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或，动荡的1920年中的绝望与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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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
或
动荡的1920年中的绝望与乌托邦
本文是齐泽克为Verso 2007版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答卡尔·考茨基》所作的序。
原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翻译： 一只非0的O ， Ludwigsama
校对： 鱼板
另：感谢 Re Her 等友人在翻译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与补充，同时感谢某位译者发布的另一版本翻译（点击文后阅读原文，在译者知乎想法区）。
维也纳文化评论家和编年史学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这些头衔之外，他还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精神分析自身就是其要治愈的疾病”的说法）在托洛茨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逗留(séjour)维也纳期间就认识了他。关于克劳斯的传说之一是，当他在1920年代初被告知托洛茨基组织了红军拯救了十月革命时，他大声惊叫：“谁会想到中央咖啡厅那位布朗斯坦先生(Herr Bronstein)干出这等事！”这一轶事应该以著名的庄周梦蝶的典故来阐释：并非是伟大的革命家托洛茨基在流放中在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逗留过；而是来自中央咖啡馆的平和健谈的布朗斯坦先生后来成为了可怕的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的噩梦。
还有其他一些“布朗斯坦先生”式的形象对托洛茨基进行了类似的神秘主义形变，妨碍了我们去正确理解他的重要性。首先是被贵族化的托洛茨基，这一形象被后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发扬光大：反官僚主义，自由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热月的批判者，工人自治的坚定拥护者，精神分析和现代艺术的支持者，超现实主义者之友，等等……（这个“等等”中还应包括与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的短暂恋情）这是个被驯化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要为支持布什的某些新保守分子是前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感到惊讶（此处的一个例子是《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的命运：它始于1930年代，最初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喉舌；后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报刊，然后是自由派冷战政客(Cold Warriors)的器官(organ)——现在在反恐战争问题上(War on Terror)支持布什）。这样一个托洛茨基几乎要同情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智慧。
而托洛茨基的批评者又发明了另一个“布朗斯坦先生”的形象：托洛茨基是“不断革命”的“漂泊的犹太人”，他们无法安于革命后建立（重建）的新秩序。难怪在1930年代，许多保守派人士都在赞许斯大林主义的文化反革命以及驱逐托洛茨基的决定——两者都被视为放弃了先前的犹太-国际主义革命精神，并重返了俄罗斯的根基。甚至尼科莱·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aiev)这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判者都在1940年代——他去世前——对斯大林表示了同情，并考虑返回苏联。按照这种思路，托洛茨基似乎像是俄罗斯的切·格瓦拉，对应于菲德尔：一方面是实际的领导者，国家最高权威菲德尔，另一方面，是永恒的革命反叛者，无法安于治理国家的切。这难道不是一个托洛茨基并非作为叛徒而被驱逐的苏联吗？想象一下，如果在19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不断革命而移民并放弃了苏联公民的身份，然后在不久之后去世——他死后，斯大林会尽职尽责地把他塑造成偶像来崇拜……
这一切使得托洛茨基答复卡尔·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毒攻击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尤为重要：这本书揭露了两人的真面目。在今天恰如其分地被遗忘的考茨基在1920年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灰衣主教”(éminence grise)，也是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Bernsteinian revisionism)和左翼极端主义(leftist extremism)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同时展现了一位知道如何强硬，如何施行恐怖的托洛茨基，和另一位已经准备好接受重建日常生活的任务的托洛茨基。
如此，还有第三个“布朗斯坦先生”，恰恰依赖于这本《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斯大林前身的托洛茨基，在1920年已经呼吁实施一党专政和劳动军事化……难怪从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到恩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他将其描述为托洛茨基“最糟糕的书”，是托洛茨基反民主独裁倾向的复发）的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不承认这本书。《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中的某些段落似乎明确地指向了斯大林主义在1930年代实施的，通过全面工业化动员将俄罗斯从落后的泥沼里拉了出来的政策。斯大林去世后，在他的私人文件中发现了一本被反复阅读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上面满是表现了斯大林热烈的赞成的笔记——还需要什么来进一步证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这种关系呢？
这就是为什么《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理解托洛茨基的关键书目，我们绝不应该礼貌地忽略这一“症状性”文本，恰恰相反，我们要专注于此。我们必须放弃嘲弄书中（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太过明显的幻想——首当其冲的是托洛茨基对即将到来的西欧革命的信赖——所带来的犬儒的愉悦。不应忘记，这一信念是包括列宁在内的所有布尔什维克所共有的，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的存续并不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开辟空间，而是在西欧革命在形式上能够减轻俄国革命的压力之前提供一个喘息的空间。[1]关键问题在其他地方：保卫托洛茨基之战必须在制造恐怖和进行工业动员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域中获胜：在这里，我们可以发掘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最小但至关重要的差异。
为什么要战时共产主义？
让我们从写作这本书的历史时刻开始：1920年，内战即将结束，引用托洛茨基自己坦率而诚实的描述：当时的俄罗斯“被掠夺，被削弱，精疲力竭，正分崩离析”。疾病，饥饿和寒冷席卷大地；工人的生活变得更糟，而非更好；革命的承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遥远——这也是托洛茨基自己在十月革命三周年的演讲中坦率承认的：
