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赛尼：透过破碎的镜子回望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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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近乎偏执的热情和饱满的深情写阿富汗，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与此同时，一场灵魂的拷问在所难免：靠讲述受苦受难的阿富汗人而获得成功，是不是一宗罪？
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1965-），美籍阿富汗作家，著有小说《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群山回唱》。曾因其作品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获联合国人道主义奖。
文｜新京报记者张畅 编辑｜孔雪 苏晓明
校对 | 陆爱英
►深冬的阿富汗，赫拉特附近难民营里的孩子们靠一张薄薄的塑料纸御寒。女人们在清晨埋葬她们的孩子。儿时生活过的房子和街区还在，不远处的建筑却被夷为平地。枪声阵阵，失去了丈夫的女人们裹着布卡行色匆匆，孩子们沿街乞讨。
2003年，时隔23年之后，卡勒德·胡赛尼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喀布尔，在儿时和平安宁的土地上，他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自《追风筝的人》之后，卡勒德·胡赛尼的名字和阿富汗联系在了一起。人们沉醉于他笔下的那些故事：为了救赎的爱与牺牲，战火和贫穷中依然善良的人性，以及人与人的相聚和离别。
他以近乎偏执的热情和饱满的深情写阿富汗——他童年、记忆、生命伊始的源头，“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与此同时，一场灵魂的拷问在所难免：靠讲述受苦受难的阿富汗人而获得成功，是不是一宗罪？
在颂扬与质疑之间
尽管隔着越洋电话，胡赛尼的叹息声还是从电话那端传来，无比清晰。他的语速放缓了些许：“当年和我一同离开阿富汗的9位家人中，我是唯一一个归来的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胡赛尼的父亲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随后，他们举家移民到美国加州的圣荷西。
1999年，旧金山湾区，和上述凋敝、贫穷对比鲜明，在精致的别墅中一间明亮整洁的房间里，在得知塔利班禁止阿富汗人放风筝的消息之后，还在做医生的胡赛尼写下了《追风筝的人》的故事雏形。
“两年后的一天，我重新翻开这个故事，发觉里面暗藏着很多宏大的想法，是短篇不能实现的，于是我就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把它写成了长篇”。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故事正写到三分之二处，胡赛尼停笔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写了，作为美籍阿富汗人，他和他的家人被无端“卷入”这场事件中，让他措手不及。他也不敢再写了，因为害怕别人认为他在“利用悲剧，消费苦难”。写作，第一次让他产生了负疚感，似乎是一种为了某种目的窃取别人生活的偷盗行为。
直到他在妻子的鼓励下完成了全书的写作，寄给三十余家出版商等候回音时，他仍不能想象，在未来十年间，这本书会长踞畅销书榜首，被译成61种语言，在全世界卖出3200万册。当他在机场的候机室、路边的星巴克，甚至飞机上的邻座看到有人捧读《追风筝的人》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本书有这么多人在读。“那感觉真的很奇怪，”他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路过那些频频出现的书的时候，好像自己只是个过客，而那些故事却成了主角。
胡赛尼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不可否认，《追风筝的人》最初的畅销和9·11关系密切，人们迫切想要了解那片遥远的国度、那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最终，世界各地的读者为他写下的故事唏嘘不已，他们告诉胡赛尼：“读了你的书，我感到窗帘徐徐拉开，我在窗外望见阿富汗的国土，它如此生动可感，我看见它的人民如何生活，它的历史承载怎样的苦难。”这让胡赛尼颇感欣慰。然而，阿富汗人并没有为同胞的成功欢欣鼓舞，他们认为胡赛尼在公开宣扬阿富汗的“家丑”。由《追风筝的人》改编的同名电影在阿富汗禁止上映。有人甚至指责他“用我们的羞耻谋利”或“他有30年没在阿富汗生活，他对我们一无所知”。
胡赛尼回应说，他能理解这些质疑，但他的用意是想让人们和一个陌生的文化建立起关联，这是“实现同情之了解的第一步”。“我从未假装自己是当地人，也没有假装自己曾经经历这一切，我只是在讲述一个移民眼中的故土，那些久远的记忆如同破碎的镜子，折射出阿富汗的点滴。”
电影《追风筝的人》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诗人民族的后裔
