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代火柴人
像贺晓钟这样的火柴技工，全国范围内顶多五六十人。他们自称“老火柴”。
贺晓钟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火柴行业的一生，青年时一起努力爬坡，壮年达到繁荣顶峰，中年走上没落之路。
火柴棒是由一棵棵树木切割而成，工人们将购买的圆木切断、削皮待用。陈正军 摄
文｜新京报记者杨静茹 实习生王雅君
编辑｜苏晓明 校对｜陆爱英
本文全文共4599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贺晓钟的右手中指断了一截，后长出来的椭圆形指甲顶在指尖。因为常年劳动，他手上的关节突出，指缝和掌心的纹路渍进了黑色的油泥。
在火柴厂工作了36年，7年前的事故是这位54岁的机修师傅最大的遗憾。
那天糊火柴盒的机器出现卡顿，为了检测故障，贺晓钟蹲下身把手伸进运行中的机器。这台糊盒机已经工作十年以上，经过多轮改装维修，他以为的安全位置被人重组。
伴随“咔哒咔哒”沉闷有力的声响，半人高的车床以每分钟115-120次的转速运转，拇指粗的钢铁推纸器准确打中他右手中指的前三分之一。他还没反应过来，“断下来的一截直接掉进了下边的机器里”。
“做了一辈子火柴，过去厂子那么红火那么忙的时候从来没受过伤，这些年越来越不景气了，反倒留下这么个遗憾。”贺晓钟记性好，也善于讲述，只是脸上看不出悲喜，语气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如今伤口早已愈合，新指甲在和机器摩擦间变得坚硬污浊。那台糊盒机被淘汰下来堆在四面露风的库房，他站在落满灰尘的机器旁边说“人嘛，能上能下。”
贺晓钟在检查刨片厚度。新京报记者逯仲胜 摄
火柴厂曾是遍地开花的企业，上世界八九十年代，带着红、绿帽子的火柴棒养活着全国130家国营企业背后的上万家庭。车间里三班倒的工人用汗水换得体面的收入，享受旁人的羡慕和尊重。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打火机普及、点火技术发展，顺应市场的“国退民进”口号在全国叫响。贺晓钟说，那么大的厂子“说垮就垮了”。
几经辗转，2007年他来到湖南常德火柴厂，这是湖南最后一家火柴厂。全国还有十家左右类似的私营厂子在逐年下滑的销量中勉力维持。
贺晓钟觉得，自己的一生就是火柴行业的一生，青年时一起努力爬坡，壮年达到繁荣顶峰，中年走上没落之路。他希望火柴能再坚持五年，起码让他到60岁能从这个行业退休，“那也就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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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实拍湖南最后一家火柴厂。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火柴还有人要啊？”
常德火柴厂距离常德市区半个小时车程，位于鼎城区石板滩镇毛栗岗村，村民种植花木为生。
厂子藏在林中，门口没有招牌，两侧的两间瓦房上都写着“商店”。其中一间的窗户用暗红色木板封住，竖着写了两遍：暂停营业1000天，落款是2015年。另一间也上了锁，店主中午晚上才来照看一会儿。
院子里几乎看不到人走动，只有车间的机器轰鸣传到百米之外，预告着这是一家仍在生产的企业。
电工刘子军常穿一件旧的发黄的蓝色工作服，时不时到车间转转，确保电路安全和电机运转。他八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常德火柴厂，正赶上改造生产线，提高机械化程度。老旧机器从倒闭的国营大厂收购回来，他连夜维修电机铺设电路。
一根火柴从划燃到熄灭不过几秒，从树干到成品火柴则要经过十四道工序、十数台大大小小的机器。
制梗车间的工人将直径40cm左右的树干削皮，架上机器刨片，送进长约14米、高3米的切梗烘干机。覆满黑色泥污的炮筒状机器一头吞入用作燃料的废弃木材，另一头瀑布般倾倒出细小、干燥、均匀的火柴梗。
把一根根圆木头削切成一捆捆薄木片。陈正军 摄
鼓风机把成堆的火柴梗吹进上药车间，四台连续机把成筐的火柴梗码整齐送进传输带，蘸上红、绿、黑色的燃料，烘干盛盘。火药味刺鼻，开机工和上药工的手套、口罩上粘满颜料和木屑。
对分切的火柴棒逐一进行挑选。陈正军 摄
厂房有4米多高，修建于2000年。墙上的腻子开裂露出斑驳的石灰墙面，烟灰、木屑和蜘蛛网互相覆盖。2012年的“车间质量指标和考核方法”贴在墙上，缺了大半张，右上角耷拉下来落满了灰。
