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犟人”梁实：今年50岁，将第21次参加高考
梁实，被称为高考“钉子户”；今年，他将参加第21次高考。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文｜新京报记者罗芊 编辑｜陈薇
校对｜郭利琴
►本文全文共3985字，阅读全文约需8分钟
5月13日晚，四川成都。梁实坐在一家大排档门口吃饭，一位食客放下筷子，越走越近，拉起板凳一屁股坐在他旁边，“你是不是那个，最牛高考考生，梁实，你就是”。
看梁实轻轻点了个头，这位食客有些激动，赶紧在裤腿上擦了擦自己的手，大喊“我见到真人了，能不能和你握个手”。
接下来的十多分钟内，这位名叫黄国富的食客准确地说出了梁实的各类信息——“你年纪比我还大”、“目标是川大数学系”、“去年考了453分”、“你儿子大学毕业了你还在考”……
黄国富每年都看梁实的报道，“回去我就要和娃儿摆（和孩子说），你执着、执着、太执着了”，他一口气说了三个执着，说到激动处，站起来，给了梁实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从2006年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开始，梁实成了许多成都市民熟悉的高考名人。有时候，他过马路能碰到公交车司机打开窗户说“梁实，你慢慢走”，还有人在他吃饭时过来问他要签名，要带回去给孩子“励志”。
今年，高考“钉子户”梁实将参加第21次高考。这是他的执念与信仰：“上大学是我一生追求的事业，为什么有人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攒钱买一栋房子，我不能花一辈子时间考个好大学呢？”
黄国富和梁实握手，说自己是他的粉丝。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第21次高考
成都市金牛区某茶馆内，梁实有自己的专属座位“A卡1座”，茶杯上挂着VIP353号的专属吊牌。他还给自己准备了一盏台灯，存了一个箱子，里面有维维豆奶、藕粉和麦片。
他右手举着一本《理综高考预测》，左手垫在后脑勺下方，袖子和裤腿卷起至关节处，累了就踢一踢腿——整个下午，除了擤鼻涕、翻书和上厕所，他几乎没有动过。
有姑娘在他隔壁茶座打电话，“怎么不回我微信，我还以为你死了”，服务员都笑，梁实头也不抬。
他每天早上九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回家，茶馆经理调侃他“梁哥，你考勤比我打得好”。服务员过来添茶水，瞄一眼他的资料，问“这是双曲线吗”，他眉毛展开，“对对对，你懂得还挺多”。
茶馆是梁实第二个家。小时候他跟着父亲喝茶，长大了习惯在茶馆谈生意，一个人在家里根本呆不住。
梁实在茶馆复习。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去年，有人建议他，考了快20年还没考取，要不去学校复习试试，他狠下心去了。
49岁的梁实，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和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起啃复习资料。教室里没有空调，格子衬衫总是被汗浸湿变成深褐色，他喜欢看答案不喜欢做题，“整个人好难受”，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就完不成。
今年，梁实说什么也不去学校学习了。
不过在去年，他考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453分。从前，他总考三百多分，朋友喊他“梁三百”，这一次，他的外号升级了，变成了“梁四百”，首次达到二本分数线。
梁实并没有填报志愿，“一定要一本大学，不然我都不想去读”。没有高考资格时，他参加过一次成人高考，被南京林业大学录取，也没有去读。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20天，梁实聊不到五分钟，便要清一清嗓子。这是近五六年开始出现的毛病，一临近高考，他的身体就会自然上火，口水里带着红血丝，“可能是精神上比较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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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高考“钉子户”梁实第21次进击高考。新京报“我们视频”出品
5个孩子，没有1个大学生
在同学毛树林的眼中，梁实是从小被人羡慕的孩子。
梁实虽然生在农村，但父母都是教师，全家人吃“商品粮”。许多农村孩子打赤脚上学，半夜饿极了抓起生米就着凉水就往嘴里塞，梁实家里有粮票肉票，有胶鞋穿，每个月能吃上肉。
同村其他孩子的父母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齐，但梁实的母亲会订《红领巾》等少儿刊物，幼时的梁实看了爱迪生、牛顿的故事，觉得他们都是有知识的人，很羡慕。
同学记得的是光鲜，梁实记得的童年则有些心酸。他出生那年，父亲被划为“右派”，母亲独自抚养5个孩子长大。