《追风筝的人》的巨大成功，让医生胡赛尼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和写作。1980年，15岁的胡赛尼和家人来到美国。原本在阿富汗过着富足生活，拥有房产和土地的一家人，最终提着几箱衣服在美国安家，一切从零开始。和许多移民到美国的孩子一样，胡赛尼的职业选择只有三种：医学、工程和法律。他最终选择做一名医生，并非出于梦想，而是因为它和人相关，并且能使生活安稳。“每天早上起床，我从来不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去上班，我知道自己能够给一些人的生命带来希望”。2004年底，在创作《灿烂千阳》的途中，胡赛尼突然决定辞职，全职写作。从此便“一去不复返”。
在波斯语文学的浸淫中长大，童年时期的胡赛尼似懂非懂地读过家里堆满的文学书，在9岁那年写下了第一个故事。在阿富汗，诗歌是一种全国性的语言，也是人们表达自我的方式。胡赛尼的父母能流利地背诵波斯诗歌，祖母和姑妈擅长用口述文学的方式讲引人入胜的故事。后来，他逐渐接触到西方文学，阅读了卡罗尔·希尔兹、艾丽丝·门罗、柯慈、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裘帕·拉希莉等人的作品。无论是早年在阿富汗耳濡目染的口述文学传统，还是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都深刻影响了胡赛尼日后的写作。在《群山回唱》的开篇，胡赛尼即引用了13世纪的波斯诗人鲁米的诗：“走出对与错的观念，有一片田野，我将与你在那儿相会。”在书中，他更是借一位希腊医生道出自己的心声：“我热爱阿富汗，因为这里的街头，随便一位涂鸦者都能在墙上挥洒出波斯诗人鲁米的诗句，诗早已融化在阿富汗人的血液中。”
听祖母讲波斯诗人菲尔多斯的《列王纪》，胡赛尼沉迷于家族、父爱、负罪与背叛的故事。当他自己开始写作时，也会不由自主地引向这些主题，书写家庭、恩怨纠葛、爱与牺牲。这和他个人的经历不无关系：离开喀布尔，他的故土永远无法返回；写《追风筝的人》时，他失去了父亲和旧友；定居美国，他失去了旧时家人环绕而坐的热闹。“生命的短暂，不仅仅体现在命运的无常，还体现在人的宿命、所处的位置、记忆，所有这些随着年岁的增长，在一个人的生命中逐渐暗淡，最终漆黑一片。”胡赛尼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战火笼罩中的阿富汗。图片来自网络。
2003年，离开喀布尔27年之后，胡赛尼重回故里，发现整个城市既熟悉又不同。
“熟悉是因为我找到了当年熟悉的街道、建筑和住过的房子。但它又如此不同，当时整个国家仍处于内战时期，喀布尔有一整条街区完全被毁坏，到处都是枪声，比想象中还要军事化，安全问题严峻。相当多的人是寡妇、沿街乞讨的儿童，虽然以前我也会看到，但不会有这么多。过去三十年间，战争、政治斗争对于这个国家的影响相当严重。时至今日，阿富汗仍然没能从这些灾难中恢复。”
还原真实可感的阿富汗
胡赛尼的第二本书《灿烂千阳》讲述了一个男人的两位妻子，在干旱、战争和家庭暴力下，从彼此仇视到亲密无间，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阿富汗妇女如何挣扎求生。在第三本书《群山回唱》中，胡赛尼则一如既往地抨击战争给个人与家庭带来的苦难，揭露被掩盖和粉饰的残暴。因为深知自己不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研究阿富汗的专家，胡赛尼并不奢求自己能完全还原阿富汗的现状，“我只想写那些让我困惑和疑虑的事，因为作为一名小说家，不应该故意隐藏起那些不受人欢迎的事实，而应该让事实重见天日。”
因此，当他得知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女性是如何被当做打仗时的奖赏，卖给别人当妻子，被剥夺应有的权利，禁止上学和工作，并勒令戴上面纱时，他选择以女性作为叙述者，借小说《灿烂千阳》为她们发声。“我作为一名小说家的使命，就是以我最大的能力写好故事，用真实可感的故事，以正义和公平的原则负责任地描写阿富汗”。
从第一本书至今，胡赛尼刻意让自己的影子从书中隐退。他所关照的主题，离私人生活越来越远。人物的设定，由最初的善恶分明转变为道德模糊、充满争议的。小说的结构，也从相对自由、顺水推舟到结构严整、逻辑严密。评论家们说他的小说技艺日渐成熟。胡赛尼却不以为然：“成熟只是当你日复一日做一件事的时候，随着年岁的增长，更擅长某件事而已。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学到很多。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本书的创作都是有迹可循的，更不能保证新写的书就比上一本好。”
无论技巧如何变化，胡赛尼依然执着于展现生命中的爱与失去。他笔下的阿富汗，始终承受着历史深重的苦难，目睹了一个个家庭的破碎、人民的流亡、妻离子散、战争和死亡；与此同时，他笔下的阿富汗也见证了一个个生命的丰富、爱的深厚、精神的不屈与对幸福和安宁的渴求。
胡赛尼曾说过他想要借自己的书让外界更了解阿富汗的历史、文化和现状。但他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解释，他并非故意传授什么，而是尽其所能贴近事实，将整个阿富汗写得真实可感，无论是地理、文化，还是精神上的细节。
正如他在《群山回唱》中写的那样：“当今世界，我们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经受着某种‘失’，都失去过生命中最重要的某些东西——希望、抱负、家人、爱人、金钱、职位、记忆、尊严、美，所有人的生活都在自己的希望和现实之间挣扎。而希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你必须学会接受。”
END
剥洋葱people
（微信号：boyangcong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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