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车”父亲

2017年的新年，我们出发，回到故乡。日复一日的忙碌停住脚步，时光与回忆短暂接续。

让我们记挂的是，在城镇、在农村，在故土乡情的牵绊中，那一张张热情洋溢、又或饱经风霜的面孔，时刻诉说着小人物与大时代的故事。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格、信仰？经历着怎样的生活、命运？他们的人生，又是如何与波澜壮阔的时代发生勾连？对于2017，对于未来，他们有着怎样的心愿和期许？

作家奈保尔曾说，每个故事，每个人，都如盐般微小而珍贵。他们就是时代的“盐粒”，书写他们，就是书写时代的味道。

从今天起，剥洋葱将推出“记者还乡系列报道”，来纪录他们与这个时代的故事。

乡念，我们在家乡，相见，怀念。

父亲站在内燃机车前，他做了一辈子火车司机。新京报记者付珊 摄

文｜新京报记者付珊 编辑 | 陈薇

校对｜郭利琴

►腊月廿八的傍晚，我家提前吃了顿年夜饭。

过去30年几乎都是如此。饭后，他匆匆换上火车司机的行头——一件藏青色作业服、有些旧的火车帽、一个鼓囊囊的挎包。包里是榔头、扳手、信号旗，还有一本《操作手册》。

春节将至，游子们像候鸟一样归巢。父亲却逆着人流，跨上南昌机务站的火车头。

他的使命是，送南昌到深圳的旅客们回家。来回1800公里，往返4天。

父亲做了一辈子火车司机。

30年来，中国列车经历跨越式发展，铁轨里程从5万公里增加到12万多公里。

有的人尊称火车司机一声“大车”，但渐渐地，这个称呼被人们淡忘了，只剩“师傅”。父亲不在意：“人嘛，干一行，爱一行，做好分内事就好。”

说罢，他依旧架起心爱的二胡，摇头浅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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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我的“大车”父亲，见证时代列车。 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大车

父亲老了，同我记忆中青涩年华的他，渐渐有了变化。

由于长期坐在火车头的司机位置，父亲的体重从100斤增到140多斤，一张瓜子脸也逐渐变圆。

父亲常说，年少时的他很要强，“学开火车，我就要学得最好；爱上二胡之后，我也要把二胡拉到最出色。”

更像是年华磨平了他的棱角，父亲年轻时头发三七分，如今仅剩板寸，白发像芝麻一样点缀在两鬓上。

没变的，是他的眼神。那是一双拥有亚麻色眼球的眼睛，看着它，就仿佛看到了安宁。

我常笑话父亲，“你越老越像一个弥勒佛了。”

父亲总是笑笑，不说话。

今年年夜饭桌上，父亲乐呵呵的。他刚拿到去年的年终奖，7000元，“以前从来没发这么多，我好高兴。”

父亲年轻时和同事的合影。新京报记者付珊 翻拍

他是个知足的人。

1984年，父亲20岁，考上了济南铁路机械学校。

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县城，也是第一次坐火车。36小时坐票，一想到以后自己将掌控火车的方向盘，他激动得几乎没睡着觉。

三年后，父亲如愿以偿，被分配到南昌机务段，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他依然记得开的第一辆车，那是从罗马尼亚进口的ND2型内燃机车。

这辆车亦是那个年代一段外交故事的投影。70年代夏季，罗马尼亚遭受严重水灾，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了援助和长期无息贷款。为了偿还贷款，罗马尼亚开始向中国出口内燃机车。ND2便是制作最为精良的一批列车头。

国内首位双层动车司机

说起来，父亲还是国内正式开动车的第一名火车司机呢。

对于一名火车司机而言，最为光荣且自豪的事情，莫过于开上当时最先进的列车。而他成为国内首列内燃动车组——庐山号动车组的司机长。

庐山号由唐山机车车辆厂于1998年为南昌铁路局研发制造，是我国首列自行研制开发、第一辆双层内燃动车组。最大运行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20公里。

当时，司机长的硬性要求年龄35岁以下，表现优秀，身高170公分以上。不过，身高160的父亲因为技术过硬，被破格录取。

至今，父亲回想起来，依旧手舞足蹈。他眼一瞪，手一张，身体往后一跃，“我真没想到能选上我。”