家里虽然有粮票肉票，但母亲工资不高，每次去买东西都要借钱。放学后，母亲还要去田里挖地，星星出来了还回不了家。因为买不起柴火，五姐弟一放学就要去山里捡柴，走在路上，梁实看到哥哥的脚在打颤，背上勒出血痕。
他记得，哥哥是全校第一名，但哥哥小学毕业便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失学了。母亲只要一提起这事，就要掉眼泪。后来哥哥参军、转业，小学文凭的哥哥，再也没机会重返校园了。
梁实排行老四，从小就是犟脾气。
8岁时，他听说十几公里外的村庄有人放战争片，一定要去。母亲担心他太小，没办法独自摸黑翻越十几公里山路，他晚饭都不吃就往外跑。看完电影后，一进家门被一顿暴打，他不后悔。
上高中后，他非常不爱写作业。物理老师第一次检查作业，全班就他一个人没有做，老师让没做作业的同学站起来，他不站，一个一个点名核查后，被罚站了一节课。
就这么，梁实一路贪玩，到了高考，不出意料地落榜了。此后，梁实在父亲的建议下重读高一，没有考上，第三年，梁实又坚持复读了一个高三，再次落榜。
三次落榜后，失落又自责，梁实懊恼自己的贪玩，但家里条件已经供不起他继续念书了。
最终，这个被公认为“知识分子家庭”的5个孩子，没有一个上过大学。
他学生时代的好朋友们，有人去了厦门大学，有人去了西南财经大学，有人去了四川师范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大学生的名字在整个公社都传开了，朋友们围坐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
“我不喜欢和他们聊大学，聊得我都没说话了，他们都没发现，你说我是嫉妒还是自卑呢？”梁实低下头想了想，叹了一口气，“我觉得是有一点自卑，我又不想承认”。
如今，梁实的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在成都安享晚年。他总是想，如果有机会读大学，要第一个告诉妈妈，妈妈这么多年很辛苦，得让她高兴高兴。
百分之百是我对
连续三年高考不中后，他看到一位同窗好友因为家里穷，只复读了一年便去打工，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也听从家人安排开始讨生活。
卖电视、卖冰箱、卖五金，他从最简单的活儿干起，做过胶厂推销员，干过服装生意，机缘巧合下，他借了老板8万块钱开始做板材生意，从此发了家。
哪怕是在做生意时，他的犟脾气一点也没改——尽管有时他也觉得“有可能是错的”。
他做服装生意去进货。之前妻子交代，有些款式不要买，他觉得有道理，但挑衣服时不知道哪来的直觉，果断买回来了，结果降价也卖不动。
哪怕是和朋友们一起喝茶吹牛侃大山，都要争个赢。他们争论的主题包括，新东方创始人到底是“俞敏洪”还是“俞洪敏”？巩俐他爸到底是教授，还是工程师？
偶尔争到肚子饿了还没有赢，梁实最后喊话“百分之百是我对”，然后怒气冲冲回家睡觉。
梁实也承认，自己认准了的事情，谁也劝不动。
梁实的准考证。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一次，他看到服务员没戴手套切水果装盘，无法接受，“那是要直接送入口中的东西，怎么能直接用手接触？”，服务员嘟囔着“淘米洗菜不也要用手吗？”梁实气极：“淘米之后还要加工啊，水果直接就端上来了，这就好像你不穿衣服就出门和穿衣服出门能一样吗？”
“见了棺材也不流泪、想达到目标但是行动起来怕吃苦，第三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看法。”梁实用这样三个词语形容自己。
每天喝茶、摆龙门阵（聊天）、打牌这样“极致快乐的生活”，在2001年戛然而止。这一年，教育部取消了高考“未婚、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五周岁”的限制。
梁实坐不住了。以前，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高考，玩起来心安；现在有机会了，“心里不自在，时不时觉得好烦，越接近高考越不高兴”。
他从书店买来参考资料，拒绝朋友们打牌的邀约，坐在茶馆看书，一看就是16年。
后来，有做生意的朋友批评他“乱整、疯了”，他都说，“闭嘴，你档次太低，我不跟你谈。”
夜晚十一点，梁实还在学习。新京报记者罗芊 摄
高考钉子户
梁实今年50岁了。银色须发一茬一茬往外扎，爬满头顶和胡茬，眼睛下面总挂着一双一元硬币大小的眼袋，进考场前，经常有保安追着他喊：“家长不要进！”
第一次参加高考时，他只有16岁，那时的他，倒八字眉毛下瞳仁清澈，有棱角分明的下巴。
最近几年，他常常感觉到自己老了。
现在都是网络报名，梁实不会操作电脑，每年都是拜托别人报名，让记者帮忙查询分数。
对于上高中才接触英语的梁实来说，英语试卷的词汇量越来越大，从前看阅读理解，感觉简单得像“小孩看的故事”，现在的阅读理解专业术语很多，更像在看“生涩的科技文”。
最直观的感受是，现在的考题量太大了，现在的理综卷子几乎没有反应时间，他不爱像在校学生那样刷题，总是大片大片做不完。
遇到不会写的单词，梁实会在草稿纸上抄写。新京报记者王嘉宁 摄
“如果你一直这样只看题不做题，到60岁还没有考上，你能接受吗”？在茶馆里，记者问他。
