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源里的人间烟火
过道两边到处挂着中英文对照的食物标签。人们听从胃的召唤,钻进琳琅满目的店铺里,也钻进向往更好生活的欲望里。
9月28日,三源里菜市场入口处停满了电动车和自行车。
文|新京报记者陶若谷 编辑|苏晓明
摄影|新京报记者陶冉 校对|陆爱英
►本文约4728字,阅读全文约需9分钟
三源里菜市场比北京城醒得早。
9月27日,离十一长假还剩三个工作日。清晨6点,天光微亮,气温降到8度。三环路还没开始堵车,200米左右的菜市场主干道两侧,摊位上陆续亮起灯光。
白色塑料箱盖子一打开,澳洲龙虾立刻探出两只须子,像伸了个懒腰。肥猪的身体被横向切断,皮朝下,躺在一米多宽的案板上。新鲜的罗马生菜最外层的叶子沾了水,由于担心被氧化,被毫不留情地掰掉。
九个月身孕的老板娘推着独轮木板车路过海鲜摊子时,被卸货的伙计挡住,她喊着让一让,但声音淹没在咣咣的凿冰声里。三元桥附近一家国际幼儿园的赵老师不到7点就来了,她挑了一袋冰鲜龙利鱼,准备给孩子们做午餐。
”没收的赶紧往里收了啊!“ 管理员大叔迈着四方步检查市场秩序,左手搓着两个核桃,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9点之前,所有商户必须清理完自己的摊子,留出两米多宽的过道。
过道两边到处挂着中英文对照的食物标签。人们听从胃的召唤,钻进琳琅满目的店铺里,也钻进向往更好生活的欲望里。
9月28日,三源里菜市场内部环境很整齐。
“老外”的主场
安迪进了一家调料店,对着手机里长长的购物清单,一边嘟囔一边找。出了调料店,又拐到隔壁的菜摊上。
这里不像菜摊,倒像个园艺摊。五个胡萝卜缨子绑在一起挂在墙上,像女孩橘红色的刘海,头顶扎起绿色的辫子。南瓜比拳头还小,黄绿相间,五六个一组装在透明塑料盒里。
“Cucumber(黄瓜),arugula(芝麻菜),spinach(菠菜),onion(洋葱)…. ” 安迪一连蹦出四个英文单词。话音刚落,菜摊大妈就把这几个菜挑出来,称上重量,一共56块。安迪又拿出手机,对着墙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支付完成。
店主在整理采购回来的海鲜。
菜市场往西1.7公里是澳大利亚使馆,往东1.7公里是法国使馆,亮马桥外交公寓隔着东三环,和菜市场朝夕相对。
安迪住在东三环的京广桥,家里阿姨经常来这里买菜,但这天是他女朋友的生日,他要亲自下厨。
“今天晚上对我非常重要,万一买错了可就坏了。” 安迪眨眨眼睛,笑了一下,然后弯下腰把刚买的菜全部塞进运动背包,塞得鼓鼓囊囊。他要做一道汤,把面包挖空当成小碗,再把汤倒进去。
安迪今年35岁,来自美国丹佛,七年前来到北京,主要做好莱坞娱乐产业的国内引进、投资和发行。在他眼里,自己和其他美国人一样,都属于“北漂”。
9月28日,三源里菜市场。店主与外国人用英语交流。
“外国人在北京的圈子不大的,一个人知道这个菜市场,基本大家就都知道了。” 他正说着,就在菜市场碰到了一个写剧本的老朋友。两人寒暄几句,继续各买各的菜。
上世纪90年代,这个菜市场就经常有“老外”买东西。一个商户记得,当时外国人给她一张5块钱的外汇券,自己都不敢收,怕花不出去。后来有人拿5块钱人民币跟她换,她才知道外汇券更值钱。
来中国旅游的法国老太太很喜欢这个菜市场,她说比巴黎的还要干净,只是有一件事她觉得不能理解,“这么干净的菜市场,为什么有人在地上吐痰?”