我们怀着宏伟的理想和高昂的热情进行了这场斗争，在许多人看来，共产主义那博爱的应许之地，不仅有物质生活的繁荣，更有精神生活的繁荣，比实际情况看起来要近得多。……应许之地——正义，自由，知足和文化进步的新王国——几乎触手可及。……如果在三年前我们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我们肯定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不会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的三年后，我们的境况会如此艰难，要生存在这片土地上如此艰辛……[2]
布尔什维克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这完全失落的时刻，当他们处于“极端的悲剧性”中时，他们没有退却并承认失败，而是坚持了下来。但是，他们为这种坚持所付出的代价，为他们的成功生存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高昂。在狂热的反共史学家，新一代的“修正主义者”乃至一些曾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自身（如多伊彻）中，关于1920年的主流故事是：俄罗斯成了“一场荒诞戏”，压抑的现实被表现得“如共产党领袖所想，如其所是”。[3]那么共产党领袖想象中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基本上是幻觉：他们对彻底的社会灾难的反应是诡异的千年极乐(millenarian euphoria)，即，对他们来说灾难为“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打开了可能性：“在十足的意识形态谵妄中，本世纪最庞大的经济崩溃摇身一变，成为了真实存在(really-existing)的共产主义，一篇光辉未来(hic et nunc)。[4]例如，强制征粮“在党内，从列宁开始自上而下地被认为是不仅是社会主义，更是共产主义”。[5]因此，布尔什维克“倾向于在1919-20年的战时经济中看到成熟的共产主义的雏形”。[6]如此，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显然是将战时经济同斯大林的集中营相联系：
十年后，在1920-21年曾支持列宁的“自由”政策的斯大林，会在他名字之外的一切地方都采用托洛茨基的思想。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两人的拥护者，当时无一会承认这一事实。……在托洛茨基众多的实验思想中的一条，将会成为斯大林的全部准则(alpha and omega)。[7]
因此，从托洛茨基到斯大林的路径就是从偶然性走向其重复，并提升为必然性。毁灭性的内战这一偶然现象似乎触及了在布尔什维克“无意识”中一开始就存在的某物，作为“日间余思(day residue)”（日间余思：梦中和前一天发生的事相关的元素——译者注）为其带来了生命：那种“通过施加法令实现共产主义的官僚幻想”。难怪即使在偶然的条件消失后（内战的结束），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抗拒诱惑，坚持了同一套程序：政治恐怖（无情镇压所有反对派），劳动军事化，由中央政府全面规划生产。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简洁地提出了这一结论：“从一开始，这种变态就内在于体系中。”[8]这是托洛茨基最苛刻的表述：
如果不或多或少地采用劳动军事化的方法，那么强制劳动的引进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强制劳动，有组织的经济生活就不可想象，那么就必须废除自由劳动的空想(fiction)，以强制性义务的原则代替之来实现后者，而这一原则必须由真正的强迫作为补充。……除了对国家经济力量和资源的权威监管以及与符合国家制定的总计划相一致的劳动力集中分配之外，我们别无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个人国家认为自己有权将每个工人送往需要他的地方。
就像要在伤口撒盐，托洛茨基甚至预言了臭名昭著的斯大林主义论题，即，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国家通过强化其器官（部门），特别是强制性部门而走向“消亡”：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强制……强制的原则与社会主义是矛盾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将因责任感，工作习惯，劳动的吸引力等而受到感召。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这一绝对的真理必须稍作扩展：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中不会存在强迫性的机制——即国家本身：因为它会完全熔化在一个生产和消费的公社中。但尽管如此，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仍有一段时期会要求国家原则尽可能地强化——而你和我正处于这一时期。就像一盏灯在熄灭前会放出最明亮的火焰，国家在消失之前也呈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也就是国家最残酷的形式，以威权主义形式的处理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种破坏性的幻想的制定最终只能以自我驱动(self-propelling)的暴力而告终：“战时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特征的明确标志是它持续地无视现实，直致陷入僵局，除了增加暴力的程度无法维持自身。”[9]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恢复清醒，采取务实有效的方式来应对这场灾难——退一步，引入NEP（尊重基本市场关系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向农民支付合理的价格购买产品，允许私营小企业和服务业）。经济状况迅速改善：在几个月内，饥荒和混乱结束了，商店里满是商品，国家恢复了（某种）正常运转的状态。[10]
但是，只要仔细阅读《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很快我们就能发现这个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谵妄”的故事出了什么问题：托洛茨基一再强调，军事化是“由一种面对国家的废墟的本能的，自保的恐惧的情境”所决定的。这里没有妄想中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而只有对这一点的充分认识：战时共产主义是“一个被封锁的堡垒，只剩下混乱的经济和匮乏的资源”，“强制劳动被用来阻止群众死于寒冷和饥饿。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办法。而只要革命和国家的命运悬而未决，我们布尔什维克就不会动摇。”拉尔斯···T·李(Lars T. Lih)以其精湛的分析进一步展示了为何布尔什维克在这完全绝望的时刻，讨论了“过渡”和“中央计划”。不应将这点与后来的苏联的“中央计划”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相混淆：过渡不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从彻底的战后废墟到水最低限度的正常运转；因此，“计划”只是为了实现该目标使一切重新运转起来。[11]如果需要证明，读者应查看托洛茨基在书中描述的“计划”的四个阶段——其中的第一步就告诉了我们一切的全貌：
首先，我们必须为工人阶级提供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即使是在最困难的状况中——从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工业中心并拯救城镇。这是一切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不希望让城镇变成农业区，整个国家转变成一个农业国家，我们就必须支撑起我们的交通，即使是最低限度。要为城镇提供面包，工业用燃料和原料，和牛的饲料。做不到这点，我们就寸步难行。因此，计划的第一部分包括改善交通，食品，原料和燃料供应，或在任何情况下都至少防止进一步的恶化。下一时期将全部集中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的劳动力的集中和分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将来打下基础。
