝国主义一样的剥削无产者。同样重要的是，法农对“苏联式”社会缺乏彻底的批判，这使得他对超越资本主义的设想有些抽象，甚至显得有些不切实际。因为直到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如果一个欠发达社会不能依靠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恩惠和援助，它们将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
这当然不能怪法农，怪他没有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没有给出如何跨越资本主义的明确结论，因为他在此书出版的时候刚刚开始探讨永久革命的问题，而过了几天他便离世了。然而，我们今天面临的任务是要发展一种能够替代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无论是所谓自由市场，还是其国家资本主义变体）的社会形态，我们没有借口来逃避如此指责。法农的遗产也许不能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它确实和许多其他工作一起提供了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切的资源。
今天的现实当然与法农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有着极大的不同。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可能性。法农去世时宣称:“让我们脱离这个欧洲，它没完没了的谈论人，可另一面它却到处逢人便杀，在它自己街上的所有角落，在世界各地杀人。”[65]如今，许多来自南半球的人正试图进入欧洲，这一事实让这句话永不过时——从现在欧洲列国对正在改变欧洲大陆的难民潮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事实可能会证明，地球的南面（相对贫穷的一面）和地球的北面（相对富裕的一面）的对立存在，为思考超越新殖民主义和阶级社会的途径提供了物质基础，而随着种族主义的死灰复燃，重新研究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辩证关系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只要这些问题继续困扰我们，法农的工作就会继续下去。
[41] See Wyrick 1998, p. 132: ‘In fact, Fanon believes that colonialism causes the Marxist model of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to collapse altogether becaus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re secondary to racial ones. That is, the Manichean thinking on which colonialism depends blots out other distinctions, hierarchies, logical patterns.’
[42] Fanon 2004, pp. 93–5.
[43] Yaki Sayles 2010, p. 304.
[44] Yaki Sayles 2010, p. 181.
[45] Shatz thinks that Fanon had already reached this position by the end of Black Skin, White Masks (Shatz 2017, p. 20). However, Fanon’s emphasis on ‘reaching out for the universal’ and creating ‘a new human world’ is better seen as a concretisation of his insistence (in critiquing Sartre) that black consciousness is the mediating term in the movement from the individual to the universal.
[46] Fanon 2004, p. 182.
[47] Fanon 2004, p. 119.
[48] Alice Cherki, who knew Fanon very well, reports that the transcript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four Congresse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which debated this issue, held ‘a great fascination for Fanon’. See Cherki 2006, p. 93.
[49] Fanon 2004, p. 118.
[50] Fanon 2004, p. 23.
[51] Fanon 2004, p. 69.
[52] Fanon 2004, p. 111.
[53] Fanon 2004, p. 138.
[54] See Marx and Engels 1983, p. 139.
[55] Fanon 1967, p. 65.
[56] Fanon 1967, p. 74.
[57] Fanon 1967, p. 144.
[58] Ibid.
[59] Fanon 2004, p. 62.
[60] Shatz 2017, p. 26.
[61] Fanon 1967, pp. 180–1.
[62] Fanon 1967, p. 187.
[63] Fanon 1967, p. 192.
[64] Fanon 2004, p. 55.
[65] Fanon 2004, p.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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