安迪路过水果摊,看见一种名叫“阳光玫瑰”的日本葡萄,比新疆葡萄的绿色更温和,颗粒更大,用浅咖色纸托着,看上去很好吃。他一问价钱,80块一斤,皱了皱眉头,“太贵了”。他又尝了尝“无籽露”,觉得不错,才15一斤,买了一袋子。
市场对面的水果超市里,“无籽露”只卖6块9,而“阳光玫瑰”标出的价格是39一斤。安迪并不关心,三源里的水果摊老板也不关心,“就算同一个品种,品质也不一样,我们这儿都是好的。”
安迪喜欢把蔬菜和肉全都放到锅里,加点胡椒,再加点酱油,炒着吃。对于中国菜,他觉得川菜太油、上海菜太甜、湖南菜又太辣,相比之下,最喜欢吃东北菜。想了两三秒钟,又摇了摇头,“酱汁太多,还是不好,太咸。”
不过,安迪现在已经很少来这里买菜。
“有一个APP叫什么,我忘了,很方便,买了直接送到我家里。” 他觉得中国人很厉害,不管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手机都玩得很溜。他的妈妈不会用iPhone,“什么APP,她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每年圣诞节他都会回美国,如果不回去,他的妈妈要气死。安迪说,在北京,每一天都是新的,这里很好玩。但从内心层面,他始终觉得,我来这里工作,但这不是我的家。
买完所有的东西,他用滴滴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回去做饭。
“谁也不知道在北京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也许明天就回美国,也许十年后。”
市场内的很多商品都有英文标注,为外国人购买提供便利。
骨灰级 “玩家”
下午三点,亮马河饭店的大厨StevenChueng 来菜市场补货。
他50多岁,广东口音,白色厨师服上衣左上角的圆形徽章上写着“Chaine de Rôtisseur”(法国国际美食协会)。他挑鱼的时候,不会凑到缸子跟前,而是在一两米外观察上两三分钟,大肚子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看完这家,又到另一家看,最终挑了10只梭子蟹和2条鳜鱼。
这是今晚客人预订的菜,饭店已经没库存了。几个海鲜摊主都认识他,但并不怎么招待,“他肯定就买他想要的,咱哪知道是啥?”
Steven接过塑料袋,手里的电动车钥匙被欢蹦乱跳的鱼溅上了水,他甩甩手,从后门出去了。
李师傅的肚子也不小。每天中午吃完饭,他从通州家里坐上810路公交车到土桥地铁站,再换乘两次,到澳大利亚公使家去做晚餐。
他轻车熟路地从店家冰柜里拿出三块227克的安佳奶酪——一款产自新西兰的含盐黄油,1分钟不到就买完了。18块钱一个,一共54。
李师傅是个老北京,供职单位是外交服务局食品预备组。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了《末代皇帝》剧组,在北影制片厂里给一个参加演出的意大利人做饭,就这样变成了意大利人”御用“的厨子,后来进了使馆。
“我每天就管一顿饭,周六日休息。他们早起吃面包奶酪,中午也经常凑合吃,晚上孩子回来,诶,我就给他们做顿好的。” 他在这家店买了十多年,“哎哟,这小姑娘服务态度特别好。”
他说的小姑娘今年已经42岁了,名叫袁美荣,是这个摊位的老板。
十来年前,她花了1万5千块钱盘下这个摊子。刚开始只卖牛奶,她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变成专门卖全世界各地乳制品和调料的门店。现在摊子紧俏,有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花钱都进不来。”她打心眼儿里感谢李师傅这批老厨师。
“最开始他们过来找,有这个么,有那么个?我都没听说过,就找供货商去问。货的好坏都是他们用了之后告诉我,下回别买这个了啊,这个不好。我哪儿懂啊?我八百辈子也用不上一回这些东西。”
35号店铺,“袁姐”用英语与前来购买奶酪的外国人交流。
在市场里她被称呼为“袁姐”,店里总是人头攒动。有人买香芹片和罗勒叶,她猜可能要做土豆泥;有人来找烟熏火鸡胸、火腿,她估摸这个女孩子在减肥,就切成1毫米的薄片儿,可以配上煎蛋当早餐。
袁姐说,最开始外国人最常出入这里。这两三年,中国人来买洋货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
“我很少在这儿买东西,我们菜市场挺贵的,我上早市。”
三源里菜市场,整个货架上摆满了各国的调味品。
“要想卖东西,先得会买东西”
9月底,正是刘婷的海鲜摊儿最忙的时候。
“你这三文鱼有能给人吃的吗?” 一个戴眼镜的大哥出现在摊儿上。刘婷一见他就笑,赶紧跟伙计说,“给大哥切好点儿啊!”