确实，如托洛茨基本人清晰明确地承认的那样：“这里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和劳动军事化是一种绝望的短期手段，为了尽快创造能将其自行废除的条件——一年后，随着NEP的引入，这一切确实也发生了。这也是为什么对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批评“为什么内战结束后不立即采取NEP？为什么要等个灾难性的一年呢？”遗漏了其要点：为了使得NEP可以适用，社会必须最低限度地运行起来——运输，工业生产（能够为农民提供一些东西换取食物），稳定的货币，等等；这些条件是由战时共产主义所创造的。因此，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并不是从意识形态的盲目恐怖转向常识性的实用主义；它们都是将国家拖出泥沼的一贯策略的一部分——战时共产主义完成其使命时，它就被抛弃了。
然而，在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者眼中，劳动军事化不过是“民主与独裁”这一更为根本的问题的一方面。实际上，这里的对比似乎不可能再清晰了——一方面，托洛茨基公开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党的专政：
我们不止一次被指责把苏维埃专政偷换成了党的专政。然而，必须完全公正地说，只有靠党的专政才使苏维埃专政成为可能。正是由于其清晰的理论前景的和强大的革命组织，党才给苏维埃提供了从无形的劳工议会转变为确立劳动至高无上的机制。在这种用党“取代”工人阶级的过程中没有一丝偶然，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取代”。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考茨基又要捍卫多党民主及其一切元素，包括新闻自由；对他而言，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胜利，他甚至提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适当政治形式是进步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联盟。（我们面临着将这种逻辑推向极端的诱惑，提出对于考茨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革命将是先举行全民公决，并至少获得51%的选民投票通过……）难怪在1920年代早期，考茨基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在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之前就早早将法西斯分子形容为“模仿犯恐怖分子(copycat terrorists)”，布尔什维克的“同卵双胞胎的敌人(fraternal adversaries)”，声称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压迫手段的老师：“法西斯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模仿者；墨索里尼不过在模仿列宁。”[12]
这种根本差异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苏维埃”（政务委员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直接自组织的不同评价：对考茨基而言，苏维埃“同发达国家的政党和专业组织相似，而非一种更高级的组织，至多是由于缺乏政治组织而产生的替代品[Notbehelf]”，而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它们不仅优于议会国家的机构，而且最终优于政党本身：
如果党和工会是革命的准备组织，那么苏维埃就是革命本身的武器。在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将成为权力机关，而党和工会的作用在不降低其地位的前提下得到了根本改变。
这便揭示了这场辩论的真正意义：不仅是民主与独裁，还包括内含于议会独裁形式的阶级“专政”——这就是托洛茨基在回复中指出的要点：
专政是必要的，因为它并非关乎局部的改变，而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存在这一情境。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可能[与他们]达成任何协定。只有力量才是决定因素：无产阶级的专政当然不排除个别的协议或可观的让步，特别是在关乎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上。但是，无产阶级只有在掌控了国家机器之后才能在缔结这些协定时保证自己的利益，并且还能为了社会主义的总利益，自己划定能让步或不能让步的领域。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谁直接掌握权力，是一群人的合作或单独一人的“独裁”，而是整个政治进程发生的领域是如何被结构的：由政党来“反映”选民利益的议会代表制？还是工人阶级更直接的自组织，强调成员需要更积极地参与政治进程？托洛茨基对议会民主的核心批判并非它给了未受教育的群众太多权力：恰恰相反，它使群众消极化了，将主动权留给了国家权力机关（与“苏维埃”正相反，工人阶级直接动员自身并行使权力）。
这里又出现了一种基于常识的批判：为什么要称其为“专政”？为什么不用“真正的民主”，或是“权力归于无产阶级”呢？“专政”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对立面，而是民主自身的内在运作逻辑——从一开始，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题就预设了其与其他形式的专政相反的前提，因为国家权力的整个领域都属于专政的范畴。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将自由民主制定义为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时，他们并不依赖于民主如何被某个秘密集团所操纵的简单概念，如果在民主选举中面临失去权力的威胁时，这一集团将露出真面目并直接掌控权力。他们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形式本身就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逻辑。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民主也是一种专政的意义上精确地使用“专政”一词，这是个纯粹关乎形式的定义。许多人喜欢指出自我质疑是民主制度中的构成部分，民主制度如何总是允许甚至要求我们质疑其自身。但是，这种自我指涉总会在某一点停止：即使是最“自由”的选举也不能质疑使选举合法化和组织化的法律程序，质疑保证（必要时通过武力）选举程序的国家机关，等等。国家在制度上是一个庞大的存在，不能用代表谁的利益来解释——而民主制度的幻想则是它可以；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将这种过剩阐释为国家超出其所代表事物的过剩。人们也可以用本雅明式的话来形容：尽管民主多少可以消除制度性(constituted)暴力，但它仍依赖于构成性(constitutive)暴力。
对议会民主的这种批判或许看起来像来自另一个时代，一个幻象破灭的时代。但是，在今天，当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主国家都开始对多数选民的冷漠和消极，对民主进程正逐渐丧失力量感到不满时，这一批判难道不值得我们的重新审视吗？托洛茨基对议会民主是如何使多数人消极化的见解也支持了他对考茨基的盲目信心——考茨基相信议会选举是民意的忠实“镜子”——的批判：在相对稳定的时期，人们可以认为“议会选举充分地反映了力量的对比。而帝国主义战争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感到不满，更揭示了旧标准的完全无用。”这也是考茨基的错误所在：他教导工人“相信他们的利益反映在代议民主中，即使民主之镜早已被军国主义的铁蹄粉碎。”在世界大战和危机的社会混乱中，“和平合法的催眠暗示”这一魔咒破灭了：在这样的不稳定时期，大众的心理稳定瓦解了，对大规模的创伤事件作出的反应让大多数人可以在几天之内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这一振荡是如此强烈而迅速，以至于民主的“反映”完全失去了效力：
在特定的时期，从左或从右的用力一推足以将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推向一侧或另一侧。我们在1914年见证了这一点，当时，在帝国主义政府和社会主义爱国政党的联合压力下，工人阶级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并迅速倒向帝国主义道路。