火柴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连续机里出来的成型火柴进入装盒打包程序，码梗、理盒、装盘等细微的工作把60多个女工捆绑在有限的走动空间里。每天早上六点左右一开机，轰鸣声起，人就成了机器的佣人，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李阿姨是贺晓钟的爱人，也做了三十多年火柴。生意好的时候做过管理，订单下降、人员缩减，她又回到制盒、装盒车间。李阿姨干活利落，穿一件粉红色围裙跟着机器飞快地转圈。“我们这工作好辛苦的，每天像打仗一样。”她一说话圆鼓鼓的脸颊上总挂着笑。
她的工资按件领取，小盒摆进大盘，一盘250盒拿2毛4分钱，一天的基本工作量是400盘96块钱。女工们随手在墙上、废纸上记录数量，多的时候450，少的时候也有420。为了多拿工钱，她们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中午凑在工位上吃饭。
对于火柴厂的工人来说，累是好事，有活做才有钱拿。
广东人凌显海十八年前接手厂子的时候，大批国营火柴厂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中倒闭，他买下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地的十几个火柴品牌，从这个村间小厂向各地送货。
凌显海在广东做过几年火柴销售，后来转做物流，1999年偶然重回火柴行业，创办了常德火柴厂。
当时平均每年生产二十万件（一件指一箱一千小盒），工人最多的时候达到两三百人。如今年销量滑至四五万件，忙时也只有七八十人。“火柴的利润很微薄，现在每件还不到五毛钱。”凌显海说。
今年过年，刘子珍带了几包火柴回老家，朋友听说他在火柴厂上班，惊奇地问他，“真稀奇，还有人要火柴啊？”
对火柴头凃料并烘烤。陈正军 摄
“同是火中人”
贺晓钟跟工人们聊火柴工艺的时候爱用“我们厂……”来举例子，大家都懂他说的是湖南怀化的洪江县火柴厂。
1981年他高中毕业，进入父亲工作的洪江火柴厂当学徒工。“那时候我们名声大啊，跟外地人说洪江县他不知道在哪，说洪江火柴厂就都明白了。”
18岁的工人只有一个念头：把厂当家，努力工作。贺晓钟有文化，肯吃苦，很快当上了机械维修班班长。他到武汉参加全国范围的火柴机械工艺培训，和来自湖北、四川、贵州等多个省市的行业技术骨干一起钻研理论和技术。回到厂里他被提拔为车间主任，“我那个车间就有一百四五十人。”
和当时的其他国有大厂一样，洪江火柴厂有配套的商店、幼儿园、医院，作为双职工家庭，贺晓钟分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
工人们干劲十足，三班倒地服务不停转的机器。他们生产的火柴给千家万户带去光明和温暖，轻轻一划就可以生火做饭、取暖、点蜡、吸烟。1988年，销量逐年递增达到顶峰，外地来的进货员住在县城招待所，“进货的车就在厂里等着，卖得什么都不剩。”
厂里赚了钱购置了两台小轿车、八台送货车，一年四季变着法给职工发福利，冬天发鸡蛋、白糖，夏天发绿豆、西瓜。
对于二十多岁的贺晓钟来说，火柴不只是一个饭碗，更是一份事业，超越了单纯的物质层面，带给他巨大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云南同行到洪江火柴厂交流学习，他刻了块牌匾挂在车间：同是火中人，友情红似火。
90年代初，贺晓钟第一次见到一次性塑料打火机，这个将深刻改变火柴行业命运的小东西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那时还是液体打火机，靠打火石点燃，我拨了几下滑轮都没有打着。”他把“又贵又难用”的新产品扔在一边，又把火柴揣进兜里。
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吃饭也不离机。陈正军 摄
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民众视野，大小规模的私营火柴厂建立起来，以低廉的产品价格冲击国有厂家。火柴的单件利润微薄，销量下跌意味着国有企业将无力带动庞大的体系转身。
另一方面，打火机工艺在两三年间迅速发展，透明的花花绿绿的火机摆上柜台，火柴显得沉闷守旧。
贺晓钟记得转折来得很快，百货公司不再包销，眼看着库存积压起来。工人从三班倒转为两班倒再到一班倒，800人的企业到1995年只剩下400人。
“总觉得困难是暂时的”
常德火柴厂有六名机修师傅，他们来自东北、河南、江西和本省其他城市，吃住都在厂里，是骨干力量。
远离城市的厂区生活条件有限，紧挨着车库的一栋三层砖房就是职工宿舍。贺晓钟和爱人住在一个十平见方的房间，因为阴暗，四月份走进去依然觉得清冷。
他们在房间外的平台上摆了一排花盆，种着油麦、小葱、韭菜，旁边支了个案板算是厨房。每天中午十二点，贺晓钟用火柴把从车间拿来的废弃木料点燃塞进柴火炉，开始炒菜。