大哥回一句,“净是假招子。你那刀消毒了么?我那日本西瓜,你怎么不给我切好点儿呀?”
大哥掏出手机,找出一条几个月前发的朋友圈。照片里,一个方形西瓜长得特别漂亮,切开两半,露出中间浅黄色的瓤,生的。大哥配了文字:“上了日本鬼子的当了,八嘎。卖水产的卖给我的西瓜,名副其实的水货。”
海鲜店卖水果,用三源里菜市场的行话,叫“串货”自从买了那个日本西瓜,大哥每次来都要损她几句。
“我不来,你这儿该关张了吧。”
“那你怎么老来?”
“我用行动感化你啊。你这三文鱼,我回去喂流浪猫,猫回头要再病了,还得带猫治病去。”
你一言我一语的功夫,伙计已经把鱼片好了。这个小伙子19岁,刚来刘婷的摊儿上一个来月。不杀鱼的时候,他带着白绿相间的胶皮手套,把张牙舞爪的螃蟹绑起来,平均一分钟绑一个。橘色绳子是母蟹,蓝色是公蟹。正绑的时候,小伙子突然一个甩手,一只3两左右的螃蟹飞到两米外的台子上——“抢救!”
他摸了摸螃蟹眼睛,发现不太动了,就让同伴赶紧放到水族箱里“抢救”。这是张佳教他的,“要想卖东西,先得会买东西。”
凌晨3点,花家地。张佳从家开车前往京深海鲜批发市场进货。
张佳是刘婷的老公。凌晨3点,他出发去海鲜批发市场进货,在那儿有相熟的供货商。
张佳走得很快,普通人要一路小跑才跟得上。但是到了挑货的环节,他又慢下来。别人拎起一兜子就走,他蹲在那儿一个一个挑。轻轻掰开一点点大闸蟹的肚子,透明的黏膜后面,隐约能看到淡黄色印痕的,就是满黄。这样的放进白色塑料桶带走,剩下不要的,放进蓝桶。
9月28日凌晨4点,京深海鲜批发市场。张佳趴在鱼缸边挑选帝王蟹。
上午九点半,刘婷在摊子上快要气炸了,因为张佳还没回来。
三个小时前,最早出摊儿的一家已经把凿好的冰块放到盒子里压实,铺在底下,大闸蟹依次摆放,码成小山。最大的花蛤先挑出来,给预定的饭馆装箱。
“你说说,全市场有他这样的么?” 刘婷梳着马尾短辫儿,这个90后已经是两岁女儿的妈妈。
张佳将采购回来的海鲜整理好摆上店铺。
两代卖鱼人
张佳终于回来了,满载而归。
他从超大号的厚袋子里掏出六只帝王蟹,摞了一米多高,摊子一下子热闹起来。两个女孩子拿起相机,在帝王蟹旁边摆拍合影。
顾客手持新鲜螃蟹拍照。
右手带玉镯的大姐又来买东西了。两斤半象拔蚌,两只澳洲鲍鱼,一只三斤七两的龙虾,再搭配一些生蚝,这是为晚上朋友聚会涮火锅准备的食材。刘婷在手机里算好了价钱,“姐,你看真是个好数儿,3456(块钱)。”
大姐住在离市场不远的东湖别墅,也是刘婷的老顾客。象拔蚌刚上称的时候是2斤7两5,“给我算2斤半吧。” 刘婷瞪大眼睛,市场价两三百一斤,差2两就差60块钱。张佳站在一边儿,”行,给你吧。” 刘婷瞪他一眼,“二货。”
几分钟后,象拔蚌一直往外喷水,秤上的份量一点点减轻。“再喷一会儿,连2斤半都不到了,还是你老公会做生意。” 大姐笑道。
刘婷说,很多人光看见海鲜贵,以为是多大的生意,可成本高,风险也高。帝王蟹死一只就得打五折,这都是要赔进去的。前两天,张佳刚和三个小伙伴消灭了三十多只梭子蟹,“没办法,死了。” 海蟹刚死的时候还能卖,但再过两三天就搁不住了,只能自己吃。