在这样“开放”，动态并且极其不稳定的局势中，共产党员的作用不是消极地“反映”多数人的意见，而是鼓励工人阶级动员他们的力量，从而创造新的大多数：
如果议会政权即使在“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都不过是探索国家意见的原始方法，而在革命的风暴中完全丧失了跟随斗争和发展革命意思的能力，那么，更紧密，更直接，更真诚地与大多数劳苦人民联系在一起的苏维埃政权就有了意义：不是静态地反映了多数，而是动态地创造了它。
最后一点依赖于一个关键的哲学前提，使得标准的辩证唯物主义将知识作为“反映”的论点（这一论述由于列宁本人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广为传播）。对托洛茨基而言，考茨基担心俄罗斯工人阶级“过早”夺权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担忧暗示着一种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历史是“客观”的进程，它预先设定了政治干预的可能坐标。在这种视野下，我们无法想象激进的政治干预能够改变这些非常“客观”的坐标，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的成功创造条件：
在对俄罗斯的苏维埃制度——更有甚者是在对在其他国家建立类似结构的革命尝试——的批评声中，这一基于力量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论点一再重复：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是乌托邦式的——“因为它不符合力量平衡”。落后的俄罗斯不可能应对这无数障碍，先进的德国或许可以。但反过来，对德国无产阶级而言，夺权无疑是疯狂的举动，因为“此时此地(at the present moment)”的行动会打破力量平衡。
这种对“力量平衡”的迷恋不仅仅是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在早年维也纳时期就在精妙的观察中捕捉到了这种机会主义：“在从前的美好旧时光（也并非遥遥无期），只要和警察局局长低声交谈几句，奥地利社民党的政治家就总能确切地知道，力量的平衡是否允许五月一号在维也纳进行和平的街头示威”）。托洛茨基在这里是忠于列宁的。后者在1917年的著作中为那些无休止的寻找革命的“保证”的人保留了最尖锐的讽刺。这种保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僵死的社会必要性的概念（不应过早地冒险革命；必须等待正确的时机，等条件在历史发展规律中“成熟”：“社会主义革命还为时过早，工人阶级尚未成熟”）或规范性（“民主”）的合法性（“人口的大多数不在我们一边，所以革命就不是真正民主的”）——好像在革命者冒险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应该得到某个大他者的许可（组织一次全民公投，以确保多数人支持革命）。在列宁这里，同在拉康这里一样，革命只关心自己(ne s'autorise que d'elle-même)（“only authorized by himself”；拉康的原话是“le psychanalyste ne s'autorise que de lui-même”，“精神分析家只允许（关心）自己”，精神分析师不为案主做解释，案主想要来做解释，但是分析师面对这点给出去的是禁令。按照米勒对精神分析中的诠释的讨论，分析师的禁令其实就是靠分析师的欲望推动的——译者注）：我们必须为与大他者无关的革命行为负责——害怕“过早”掌权，去寻求某种保障，就是对行为的深渊的恐惧。列宁不断谴责被他称为“机会主义”的事物的终极维度就在其中。他的赌注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本就内在于其自身，用“客观”的事实，法律或规范来掩盖对完成其行为的恐惧。列宁的答案并非参考另一套不同的“客观事实”，而是重复了罗莎·卢森堡在十年前针对考茨基的批判的论点：那些等待革命的客观条件到来的人将永远等待——客观的观察者（而不是能动的参与者）的立场本身就是革命的主要障碍。列宁对针对第二步的持形式-民主立场的批评家的反驳则是，这种“纯粹民主”的选择本身就是乌托邦式的：在俄罗斯的具体情境中，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毫无生存的机会，前进一步，展开社会主义革命是保护二月革命的实际所得（例如组织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唯一“现实”方案；要不然，保皇党将卷土重来。
从列宁到斯大林
在理解苏联的历史时，我们可将其与弗洛伊德著名的"罗马的形象"并置，罗马的历史在此被展现为不同年代的考古遗迹的层层掩盖：每一层都覆盖了前一层，就像（在另一个模型中）特洛伊城的七个地层那样——在历史向更古老的时代退行的过程中，它就如一名考古学家般前进，在愈发深入的勘探中发现新的地层。难道（官方意识形态的）苏联历史不也同样是由一次次的排除堆积而成，将人转变为非人，并回溯性地重写过去吗？自然，"去斯大林化(de-Stalinization)"的信号是“平反(rehabilitation)”，承认党过去政策中的“错误”的过程。对那些被妖魔化的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逐渐"平反"可能是反映苏联的"去斯大林化"走得有多远（以及朝哪个方向）的最精准的索引。第一批被平反的是于1937年被枪决的高级军事将领们（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而最后得到平反的——这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也即苏联解体的前夕——是布哈林。这一最后的平反，毋庸置疑，是明确的倒向资本主义的标志：正是被平反的布哈林在1920年代支持工人和小农（土地所有者）之间达成共识，正是他提出了那条著名的标语"发财吧！(Enrich yourselves!)"，并据此反对强制集体化。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有一个人物从未得到平反，他同时被共产党和反共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排斥——他就是托洛茨基，那名革命中的"漂泊的犹太人"，真正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头号敌人(archenemy)，因为"不断革命"而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13]。不妨回忆一下苏维埃历史中最具悲剧色彩的文件——尼古拉·布哈林于1937年10月12日寄给斯大林的绝命书，其中记录有布哈林提供给斯大林的用以换取自己的性命的筹码：
如果我的生命能得到保全，我会提出下列恳求（尽管我需要先和我的妻子商量）：请将我放逐到美洲。在那里，我会与托洛茨基展开一次殊死的战争，我会赢得那些摇摆的知识分子的支持。你可以派遣专业的安保官员随行以防万一，你可以将我的妻子扣押六个月，直到我向你证明我确实打击了托洛茨基及其亲信。[14]
或许可以冒险将这一情况与弗洛伊德提出无意识的原初压抑和次生压抑间的区分等同起来：对托洛茨基的排除充当了苏维埃国家的原初压抑，他是绝不能在所谓"平反"中被再次提及的那个人，因为整个秩序的建立依赖于某种否定性的姿态——这种姿态总要将某物排除在外。无论是在1990年之前的实际存在的(really-existing)社会主义中，还是在1990年之后的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中，都没有托洛茨基的位置——尤其是在后者那里，甚至连那些怀旧的共产主义者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然而，或许恰恰是“托洛茨基”这一能指才代表了列宁主义的遗产中那最值得被我们重提的那一部分。我们应当在此回忆起乔治·卢卡奇作于1935年间的一篇古怪但重要的短文——《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Hölderlin’s Hyperion)》，在其中，卢卡奇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对"拿破仑的热月"的赞颂，同时批评了荷尔德林对英雄主义革命乌托邦的固执的忠诚：
黑格尔与后热月时期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终结达成了妥协。他的哲学精确地建立在这样一种对世界历史的新的转折点的理解之上。荷尔德林不愿与后热月的现实妥协，保持着他对恢复"城邦"民主的旧革命理想的忠诚，然而他的理想却为容不下这一理想的现实所打破，甚至在诗歌和思想的层面都不能幸存。[15]