“不能接受”，他停顿了一会儿，马上反应过来，“你也觉得我考不上是吗”？他的眼神黯淡了几秒，不一会儿又亮了起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还是相信我能考上的，是的，我能考上”。
更熟悉梁实一点的朋友会直接说，“他有点瓜”。他们总是规劝他，既然想要考大学，还是得做题，光看答案总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只有做题进步比较快。
梁实做不到，他感觉痛苦。多年的学习习惯让他没有办法放下参考答案，记者尝试着让他掐好时间，用120分钟完完整整地做一套试卷，他一听便连连摆手，“这绝对、绝对不行”，他一连说了两个绝对，“谁来逼我都没有办法，只有在高考考场上，所有人都坐着考试，我知道不可能依赖答案了，我才能做题。”
这种焦虑他几乎找不到人倾诉，家人现在根本不想和他聊起关于高考的一切。
2006年，梁实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那时，妻子还挺支持他的决定，觉得他在追求自己的梦想，只要不影响生意，看书总比打麻将要好。
一次次落榜后，妻子觉得丢人，回避所有媒体，在家一看到有关他的新闻就换台，“你悄悄考也就算了，还要到处跟人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考得不好”。
在近十年的采访中，每次高考前，梁实都说“我有信心”，考完试后说“又考差了”，确定分数不理想后便说“好好复习，明年就会成功”。有人调侃他是成都的“高考吉祥物”。
他很少看关于自己的新闻，只说，上大学是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为什么有人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攒钱买一栋房子，我不能花一辈子时间考个好大学呢？”
五月的一天，夜里十一点多，梁实走出茶馆，路灯昏黄，洒水车刚刚开过，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味道。走着走着，他指着高架桥上的爬山虎说“这个小草还挺好看的”。
他的神情中透露出一种轻松，眉间拧着的川字型皱纹也舒展开来，“如果今天我没有学习，而是和他们去打麻将了，我真的会好内疚、睡不着”。
现在，他一步一步慢慢走回家，说自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特别好。
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载史册。
那一年，570万出身不同，从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人共同走进考场，参加中断了10年的高考。27万人走进了大学，他们的命运就此改变，中国也由此悄然改变……
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毫无疑问，最初几年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他们是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一个制度走过了四十年，当它形成一种既定模式之后，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恢复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高考本身，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潜移默化地在心里种下了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荣与梦想。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大学所接受的新思想构成了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造就了他们对之后人生的态度。
值此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京报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我的高考”，从每个个体的人生经历出发，追寻他们的人生道路，探寻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命运转变。每个人虽然渺小，但把他们的经历结合起来，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国改革发展史……
文／新京报记者宋晨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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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说，没上过大学的人是残废，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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