刘婷其实不算海鲜摊儿真正的老板,她的妈妈米珍才是。米珍是三源里菜市场的第一批商户,算是这里的”原住民“。1991年,米珍姐姐的鱼摊需要帮手,23岁的她就和老公一起从河北冀州过来,那时刘婷才刚出生。
“那时候菜市场是我们老百姓的,现在可买不起了。冬天韭菜要卖到15块钱一斤,谁去那儿买啊?” 住在对面顺源里的刘奶奶,1984年就搬到这个小区。她记得当年,市场是完全露天的,连个棚子都没有,“他们(商贩)确实吃了不少苦。”
北京的冬天,米珍在外面一站就是一整天。两只手始终离不开冰冷的鱼池子,捞完鱼杀鱼。那时候还是铁杆儿称,手指头一碰马上就冻上,粘住拿不下来。中午吃带的干馒头,再从隔壁卖菜的那儿揪一根大葱。没水喝,只能到对面儿粮店,趁人家不注意,喝一口自来水。
望京一个老小区的三居室里,米珍伸出手,灯光下还能看到深色的印子,是当年生下的冻疮。这里是她租的房子,住着全家上下包括伙计,一共十口人。
“没想过会在北京长待,这么多年也一直没买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让我们干了,就得回老家去。”现在市场好了,但对于偌大的北京城来说,米珍一家还在漂着。她想再锻炼女儿女婿几年,再把生意交给他们。
“做这行生意的都是老江湖,他们还太嫩了。不过说实话,现在淡水鱼不行了。” 她觉得张佳挺能干,她家不是市场里第一个做海鲜的,但海鲜这条道儿张佳一脚一脚蹚出来,现在做得不错。
刘婷有一次和张佳去商场吃饭,路过一家她喜欢的品牌,见很多顾客穿,也想买一件。她进去看了一眼价钱,就出来了。她喜欢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张佳觉得自己也可以当男主。
刘婷打断了老公的畅想,“收摊儿了,快摆螃蟹吧你。”
有人问刘婷的女儿,你妈妈干啥的,“卖鱼”。你爸爸干啥的,“卖鱼”。你长大以后想干啥,“卖鱼。”米珍朗声大笑起来,“她可不能卖鱼,以后也用不着她卖了。”
晚上7点,三源里菜市场准时打铃。刘婷一家收拾完铺子从市场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刘婷抱怨过,一天到晚连太阳都见不着。
回家路上,张佳开着金杯,和12个小时前一样,又堵在三环路上。刘婷坐在后面,蓝色胶鞋泡在湿漉漉的地上,她坐在明早装鱼虾蟹的篮子中间,打开手机音乐播放器,放了一首《远走高飞》——“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
(文中刘婷、张佳、米珍为化名)
洋葱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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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讲你家附近菜市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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