卢卡奇在此参照了马克思的观察：法国大革命的英雄主义时期是必要的热情，为之后非英雄主义的阶段——市场关系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大革命真正的社会功能是为资产阶级经济的乏味统治打下基础。故而，真正的英雄主义并不是盲目地坚守早期的革命热情，而是辨认出那朵“绽放于当下十字架上的蔷薇(the rose in the cross of the present)”（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译者注）。黑格尔在此重申路德的观点，我们应当抛弃美丽灵魂(the Beautiful Soul)的立场，全盘接受当下这一唯一可能的现实自由之域。正是这种与社会现实的“妥协”使黑格尔能够在他的哲学上向前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以克服他在《伦理体系(System der Sittlichkeit)》手稿中有关原法西斯式(proto-fascist)的“有机”社会观并着手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对抗进行辩证分析。（这其中存在着一个原法西斯主义试图回到前现代的“有机”社区的辩证的悖论：法西斯的“封建社会主义(feudal Socialism)”远非简单的“反动”，而是一种妥协方案，谋求在资本主义的限制之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替代品(ersatz)的尝试）
卢卡奇的这篇分析有着显而易见的寓言意味：它写于托洛茨基公开发表斯大林主义作为十月革命的热月的论文的几个月后。故而，应该将卢卡奇的文章视作对托洛茨基的回应：他接受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统治的定性，却在此基础之上附加了一个正面的转折——比起一味哀叹乌托邦能量的丧失，我们更应当在此采取英雄式的撤退，将其作为社会进步开启的唯一现实空间接受下来……当然，对马克思来说，正是革命的宿醉过后清醒的“第二天”才真正揭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固有的内在局限和它标榜的普世自由的虚伪性：普世人权的“真理”无非是经商与私有财产的权利。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卢卡奇对斯大林的热月的赞美，我们就能发现它暗示了（尽管这与他自觉的意图相悖）彻底的反马克思的悲观立场：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必然伴随着虚幻的普遍性断言与随之而来的新的统治与剥削关系间的断裂，这也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在革命中实现真正自由的梦想早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但是，难道事实真就如此吗？
试图证明列宁的政治手段与斯大林主义间的连续性的历史学家大多喜欢关注契卡(Cheka) （后来的GPU，NKVD，KGB……）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身影：通常，他被描绘成斯大林主义的——用德勒兹会说的话——“黑暗先驱”。在十月革命后的头十年，前-斯大林主义时代的苏联的发展的背景下，必须“反过来阅读”捷尔任斯基，他是个时间旅行者，来自十年后的斯大林主义的未来。这样的解读常常有很恰当的幻想维度，那些强调捷尔任斯基冰冷而漠然的凝视——据称这是他无情的思想在肉体上的表现，他被剥夺了人类全部的温暖和同情心——的历史学家也如是。因此，难怪西方冷漠地接受了这样的消息：俄罗斯普京政府决定将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归还到臭名昭著的克格勃所在地，卢比扬卡宫殿前的广场上……然而，还有一些坚持采用这种形象的人会感到惊喜。莱斯利·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的《哲学蒸笼(The Philosophy Steamer)》是一本有关1921年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最受关注的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书，该书准确地坚持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果不是直接的连续性的话）。书中有着所有涉及人物的简短传记简介——这是捷尔任斯基的条目：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1877–1926），出生于波兰，契卡（后来的GPU）头子，主持了驱逐。捷尔任斯基在沙皇的监狱和流亡西伯利亚的旅途中度过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十一年），其中还包括三年的艰苦劳动。“他对弱势者和被压迫者的认同和支持”（莱格特(Leggett)语[16]）是毋庸置疑的。总的来说，捷尔任斯基仍是一个神秘人物。[17]
还有许多其他细节使这个标志性人物有着意想不到的闪光点。但是，重点并非强调早期布尔什维克“更怀柔”，“更人性”。我们绝不应该试着掩饰他们的治理的严苛——重点在于：恰恰在他们诉诸恐怖时（他们经常公开地，直呼其名，称其为“红色恐怖”），这种恐怖是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当然，许多历史学家在愿意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仍然坚持认为从前一种恐怖到后一种恐怖的转变有其更深层次的必要性：难道残酷的革命纯洁性摇身一变成为腐败的恐怖不是历史中的革命的常态吗？毫无疑问，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会对苏联在1930年代将变成什么样子感到震惊（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确实如此，并且在大清洗中被无情地消灭了）；然而，他们的悲剧是他们无法在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中看到到自己行为的最终产物。他们需要的是他们版本的古老东方智慧，“汝既是它！”(“tatvam asi”,“thou art that”)……这种公认的智慧——有必要清晰地陈述，而不能被视为廉价的反共产主义打发掉：它有自己的连贯的逻辑，它承认了老布尔什维克中悲剧性的宏伟愿景——这无疑是病态的。这里，左派应该提出自己对如今流行的右派的历史可能性(what-if histories)的替代：对永恒的左派疑问——“如果列宁健康地活了十年以上，并且成功废除了斯大林，会发生什么？”——的回答是：尽管存在许多支持某种可能性的良好论点（难道罗莎·卢森堡不是早在1918年就预言了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兴起吗？），但目前尚不清楚（我们可能会什么都不说，也就是说，没什么不同：同样的斯大林主义，只是剥去了最糟的过激行为）。
这里，尽管斯大林主义明显是从十月革命及紧随其后的后果中产生的，但我们不建议先验(a priori)地排除列宁保持健康几年并废除斯大林，而接下来的几年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的可能性——当然，不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但肯定会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显著的不同，其将是一系列更加“实用主义”的，即时提出的政治和经济决策的结果，并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列宁最后的日子里与复苏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进行的绝望斗争，对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对更加去中心化的联盟的愿景等，都不只是战术上的妥协：它们暗示着列宁对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愿景，和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格格不入。在列宁死前两年，就清楚地知道，全欧洲的革命不会立刻爆发，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想法是胡说八道，这是他对局势的分析：
如果这种全然绝望的局势，它十倍地刺激工农，为我们提供了以不同于西欧国家的方式来创造文明的基石的机会，那会如何呢？[18]