作为机修师傅，他的时间机动，有空做好午饭送给生产线上不停机的爱人。其他师傅都开玩笑叫他是“五好丈夫”，他也不答话，“出门在外，两个人不互相照顾还能依靠谁？”
每天中午贺晓钟都会做好午饭拿给流水线上的爱人。新京报记者杨静茹 摄
这不是贺晓钟第一次背井离乡。
1995年，洪江火柴厂开不全工资了，他和爱人月收入五六百块，儿子一上小学，“每个月还剩几天甚至一个星期就没有钱了。”他开始利用下班时间接点机修的零活。
有时候几个月攒出一点钱买一只鸡，拿回家先给儿子和爱人吃，贺晓钟就挑一点骨头和调料尝尝味道。
贺晓钟的爱人。新京报记者逯仲胜 摄
体面的生活难以维持，火柴的荣光熄灭，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动了离开的念头，远赴珠海打工，从事塑料加工。
“我一出广州站，感觉天塌下来一样，好茫然，话也听不懂，到处都是‘发展有限公司’，在内地挂的都是政府、工厂的牌子啊。”
在珠海待了半年，他接到老厂长的电话，希望他作为骨干力量能回去振兴厂子。广东一千块工资和回家四百块工资之间，他重新选择了火柴。“对自己的厂子有感情啊，总觉得困难是暂时的，能有尽头。”
厂里另外五位师傅与贺晓钟年龄相仿，经历类似，他们年轻时作为最精干力量创造过一个行业的鼎盛，人到中年轻易接受不了它的衰败。当成千上万的工人另谋出路的时候，他们辗转在一个个开张又倒闭的火柴厂之间，渴望再创辉煌。
全神贯注的机修工。陈正军 摄
江西的师傅曾经去过山东的两家火柴厂，关门了换一家，又关门了再换一家。东北的师傅一路南下，见证了火柴名城泊头的几家私营火柴厂逐渐消亡。
厂长凌显海不懂技术，眼盯着全国的行业人才，合适的时候不惜用高薪挖过来。这才有了现在几位师傅用好几种方言讨论工艺的场面。
“我现在是和火柴相依为命”
贺晓钟回到洪江火柴厂加入到股份制承包的进程中，这次除了生产，他也跑销售、配送，去过云南、广西、湖北、湖南的多个城市。
挣扎了将近十年，终于没能看到厂子复兴。2004年，洪江火柴厂停止生产，随后政府工作组进驻商讨破产事宜。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显示，2003年年末湖南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量超过37万。贺晓钟和爱人也将要加入这个行列。
“人总希望自己从事的行业能够红火、能够兴旺，做起来有一份自豪和荣誉感，但是企业搞成这个样子不是我们个人因素，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2006年，贺晓钟拿着每年四五百元买断工龄的钱，彻底告别了曾经带给他骄傲和尊严的厂子。
年过四十，他不想再过漂泊的生活，也没有心力重新开创一门事业，对火柴行业的感情从舍不得离开变成没办法离开。下岗后，他辗转省内两家小型火柴厂，2007年来到常德。
这里的师傅们从各地而来，据他们说，常德火柴厂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火柴厂，有四台上火药的连续机，也就是四条生产线，其他很多作坊只有一条。
火柴分类装盒。陈正军 摄
更稀有的是像他们这样的火柴技工，全国范围内顶多五六十人。他们自称“老火柴”。
“老火柴”每天打交道的机器都收购自倒闭的国有企业，这是最后一批机器了，国内已经没有火柴机械厂家，也买不到配套的零配件，修理故障完全依赖他们的双手。
“我现在是和火柴相依为命。”贺晓钟希望火柴能再坚持五年，“如果我到60岁能从这个行业退休，那也就完美了。”
火柴打包装箱入库。陈正军 摄
大多数了解火柴行业现状的人都有这种不安定感。当地摄影师陈正军两年前偶然知道了常德火柴厂，为了记录最后的火柴人，他跟拍了两年。
“这个东西真是有一天是一天。”他说，从使用角度看，火柴被淘汰不稀奇，“但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被保护。”他建议向文化产业转型，生产与旅游、礼品相关的文化产品。
这也是凌显海接下来扭转销量、提高利润的措施。厂子的现有客户都还是他多年积攒的批发分销商，大多销往云南、贵州贫困山区，或者供寺庙敬香点火。这两天，他正着手开设一个网站，开辟新的市场和销售模式。
贺晓钟乐于为厂长的计划出谋划策，他知道这很难，但可能是唯一的机会。“科学技术发展了，不可能再倒回去，我们只能尽人事。”
2008年，他最后一次回洪江火柴厂，厂子已经卖给房地产公司，工人们正在砸机器，他和凌显海从中买走几台。“挑机器的时候心里特别难受，那是我自己的车间啊。”
昔日几十亩的厂区萧条破烂、杂草丛生，“看着说不出的滋味”。他希望抓住哪怕一线希望延长火柴的寿命，五十多的人了，不想再体会那种心寒。
洋葱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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