1998年5月的一天，他第一次看到动车。那辆全身纯白色的动车列车头静静地停在那里，透明的车窗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像刚出水的大白鲨一样。”

父亲整整围着车头看了八个小时才罢休。“尽管说是国产，但关键部件却都是国外的”，父亲有些遗憾。45度角的车头里，装着美国康明斯牌的柴油机，德国西门子的调速控制装置，法国制造的液压减震装置，还有美国空运来的大瞭望玻璃。

庐山号固定线路为南昌与九江往返，全程一个半小时。1998年，我6岁，和妈妈免费乘坐了父亲开的这列双层子弹头。

我在车厢里台阶蹦上跳下，想到这是父亲开的火车，心里无比自豪。

那个年代，是父亲职业上最好的年代。在乘务员的心中，司机长父亲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们喊父亲“大车”。

“大车”，在铁路上是对火车司机的最高尊称。

1984年，父亲20岁，考上了济南铁路机械学校。新京报记者付珊 翻拍

被牺牲的一代

从1998年开始，父亲开了4年动车组列车，那是他职业生涯里最辉煌的时候，也是中国铁路快速发展的时期。

直到2004年，中国开始进入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时期。父亲却迫于种种原因无缘开上更先进的火车，“身高是个问题，年龄也是个问题。”父亲有些黯然，2004年之后，他又被分配回原来的普通内燃机车了。

2007年，白色的“和谐号”动车第一次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当年父亲试开的双层动车也被淘汰了。

电力高铁从200公里提速至300公里，2010年提至350公里。而父亲一直在开时速140公里的内燃机车，至今没变。

铁路内部流传着一句话：“牺牲一代人，实现大跨越。”这句话沉重，但却是当年的现实。

“那之后的5年里，基本上都是每个月3000多的工资，几乎没涨过。”父亲说，身边的火车司机也都是这个工资水平。那段时间，家里没有添置一个大件儿。

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开始在机务段里打工，擦火车，一个月仅数百元。对我来说，那段时间充满阴影，因为我必须一个人在家睡觉。

我常常盼望着父亲回家。

每次回家，父亲身上都带着一股刺鼻的柴油味。为了检查车轮装置，父亲钻到车下，身上就像是在油桶里打了个转。

尽管戴着厚橡胶手套，油垢还是能渗进去，嵌进手掌的纹路里。

回家第一件事，父亲蹲在地上，用肥皂和刷子把手反复地刷洗干净，才会走近我，摸摸我的脑袋。

但我仍然能闻到这股味道。这股味道充斥在我的少年、青年时光里，成为父亲的味道。

过去不懂事的我，总嫌弃他身上柴油味难闻而躲开。如今，我常年在外工作，这股熟悉的机油味却成为我一道挥之不去的乡愁。

中国首列内燃机车组纪念币。新京报记者付珊 摄 

二胡痴

火车司机是特殊工种，父亲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

他之前想到过放弃，“太累了，太辛苦，生活又总是觉得止步不前。”这感觉就像一成不变的内燃机车，时速始终是140公里，却终将老化。

他这代火车司机面临残酷的现实：随着电力机车的发展，内燃机车将逐渐被淘汰。在南昌机务段，目前共有200台电力火车头，而内燃机车仅剩35台。

2006年是内燃机最辉煌的时候，有180台。

有时候，父亲觉得自己就像内燃机，逐步被淘汰，心里难免落寞。

不过，他因为二胡，因为音乐，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宁静。

与其他司机相比，每次跑车，除了大包小包，他还要多背一把二胡。远远看去，父亲背上斜挎的二胡，有一种“长剑走天涯”的味道。

他还有个宝贝——10斤重的大音响，长、高30公分。每次跑深圳的车，他有一天的时间休息，就去深圳的公园里，打开音响，话筒连接二胡，开始拉他熟悉的曲子，一拉就是3、4个小时。

“这应该是工作之外，最快乐的时候啦。”父亲说。

开火车间隔比较规律，每隔几天，父亲都出现在公园里。他常常即兴拉一曲《赛马》，老头老太太会就着音乐，跳起舞来。

如今，父亲有了3个老年学生，年纪最大的有61岁。

 “我只是梦想，不开火车之后，能开一家自己的乐器行，卖二胡、吉他、笛子，闲来再开个二胡班，学生不分年龄，只要喜欢，我都教。”父亲说。

我很想满足父亲的愿望。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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