我们应该注意到列宁在这里使用了一个与阶级无关的术语：“创造文明的基石”，以及他如何使用了与托洛茨基相同的绝望话语。用德勒兹式的语言重述一遍，列宁的这一时刻是“黑暗先驱”，消失的中介，夹在两套体系间的永远错位的游离的客体：发达国家中原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体系，与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正统”体系，随后是毛主义将新世界的无产阶级与第三世界国家联系起来。从列宁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很容易在这里确定：列宁认为局势是绝望的，出乎意料的，但这种局势必须被创造性地用于全新的政治选择；而凭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概念，斯大林则将局势重新整合进“阶段的”线性发展的新叙事中。也就是说，尽管列宁充分意识到发生了“反常现象”（在一个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的国家中开展革命），但他拒绝了庸俗的进化论者的结论，即革命发生得“太早了”，所以只能向发展现代民主资本主义社会倒退一步，然后慢慢地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列宁在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隐蔽的“历史循环论”：在对未来的力量的“过早”控制下，（现代文明）同样的“必要”历史进程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再）运行。
恰恰是在政治恐怖方面，我们可以找到将列宁时代与斯大林主义区分开的鸿沟：在列宁时代，恐怖是被公开承认的（托洛茨基有时甚至吹牛般地自夸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非民主性质，和它所运用的恐怖）；而到了斯大林时代，恐怖的符号地位彻底改变了——恐怖变成了公开的官方话语不承认的，淫秽的，阴暗的补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936年新宪法的制定，恐怖的高潮（1936–37）却到来了。这一宪法原本旨在终止紧急状态，并标志着常态的回归：对一整个阶层（富农(kulaks)，前资本家）的公民权的悬置被废除，投票权被普遍化，如此等等。宪法的主要思想是，如今，社会主义秩序得以稳定和敌人阶级被歼灭之后，苏联不再是阶级社会了：国家的主体不再是工人阶级（工人和农民），而是“人民(the People)”。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的宪法不过是掩盖社会现实的简单伪善——恐怖的可能性被铭刻在其核心之中：由于阶级斗争宣告结束，苏联成为了人民的无阶级国家，那么那些仍然反对（或被认定为反对）现有政权的人不再只是将社会分裂的冲突中的阶级敌人，而是人民的公敌，虫豸，被排除在人类之外的无价值的渣滓。
人们还可以在禁令的状态方面表述这种差异：在早期的“红色恐怖”中，禁令是被公开地承认并宣布的，而在斯大林主义下，禁令本身被禁止了——人们必须装作并没有恐怖来行动，仿佛生活已经恢复正常。这种差异虽然看起来是细枝末节，但却至关重要，因为它改变了一切：早期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在行使暴力时是公开透明的（因此也公开承认其暂时性与特殊地位），到了斯大林这里，独裁统治依赖于它的自我否定(self-denial)，因而进一步依赖于基本的神秘化。
托洛茨基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尽管托洛茨基主义经常充当一种政治-理论的障碍，妨碍了当代左派所需要的激进的自我批评的分析，但托洛茨基的形象仍然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扰乱了另类“或者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斯大林极权主义”的选择的元素：我们在托洛茨基，在他写于苏联早期的著作和他的革命实践中发现的是革命恐怖，党的统治，等等，但却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因此，我们如果要对托洛茨基的真正成就保持忠诚，就应该拒绝那种流行的怀柔，民主的托洛茨基的神话。同样，那种“即使托洛茨基获胜，最终结果也将基本相同。”的结论（更进一步的说法是，托洛茨基是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换句话说，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斯大林就仅仅采用或改进了托洛茨基在战时共产主义年代就设想过的措施）是错误的：历史是开放的，我们无法判断如果托洛茨基获胜会发生什么。问题出在其他地方：托洛茨基在1920年代中期的策略和态度使得他的方针不可能在争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中获胜。
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日记[19]中，我们可以一窥斯大林如何充分认识到他上台的决定因素，这为他著名的口号“人（干部）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扭曲。在1937年11月的一次晚宴上，当季米特洛夫称赞国际劳工的“大好运气”时，他们有斯大林这样的天才作为领袖，斯大林回答：“……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他甚至在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表述他的想法。……决定性的是中层干部。”在前面的段落中，他以更清晰的方式指出了这一点：
为什么我们能够击败托洛茨基和其他人？众所周知，在列宁之后，托洛茨基是我们的土地上最受欢迎的人。……但是我们得到了中层干部的支持，他们向群众解释了我们对局势的掌控……托洛茨基则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干部。
在这里，斯大林阐明了他上台的秘密：作为一位相当不为人知的秘书长，他提名了数万名干部，他们都欠他一笔债……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不希望列宁在1922年初去世，在他中风而身体衰弱时拒绝给他一瓶毒药让他得以结束生命：列宁如果在1922年就去世了，他的继任问题就不会对斯大林有利，因为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尚未充分地以被他任命的人渗透党的组织——他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这样，当列宁恰如其分地去世时，他就可以依靠他提名的数千名中层干部的支持来战胜布尔什维克“贵族”的大人物。
1920年的乌托邦热情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阐释了第一步——为了充分理解动荡的1920年，我们还应该分两步进行。首先，在详细的历史分析层面上，我们要驳斥主流陈述：教条式的疯狂，对通往共产主义捷径的乌托邦式梦想，将灾难伪装成祝福……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充分认识到支撑着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热情以作为这一步的补充：绝望和真正的乌托邦并存，在内战，社会瓦解，饥饿和寒冷的灾难性时期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是调动“疯狂的”乌托邦能量。这难道不是常被诋毁的“千年一遇的”运动，例如在16世纪德国农民起义及其领导人托马斯·明泽（Thomas Münzer）的基本教训之一吗？必须以世界末日的(apocalyptic)方式解读这场灾难，这表明“时间的尽头已近(the end of time is nigh)”，一个新的起点即将来临。在以下段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真切的圣保罗式(Paulinian)末世氛围：
第三国际对其支持者的要求是，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行动上认识到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革命时代。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朝着巨大的动荡和公开的阶级战争迈进；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代表的任务，是为这场不可避免的和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准备，拿起必要的精神武器，组织起人的堡垒。
人们还应该在诗性的表达的背景下理解这种末世革命狂潮的爆发——不妨回忆起有关十月革命的最著名的诗作，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的《十二个》，写于1918年，关乎十二名红军士兵在夜间巡逻一个荒凉的城市。这种末世氛围明显呼应了勃洛克早先在灾难和乌托邦之间建立的象征主义联系：
我们要让资本家吃苦头，
把世界性的大火燃起，
世界性的大火在血中烧，
——赐福给我们吧，上帝。
你飞吧，资本家，和麻雀一样！
我要把你的血喝干，
为了黑眼眉的姑娘，
为了我可怜的心肝儿！
这首诗著名的结尾则直接将十二个红军士兵与基督带领着的使徒联系起来：
他们迈着雄健的脚步走向远处
——谁还在那儿，快出来！
这是一面红旗
在前方迎风摇摆……
嗒嗒——嗒嗒！——只有回声
在每座房子里回荡……
只有暴风雪长长的笑声
在漫天大雪中飞扬……
嗒嗒——嗒嗒！
嗒嗒——嗒嗒！
他们就这样迈着雄健的脚步——
身后——是一条饿狗，
前面——一个刀枪不入的人
被纷飞的暴风雪遮住，
踏着晶莹的雪花，
迈着轻柔的脚步，
戴着白玫瑰的花环，
把血红的旗帜挥舞，
前面——是耶稣基督。
（《勃洛克，叶赛宁诗选》，郑体武，郑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译者注）
在对普拉东诺夫(Platonov)写于1927-1928年（就在强制集体化之前）的《切文古尔镇(Chevengur)》——一个伟大的农村乌托邦——的精彩分析中，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描述了革命进程的两个时刻。它由根本的否定性姿态开始：
世界的减灭(world-reduction)的第一刻，偶像被破坏，旧世界在暴力和苦痛中被扫荡，这本身就是重建其他事物的前提。在全新的，从未被想象过的感觉与情感出现前，回归绝对的内在性的第一刻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全然粗鄙的内在性，是无知的空白状态。[20]
随后是第二阶段，新生活的发明——不仅是实现乌托邦梦想的新社会现实的构建，而且是这些梦想本身的（重）建构：
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简单地误以为是所谓的重建或乌托邦式的建设。但实际上，它还涉及到先得出一种想象乌托邦的方法。也许用一种更西式的精神分析分析语言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乌托邦过程的新开端是一种对欲望的欲望，学习如何欲望，对那种被称为乌托邦的欲望的发明，和一套全新的幻想这些事物的规则——一套叙事手法，在从前的文学典章中没有过先例。[21]
这里对精神分析的引用非常重要且精确：在一场激进的革命中，人们不仅仅实现了自己过去的（解放的，等等）梦想，而且还实现了梦想；更有甚者，他们必须重塑自己的梦想的模式。十月革命与艺术的先锋队间的联系就在这里发挥了全部作用：他们共同的想法是塑造一个全新的人，在字面意义上重建它——或者，按照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
人是什么？它绝不是一个完成的或和谐的造物。不，他仍然是一个非常笨拙的生物。人作为动物，不按计划进化而是自发发展，故而积累了许多矛盾。如何教育和约束人，如何改善并完成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建设，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只有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能理解。……要创造出新的“改良版本”的人，是共产主义未来的任务。为此，我们首先必须了解人的一切，熟知他的解剖结构，他的生理，以及他被称为心理的那部分生理。人必须审视自己，将自己视为原材料，或充其量只能将其视为半成品，然后说：“啊哈，我亲爱的智人，我将为您服务。”[22]
面对全面现代化的威胁，斯大林主义文化政治的应对是在1930年代初期至中期从无产阶级平均主义向全面强调俄国传统的重大转变。在文化领域，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这样的人物的地位被拔高到远在现代主义之上；传统的审美准则被重申；同性恋被禁止，性滥交被问罪，婚姻被宣布为新社会的基本细胞(cell)。这是苏维埃政权与艺术界和科学界的现代主义间短暂的便利联合的终结：新的文化政治不仅要求回归对广大人群有吸引力的艺术形式，更——十分犬儒——要回归基本的传统道德形式。在斯大林主义的表演审判中，被告被问责，被控有罪，被迫认罪……简而言之，这一形式异常淫秽，被告被视为自主的伦理主体，而不是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治理对象。
那么，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应该遗憾地承认斯大林主义是对更严重的威胁的抵御？这里，何不应用拉康的格言，“父亲或更糟”(“ le père ou pire”)，并承担起选择更糟的风险：如果选择追求生命政治的梦的终点是无法预测之物，将会震撼这个迷梦本身的坐标呢？这里的赌注极其高昂——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本人更了解这点，从他1935年6月25日晚对已死的列宁的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
昨晚，或说今天凌晨，我梦到与列宁对话。从周围的环境来看，我们在一艘船的三等舱甲板上。列宁躺在床上。我站在他身边或坐在他身边，我不确定是哪种。他焦虑地向我询问我的病情。“你似乎已经累积了神经性疲劳，你必须休息……”，我回答说，由于我天性的活力(Schwungkraft)，我一直很快就能从疲劳中恢复过来，但是这次的麻烦似乎在于更深层的问题……“那么，你应该认真（他强调这个词）咨询医生们（几个名字）……”，我回答说我已进行了很多咨询，并开始向他介绍我的柏林之行；但是看着列宁，我想起他已经死了。我立即试图摆脱这种想法，结束对话。当我向他讲完1926年我前往柏林的治疗之旅时，我想补充一下“那是在你死后”。但我克制了自己，说：“在你生病后……”[23]
在对这个梦的解释中，拉康[24]着眼其于与弗洛伊德关于父亲的梦的明显联系，父亲出现在他面前，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那么，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的列宁意味着什么？要阐释托洛茨基的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根据第一种解读，这一不死的，可怖而荒谬的列宁：
不知道他一手带来的庞大的社会实验（我们称之为苏维埃共产主义）已经结束。尽管死去，他仍充满活力，这种生命力使他能够继续存活——他是斯大林的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他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侵略性人格，是一个爱上权力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甚至（最糟糕的一点）是，在他的NEP中重新发现了市场的人——这些侮辱都没有给他带来死亡甚至第二次死亡。为什么他会仍然认为自己还活着？我们在这里的立场——毫无疑问，这也将是托洛茨基在梦中的立场——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的是什么？列宁如何保护我们不死？[25]
因此，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的列宁代表着我们自己顽固地拒绝放弃宏伟的乌托邦计划，拒绝接受我们立场的局限性：大他者并不存在，列宁也是肉体凡躯，并且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犯了错，所以我们是时候让他死去了，让这个困扰我们的政治幻想的淫秽鬼魂安息，并以非-意识形态的务实方式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还有另一种形式让列宁仍然活着：他活着，就体现了阿兰·巴迪欧所说的普遍解放的“永恒思想(eternal idea)”，这是为正义而奋斗的不朽之举，没有任何侮辱和灾难能够杀死它。在这里，我们应该回忆起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讲座(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中对法国大革命的崇高总结：
有人说法国大革命是由哲学源起的，而哲学并非无缘无故地被称为世界智慧(Weltweisheit)；因为它不仅是自在的(in itself)和自为(for itself)的真理，事物的真正精华，还是在世界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活着的真理。因此，我们不应反对革命从哲学中获得最初的冲动的主张。……自从太阳站在穹顶，行星围绕其旋转以来，从没有人认为人类的存在聚集于他的头脑中，即，在他的思想中，他受他的思想启发，建立了现实世界。……直到现在，人才认识到思想应该支配精神现实的原则。因此，这是精神的光荣曙光。一切思想的存在都共享在这个时代的欢欣鼓舞。当时，高洁的个性的情感激起了人们的思想；一种精神的热枕席卷了整个世界，仿佛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和解如今得以实现。[26]
当然，这并不能阻止黑格尔冷酷地分析使这种抽象自由的爆发演变成对立的，自我毁灭的革命恐怖的内在必要性；但是，永远不要忘记黑格尔的批评是内在的，它接受了法国大革命（及其主要补充，海地革命）的基本原则。而且，我们应该对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中国革命）采取完全相同的方式：正如巴迪欧指出的那样，整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被剥削的穷人成功地反叛了——他们是新社会的零度(zero-level)成员，他们设定了标准。平等主义的普遍性反对一切等级制度，直接掌权。革命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稳定了自己，在无法想象的经济和军事的重压与孤立中，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并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这是真正的“精神的光荣曙光。一切思想的存在都共享在这个时代的欢欣鼓舞。”
如此，这一差异就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最终的区别。在斯大林这里，“列宁永远活着”是一个淫秽的鬼魂，“不知道它已经死了”，作为权力的工具而人为地保持着苟延残喘。而在托洛茨基这里，死去的列宁继续像乔·希尔(Joe Hill)一样活着——哪里有为同一理想奋斗的人，他就在哪里活着。
注释
[1]另一更具体的理论局限性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不同，他坚持将早期的“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考茨基与后期的“坏”叛徒对立起来，而没有看到他的反动的种子早已存在于他的早期“正统”中。
[2]Leon Trotsky, Sochineniya (Moscow: Gosizdat 1925), vol. 17, pp. 480–5。在这一评价中，我们不得不佩服托洛茨基残酷的诚实，他完全承认了黑市经济在苏维埃的存续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不合法的自家酿造的酒，他写道，这是“地方对不能满足他们的集中制的抗议……我谈论的是出现在地方的半违禁品或完全违禁品，它们发挥着巨大的经济作用，倘不如此，国家会被摧毁。”
[3]Vladimir N. Brovkin, Behind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ivil War: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Russia, 1918–192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70
[4]Martin Malia, Soviet Tragedy: A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Russia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p. 130
[5]Robert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8
[6]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London: Verso 2003), p. 489
[7]Ibid., pp. 515–16
[8]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6), pp. 722–3
[9]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pp. 490–1
[10]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应忘记一个关键的事实：我们熟知和热爱的苏维埃国家机构并非源于战时共产主义，却是NEP的一个完全合法的后裔。政党精英给出的理由是：由于我们正在退出对经济的直接管控，因此我们应确保这不会使我们真的失去力量——因此，为了对付松开缰绳的市场力量，我们需要能够进行干预的强大国家机构来实施干预，压倒敌人……
[11]见Lars T. Lih, ‘“Our Position Is in the Highest Degree Tragic”: Bolshevik “Euphoria” in 1920’, in History and Revolution: Refuting Revisionism, eds Mike Haynes and Jim Wolfrey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12]引自Massimo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1979), p. 290
[13]即使到今天也如此，内格里——在他最近一本还给斯大林留了几句好话的书里，也在脚注里骂我是“斯洛文尼亚老崽子齐泽克，越来越像个托派了”，见Antonio Negri, Goodbye Mister Socialism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2007), p. 61
[14]J. Arch Getty and Oleg V. Naumov, The Road to Terror: Stalin and the Self-Destruction of the Bolsheviks (New Haven, CT,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49
[15]Georg Lukács, ‘Hölderlin’s Hyperion’, in Goethe and His Age (London: Allen & Unwin 1968), p. 137
[16]这里引自George Leggett,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Lesley Chamberlain, The Philosophy Steamer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6), pp. 315–16
[18]V.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6), p. 479
[19]Georgi Dimitroff, Tagebücher 1933–1943 (Berlin: Aufbau Verlag 2000)
[20]Fredric Jameson, The Seeds of Ti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9
[21]Ibid., p. 90
[22]引自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London: Allen Lane 2001), p. 447
[23]Leon Trotsky, Diary in Exile 193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5–6
[24]拉康在研讨班VI，《欲望及其阐释(Le désir et son interpretation)》中分析了这个梦，见于1959年1月7日的部分（未发表）。
[25]Fredric Jameson, ‘Lenin and Revisionism’, in Lenin Reloaded, SIC series, vol. 7, eds S. Budgen, S. Kouvelakis and S. Žižek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9
[26] G.W.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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